古文字学界“学术八卦”细品

    近些年，古文字学显得很火。先是国家社科基金专门设立以古文字与出土简牍文献整理研究为首要内容的“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随后2020年初，教育部发布文件实施“强基计划”，文件明确将“古文字学”纳入本科招生；2020年11月，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推进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的开展。这些官方层面的措施，促使社会层面对古文字学的关注度也持续高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古文字学都属于非常“小众”的专业方向，甚至在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都找不到它的存在。随着古文字学进入大众视野，相关的话题也翩然而至。其实，在受到大众广泛关注之前的古文字学界，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学术圈子，但同样也流传着不少逸闻趣事与嘉言隽语，或名之曰“学术八卦”，仔细体悟之，颇有指点迷津的功效。现择取其中一些可为今日古文字学界尤其是初入门的学生借鉴者，排比解析如下，聊供同好诸君一粲的同时，或许对于初学古文字者寻找学术门径也不无裨益。

    也就是说，本文将聊一聊古文字学界的“常言”与“反语”。“常言”是取“恒常之言”的意思，和“常言道”的“常言”差不多；而“反语”并非单纯的“说反话”，实是取“反思之言”“从反面看问题”的意思，和唐人赵蕤《反经》之“反”类似。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一方面对现今的古文字学界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又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进行反思，以免贻误后学。所列诸条，如果能够找到或记得出处的，则予以标注，以免掩人之善；反之，则不标。因所记多属耳闻，与事实容有出入，读者以“野史”视之可也。

    （一）据说，有人问章太炎先生，其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却回答说，自己是“医学第一”。章太炎看了些医书，就自认为医术高明，早年喜欢给人开药方治病，号称是从古医书上学来的“古方”，而拿到药方的人却根本不敢按方抓药来吃。无独有偶，以古文字学尤其是甲骨文字考释名家的于省吾先生，也曾自称“桐城派”古文写得好，远在自己的古文字学水平之上。而于省吾先生早年行世的《未兆庐文钞》，后来却罕有提及者。

    个人的体会是，前辈学者在某个领域打通之后，往往就积累了足够的“学术自信”。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集中精力打通一个领域，获得足够的“学术自信”，似乎也很有必要。

    （二）唐兰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学古文字的人）是“罗王之学”的传人，“罗王之学”是被“章黄之学”革出教门。——当年，很多人都以为，“章黄之学”才是古文字学的正宗。（李零先生）

    这也许是在古文字学的初始阶段，古文字学界的认识。随着古文字学研究的深入，现在即便是“章黄学派”的学者，好像也没有人轻易忽视古文字材料了。

    （三）于省吾先生壮年时曾化用前人之联“书不读秦汉以下，志常在山水之间”，自撰联语云：“书不读秦汉以下，志常在名利之间。”于省吾先生生前确实有追求名利之举（参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看《杨树达日记》和《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当年也是常常有意寻找时人夸赞他的话，写入日记（刘刚兄）。

    学术研究有时候也不能完全脱离功利目的。任何人都有虚荣心。这些“身外之物”，有时候也可以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动力”之一。

    （四）于省吾先生主张古文字考释应“以形为主”，明确反对杨树达先生提出的“屈形就义”原则（参《甲骨文字释林序》）。

    今天看来，两种理论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杨树达先生提出的考释古文字“屈形就义”原则，如果从考释古文字要重视辞例限制的角度来看，自有其理论价值。于省吾先生当时面对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其辞例限制大都比较薄弱。因此，当时考释古文字，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以字形分析作为主要出发点，很难借助于辞例限制条件。然而，随着出土战国简帛文字材料的增多，辞例方面提供的线索大为增加，加之简帛文献中存在不少抄写方面的讹误和不经意间造成的非常变化，导致仅仅依靠字形分析难以解决释字问题的局面。此时，就需要我们立足于文义上提供的线索，借助于辞例限制来“定字”，从而做出正确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根据上下文能够判定字形有误，“屈形就义”当然是正确的选择。

    赵平安先生曾指出：“有些字形体相近，仅从字形上看，可以释为甲，也可以释为乙，必须根据文例来进行确认”；“对于文字释读来说，字形当然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当字形上难以判断的时候，文例便成为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种论述，显然是在辞例限制条件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才产生的。

