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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9日，我坐在从北莱茵回巴伐利亚北部弗兰肯地区的火车上浏览新闻网页，不经意间看到了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2023）博士去世的消息。这天波恩下着小雨，而纽伦堡、菲尔特（Fürth）和埃尔兰根（Erlangen）则下了雪。一位历经纳粹时期的流亡、战争和集中营的残酷，冷战以来世界的风云变幻，并且积极为之奔走呐喊的政治家，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离去。
那天晚上临睡前，我看了巴伐利亚电台（BR）的新闻，才知道基辛格——这位弗兰肯犹太人的故乡是在纽伦堡和埃尔兰根之间的菲尔特。他曾在2023年5月10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来过一次家乡。第二天在酒店用早餐的时候，我看到当地的《纽伦堡讯息报》（Nürnberger Nachrichten）上刊登了一篇纪念这位弗兰肯地区出生的政治家的文章，进一步了解到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与家乡的关系。
基辛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菲尔特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全家成功地逃离了德国。2023年，他的“寻根之旅”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六十甲子一轮回”——跟中国人的60年不同，对基辛格来讲，他的一个甲子是整整100年。
基辛格去世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1956-）在给基辛格家人的慰问信中写道：“基辛格于今年5月在巴伐利亚州的菲尔特——他的德国故乡——度过了100岁的生日。这个曾经将他赶走的国家又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与感动。”
基辛格于1923年5月27日出生于菲尔特。我在离开埃尔兰根的前一天，特地到位于马蒂尔德大街23号（Mathildenstraße23）那座他出生的转角公寓楼前看了看。楼的主体是三层建筑，砂岩立面、平山墙，转角建有铁制阳台栅栏，尽管屋檐上的雕刻略显粗糙，但不论是屋檐还是由铸铁制成的阳台都依然能看出新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这是一座修建于1891年的晚期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曾经是基辛格的父母——一个犹太家庭的住处，他本人就出生于二楼的住宅之中。后来，随着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加，这里的居住条件略显局促，基辛格一家遂于1925年搬到了玛丽街5号（Marienstraße5），并在这里一直住到他们离开德国的1938年。
童年的回忆和逃离德国
2023年5月，基辛格最后一次来到故乡菲尔特。当时在城市剧院专门为这位著名的菲尔特人举办了100周岁的庆祝活动，他在致谢辞中坦言自己在菲尔特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直到纳粹攫取政权。基辛格是用德语作的发言，他那一贯低沉的弗兰肯地区方言，让当地的与会嘉宾们感动不已。发言后有人向他提问：如果没有流亡到美国的话，您会做什么？他回答：在纽伦堡当一名中学老师。基辛格的父亲曾是当地一所女子中学（Mädchen-Lyzeum）的历史和地理老师，他为童年的基辛格树立了人生的榜样。
在纳粹时代之前，弗兰肯是一个拥有重要犹太社区的地区，第一批犹太社区于12-13世纪就在这里建立了。至19世纪初，这个地区居住着大约65%的巴伐利亚犹太人。基辛格出生时的名字是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家人都称呼他的小名“Kissus”。因为基辛格的曾曾祖父曾于1795年居住在下弗兰肯地区的（巴特）基辛根镇（[Bad] Kissin⁃gen），后来家族就采用了“基辛格”这个姓氏。
童年时，基辛格喜爱阅读德国经典作品。他后来回忆：“我家没有收音机，我读了很多书。我热衷于阅读席勒（1759-1805）的作品。”他同样热衷于踢足球，曾在菲尔特青年队（SpVgg Fürth）踢球，直到去世前一直是该队的球迷。但1933年初，在他9岁时，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这对基辛格家族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作为犹太人，他和弟弟在踢球的时候常常被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故意冲撞和羞辱。此外，不允许他在附近的城市河边浴场（Städtisches Flussbad）游泳，他也不能在罗恩霍夫体育公园（Sportpark Ronhof）跟他喜爱的球队一起踢球了——这一始建于1910年的运动场在1919年重建后可以容纳2.5万名观众。基辛格家族在菲尔特地区已经生活多年，然而在1933年4月纳粹政府颁布《重建公务员队伍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tsbeamtentums）后，犹太人在德国政府部门（也包括中小学）任职的资格被剥夺了。基辛格的父亲也遭到了当局的解雇。
1935年9月纳粹政府颁布了反犹太法律《纽伦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e），规定只有具有雅利安血统的德意志人才有资格成为德国公民，进一步褫夺了犹太裔等“非德国人”的德国公民权。按照新法规和种族隔离法，基辛格只能代表一支犹太球队与其他犹太球队进行比赛。尽管如此，他有时会不顾纳粹种族法强加的社会隔离，偷偷溜进足球场观看俱乐部的比赛，但往往会遭到警察或冲锋队的殴打。此时，菲尔特很多道路的入口处都张贴了“这里不欢迎犹太人”的标语。1938年，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父母越来越担心他们一家在德国的未来，开始组织全家向美国的流亡。由于祖父此时已身患重病，15岁的基辛格和弟弟只得含泪与他道别，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祖父。基辛格一家先在伦敦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38年9月5日抵达纽约。逃离无疑是明智之举，并且非常及时——留在菲尔特的基辛格近亲中，至少后来有13人死于集中营的毒气室。
基辛格与弟弟一起就读于纽约市的乔治·华盛顿高中，该校位于曼哈顿当时的德裔犹太人聚居区华盛顿高地。尽管喜爱足球，基辛格其实并不擅长体育，运动天赋的不足在学业上得到了弥补，他在美国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时候，尽管性格内向，但他爱读书，善于思考，争强好胜。他的英语明显带有弗兰肯方言的口音，他自己也承认，这是因为他年轻时特别害羞而张不开嘴的缘故。基辛格最初梦想成为一名会计，他每天在一家生产剃须刷的工厂工作，尽管半工半读，但学习成绩优异。他的学业在1943年初就中断了，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被征召入伍，不久入了美国籍。
纳粹集中营的见闻——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之一
人们可能会认为，历尽千辛万苦逃离德国的基辛格会背弃这个让他伤心不已的国度，甚至憎恨德国。事实并非如此，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德国身份。基辛格一生的外交政策、他的整个全球思维最终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德国人。
1944年他作为美军士兵重又回到了欧洲和德国。作为志愿兵，他参加了年底针对希特勒在欧洲西线战场发动的攻势，并志愿执行危险的情报任务。这场在西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致使数万人丧生，盟军最终扭转了战局，开始将德军赶回了德国本土。由于基辛格的聪明才智和流利的德语，他被派往军事反间谍部门工作，和战友一起努力铲除曾在盖世太保中助纣为虐的人，并于1945年4月解放了汉诺威-阿罗姆集中营分营（KZ-Außenla⁃ger Hannover-Ahlem）。
他看到纳粹在集中营的暴行之后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之一。”他后来说，这是真正塑造他的时刻。多年来，他一直避免谈起这段让他心灵受到重创的经历，直到一位战友公布了集中营的照片，基辛格在那里的经历才被曝光。2007年，他在一次幸存者集会上公开讲述了这段经历是如何令他震惊和目瞪口呆的：“我从未见过阿罗姆集中营里的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他们几乎不像是人，简直是一个个骷髅……我看到我的朋友走进其中一间小屋，出来时眼里噙着泪水。别进去！ 我们必须用脚踢他们，才能分清死人和活人……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至今记忆犹新。”据报道，在被送往集中营的850名犹太人中，只有35人生还。
在一封长达两页的信中，基辛格描述了他遇到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营养不良的囚犯时的心情：“阿罗姆集中营建在俯瞰汉诺威的山坡上，铁丝网将其包围。当我们的吉普车沿着街道行驶时，道路两旁都是穿着条纹装的骷髅。”他写道：“山坡上有一条隧道，囚犯们每天在半黑状态下工作20个小时。我停下吉普车，看到那些集中营的囚犯所穿的衣服似乎是从尸体上脱落下来的，头被一根曾经可能是喉咙的棍子支撑着。两侧悬挂着本应是手臂的杆子，杆子就是腿。”他后来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他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而是他在集中营的所见所闻。2007年，基辛格在回忆起他所在的部队解放集中营的故事时说道：“有很多关于我的文章，他们说我小时候在纳粹德国发生的事情给我造成了创伤。这是无稽之谈！ 我在纳粹德国时，他们还没有杀人。我是在1938年离开的。但我的精神创伤是见到了阿罗姆。那是一个人看到制度的兽性和人类的堕落的时刻，在我为美国服务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我有幸成为解放阿罗姆集中营的一员更让我自豪的了。”也就是说，一直到此时，年轻的基辛格才真正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令人发指的罪行。