    总而言之，古文字考释，其实是一个综合分析的过程，古文字材料本身提供的所有线索都在考虑之列。早年古文字材料辞例限制缺乏，故于省吾先生强调“以形为主”；当辞例限制增多时，杨树达先生提出的“屈形就义”自然也是可取的。

    （五）于省吾先生门下学生，在古文字学界大都成就斐然。网上曾经流传有一张于省吾先生给学生讲课的照片，学生包括何琳仪、黄锡全、吴振武、汤馀惠、曹锦炎，这些学生后来皆成为学界名家。对此，学界多认为于老擅长培养学生。其实，私下听说过，于老早先曾经招收过两个工农兵大学生，最终是将学生劝退了事，并没有将他们培养成才。

    这个例子或许可以证明，学术知识的传授确实是要看对象的。当学生心不在焉，或者有其他影响个人生存状态之事时，恐怕他们是没有心思进行学术研究的。孔子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我现在比较倾向于黄怀信老师的解读意见，“儒”是“师儒”之意。这句话是告诫子夏，要把六艺等知识技能教给贵族阶层，而不要教给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土里刨食，是用不到那些知识技能的。

    （六）黄锡全先生是于省吾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当年招生面试时，正值曾侯乙墓考古发掘不久，因黄锡全先生参加了发掘，面试时便让他介绍一下发掘情况。结果，黄锡全先生讲得长了些，而规定的时间已到，参加面试的导师便不再问其他问题了。这样，整个面试就变成了黄锡全先生讲述考古发掘情况。（何琳仪老师）

    现在，招生程序日趋严密，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了。这件早年间的招生轶事，体现出前辈学者对学术信息的关注，现在仍值得仔细回味。

    （七）于省吾先生曾经评价过很多古文字学者。当时的中青年学者，于老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裘锡圭先生，一个是李学勤先生。（黄德宽先生）

    如果所记不误，于老对李先生的评价是“聪明”，对裘先生的评价是“勤奋”。李先生的聪明是天生的，先天优势不可学，故门下弟子各得一端，几乎没有哪一位的学术路数或风格与其类似。学生学术风格各异，自成路数，颇有“夫子之门，何其杂也”之感。裘先生的勤奋可学，且学术系统谨严，畛域分明，易于授受，故门下弟子在风格路数上多有与其类似者。

    又，在文章风格上，李先生拥有“博大”气象，相关领域都能急就成文；而裘先生体现出“精深”风格，条分缕析，论证缜密。如果以诗人类比，裘先生属于“苦吟诗人”，李先生属于“行吟诗人”（取其字面意思，指走着路就把诗写出来了）。（袁金平兄）

    （八）何琳仪老师本科时，曾经随孙常叙先生问学。读于省吾先生研究生之后，也经常去东北师大旁听孙先生的课。有一次，何老师在于老面前，极力称赞孙先生讲的课如何如何精彩，于老很不高兴地蹭了他一句：“那你跟他学去！”（曹锦炎先生）

    现在的导师带学生，不会担心学生去旁听其他老师的课程，而是会担心学生直接不想上课，心思根本不在学术研究上。

    （九）多次听何琳仪老师说过：音韵学属于口耳之学，自学起来很困难。

    个人后来理解，虽然自学困难，但音韵学也是可以自学的。曾经和蔡伟老师交流过，蔡老师说他的音韵学知识，就是读了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小册子自学而来的。

    （十）何琳仪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旁听生理论”：正式上课的学生，后来在此领域不一定能做出成绩；而旁听生，有时候反而能做出很大成绩。——何老师当时举的例子，是曾随他旁听的冯胜君老师。

    这种现象大概很容易理解。正式上课的学生，上课时或许老是想着如何考试过关，关注点常常不在知识本身，反而会影响到对课程内容的吸收；而旁听生过来旁听，肯定是有兴趣者，后来自然更有可能做出成绩。现在的古文字学强基计划招生，要强调学生对此领域感兴趣，这是很有道理的。

    以上拉杂之言，多非庄语，倘能对于初学古文字者有点滴启发，是所望焉。

    ——记于《甲骨文金文导读》出版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