战争结束后，基辛格一直作为军事反间谍部门的一名士官追捕盖世太保成员，先是在克雷菲尔德（Krefeld），然后是汉诺威，接着是本斯海姆（Bensheim）。在本斯海姆，他负责开除所有被控犯有纳粹罪行的公务员。当时，他在给远在纽约的父亲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您告诉我要对德国人强硬。我想，这跟任何笼统的说法一样，都是老生常谈。我对纳粹党员极为严厉，甚至是无情的严厉。但这种消极态度必须有所收敛，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拿出一些积极的东西来，否则我们就得永远停留在这里，成为混乱的守护者。”
基辛格有关世界和平的理论思考和实践
1947年，基辛格得以重返美国。在这一段时间中，他批评最多的不是他战败的同胞，而是他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分辨敌友、非黑即白的思维令他难以忍受。之后他开始在精英荟萃的哈佛大学学习政治学，并于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
19世纪初曾担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的梅特涅（1773-1859）在一般历史学家看来是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的负面人物，但以“正统主义”和“大国均势”为核心的梅特涅体系却影响欧洲长达30余年。在国际关系方面，梅特涅重建欧洲和平的努力，是基辛格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复辟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1812-1822年间的和平问题》（A WorldRe⁃stored: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至此，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曾任英国外务大臣的卡斯尔雷子爵于1814年到1815年代表英方出席维也纳会议，与梅特涅一道，倡议为欧洲设立一种称为会议制度的集体协调安全制度。这篇有关拿破仑战争后大国力量平衡的论文，不仅涉及国际关系，同时也成了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论文中的理论建构成为基辛格一生外交实践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由于在德国的经历，基辛格非常了解打破平衡的强权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首先意味着对全球政治力量和优先事项的相互认可，这与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情况并无二致，当时欧洲不同的大国建立了一个联盟体系，以平衡力量，抵御革命的拿破仑卷土重来。基辛格在之后的年代同样不遗余力地证明，这样一个体系也能在核武器时代发挥作用。
从1954年起，基辛格开始撰写《核武器与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andForeignPolicy）。这本书出版于1957年。在书中，基辛格研究了美国对苏联的军事挑战问题，他明确反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888-1959）所主张的在苏联袭击北约时进行大规模报复的路线。与此相反，他阐述的是常规部队和有必要的小型战术核武器灵活反应的能力。如果国家之间可以相互摧毁，那么获胜者将是自杀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核武器国家即使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也必须保持冷静头脑的原因。
除了欧洲和德语世界的政治家对他的影响外，德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让基辛格受益匪浅：康德的哲学思想为他的历史哲学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斯宾格勒也为他的文明批判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
接下来的几年，基辛格被尼克松（1913-1994）总统带到了权力中心。他于1969年加入尼克松政府，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在尼克松辞职、福特（1913-2006）继任总统后，他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两位总统执政期间，他还担任过国务卿。此外，他还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事件，包括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苏军备控制谈判，以及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特别是在尼克松政府期间，基辛格依靠私人关系和秘密外交，被视为双管齐下战略和秘密行动的大师。他后来在解决国际问题时，特别是在争取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斗争中创造了“钟摆外交”这一外交概念。他为缓和当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而奔走呼号，并推动了美中之间的谨慎和解。正是基辛格与周恩来（1898-1976）的见面为尼克松1972年对新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作了准备，最终促成了中美历史性的建交。
永远的菲尔特人
基辛格后来成为政治家是否真的归功于希特勒？ 这也是人们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当然不是！ 他是以半个陌生人的身份在1947年重又回到纽约的。他后来写道：“我以难民身份参军，现在又以移民身份回到美国。”他一直是个移民，先是在纽约，然后在美国高等教育界，接着在政界，最后在美国商界。
菲尔特是一个让基辛格爱恨交织的城市。尽管工作和各种活动繁忙，但这位政治家每周都会抽时间观看家乡俱乐部的比赛结果。虽然政治将成为基辛格对这个世界的遗产，他的第一爱好却是足球——他一生都保持了对足球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家乡的格罗伊特-菲尔特体育俱乐部（SpVgg Greuther Fürth）保持着持久的热爱。2006年，菲尔特市的市长容（Thomas Jung）还专程到纽约向基辛格赠送了一件他挚爱的俱乐部球衣。菲尔特是他不得不离开的地方，在那里他感受到了纳粹的暴行，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座令他魂牵梦绕的城市。2023年5月，他取消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邀请，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并在菲尔特城市剧院发表了演讲。他说，这次访问结束了一个轮回。今天，菲尔特最著名、可能也是最具争议的人已经去世，这位世纪风云人物将作为德国人、美国人乃至犹太人永远被载入史册。
在美国，基辛格将自己的名字美国化，改成了亨利·基辛格，但他的德国口音从未消失。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国务卿，也是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国务卿，却是美国灵魂的陌生人。2018年7月，他在《金融时报》上谈到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2013）时期的美英特殊关系时说：“我是特殊关系的倡导者，因为我相信美国需要一种心理平衡，这是一种基于历史的自然关系——而不是仅仅基于合作的关系。”基辛格认为美国的灵魂太年轻，在历史上还是嫩了些，无法承担拥有核武器等巨大责任。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世界秩序理念，即美国应与其他大国一样，为了自身利益而参与其中。他童年在德国的经历，以及他对自由的向往，都是他推动这一世界秩序的出发点。
纵观一生
菲尔特人基辛格在美国成为了世界级的政治家，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哪位美国政治家像他那样，对德国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他完全有理由记恨德国人纵容希特勒和大屠杀期间对文明的破坏——他也因此逃离德国——但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尽了一切努力确保德国在战败后获得第二次机会。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所处理的是由梅特涅主持的维也纳会议——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解决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保证欧洲的长久和平。德国经验和德国资源其实在塑造基辛格的外交政策、观点方面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他在1961年柏林危机（Berlin-Krise）期间为肯尼迪总统提供了具体的建议；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又不得不处理勃兰特-谢尔政府的东方政策，因为他必须使美国摆脱越南，进入与苏联的“谈判时代”。
直到去世之前，基辛格依然是上至德国总理、下至一般访美游客特别重视的对话伙伴。他与包括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1915-1988）、施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2015）、科 尔（Helmut Kohl,1930-2017）、魏茨泽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1920-2015）等在内的联邦德国政治家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二战之后的德国能够迅速成为欧洲的强国，他也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在近年来，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德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中的走向越来越担忧，自信中也夹杂着怀疑的语气。
这个曾经诞生过众多哲学家、音乐家的国度，也因希特勒的种族屠杀而臭名昭著。歌德与席勒就曾在一首诗中提出了德国史最核心的问题：“德意志？ 它在哪里？ 我找不到我的国家。”无论如何，在内心中，作为德国犹太人的基辛格一生都未曾离开过他的“德意志”。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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