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回向文学研究，将思考的重心做一个方向性转移

    今年1月份，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张伯伟教授已届退休之龄。一位60多岁的准老年人，和朋友见面时，难免会被问到身体状况，研究了一辈子古典文学的他，援引韩愈的话来说就是“而视茫茫，而发苍苍”；用钱锺书的诗句形容，就是“病眼难禁书诱引，衰躯端赖药维持”。人生患病是常态，张伯伟的回答中更多显现出的是一种古典文人的情怀情趣和对学术的热爱、坚守。

    最近20多年来，张伯伟常常喜欢引用清代学者阮元的那句话，这就是“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按照他对百年来人文学术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最好，成绩最差。其所谓“基础”，是相关文学文献的收集、整理；“成绩”，则指的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也就是以文学自身为主体，用文学的方式提问并追问，最后站在文学的立场回答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个人的问题。“其中的确有成绩，但相对而言太微小了。”

    1977年，张伯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南大，他得以有机会亲炙同样刚刚复出学界的程千帆先生，并在读书期间和同学曹虹恋爱，后来结婚成家，共同从事文学研究，成为令人艳羡的学术眷侣。《回向文学研究》中最早的一篇论文写于1982年3月，这是他与曹虹迄今唯一合写的论文。这不仅见证了他们青春岁月的美好，也是张伯伟将“写什么”和“怎样写”相结合的学术生涯的起点。

    2022年，张伯伟的《回向文学研究》被商务印书馆纳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出版，跻身于当代人文学科原创名著的行列。其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成就为理论资源之一，在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比较和对话中，探索和实践文学研究之路。《前言》开篇云：“本书要谈的不是一个带着怀旧或感伤情绪的问题，所以不须回归；也不是一个已经处于完成时态的话语，所以无从回到。回向，仅仅意味着要将思考的重心、凝视的目光做一个方向性的转移。”在张伯伟看来，百年来的文学研究，几乎就是一场考据和理论之间的拉锯战，无论怎样的此起彼伏或此消彼长，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程度不一的对于文学自身的远离甚至背弃。两者之外，那些延续着传统的以文学经验为基础的批评，多半沉浸在自我陶醉式的作品鉴赏之中，让人惊诧的还在于，这类论文在今天仍然被学界津津乐道，视同样板。因此，“文学研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以文学自身为主体，向文学作品提出真正属于‘文学的’问题，并以‘文学的’方式通向历史、当下、社会、个人呢”成为一个时时萦绕在他心头的问题。

    一门学科要能获得自身的尊严，必须有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张伯伟探索文学研究的核心所在，也是他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毕生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拿以赛亚·伯林著名的“刺猬与狐狸”为喻，他希望做一只“多知”的“刺猬”。而《回向文学研究》，无疑就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学术记录。

    借“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作者系列访谈之机，本报采访了远在南京的张伯伟。以下是他的讲述。

    百年来的人文学术中，文学研究的基础最好，成绩最差

    按中国大学的通常规定，到2024年1月我就年满65周岁，可以光荣退休、安享晚年了。如果自问此刻的精神状态，那就如同T. S. 艾略特在诗中的发问：“为什么年迈的鹰还要展翅？”

    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至今，恰好也就是百年历程。坦率地说，百年以来的人文学术中，文学研究的基础最好，成绩最差。我讲的“基础”，就是相关文学文献的收集、整理；我讲的“成绩”，指的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也就是以文学自身为主体，用文学的方式提问并追问，最后站在文学的立场回答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个人的问题。其中的确有成绩，但相对而言太微小了。钱锺书说：“治文学者十之八九不能品味原作。”先师程千帆也指出：“读诗作诗，不从风格之辨析入手，终同面墙。”这些话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私人信件中讲的，直接且真实。以今日学界状况与之对照，似乎改善不大。如果说，传统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是，除了风格还会说什么？ 那么现代学者面临的问题恰恰反过来，除了不会说风格还有什么不会说？

    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新编了一种出版物《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开篇即是《“十年前瞻”高峰论坛》，汇聚了很多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老中青学者的见解。归结起来，就是“主流文学现象的研究突破不大”，“研究者更偏向于外因”（葛晓音语）；甚至需要追问这样的问题：“文学究竟怎么研究？”“什么叫回归文学本体？”“文学性的研究还是不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詹福瑞语）从这样一些“大哉问”来看，我说文学研究“成绩最差”的基本判断，是不是就可以稍稍容易接受些了呢？ 文学研究工作者是不是会觉得自己的使命属于“任重而道远”了呢？ 日常被种种“内卷”折磨得神魂颠倒的青年才俊们是不是因此而要发愤追求“向上一路”了呢？ 这么说来，“回向文学研究”岂不是既迫在眉睫又无现成模式可搬之事吗？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堪称少小失学、壮不如人。但也非常幸运，刚入学不久，1978年3月国家就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词《科学的春天》。当时有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就是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同年8月，程千帆先生应匡亚明校长之聘，由武汉的一个街道居民成了南京大学的教授，我也就有幸聆听其教诲。在同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中，程先生最具有方法论的自觉。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尝试将考证和批评相结合，到90年代中期概括出的“两点论”——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这种努力一以贯之。这一点对我影响至深，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自己的学术特征。

    因为受到时代语境和老师的影响，我在研究文学时也就很自然地将方法放在了首位。然而在当时的普遍认知中，文学研究的方法只有舶来品，绝无本土资源，大量的传统批评文献只具备原材料的功能。我到现在也无法想清楚，为什么当时自己对文学研究的现状竟然会冒出一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感觉，想探讨在现代的亦即西方的学术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如何进行文学批评的，而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又能否成为今日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于是建构了由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批评为支柱的基本框架，大三的学年论文就以《推源溯流论》为题，毕业论文以《意象批评论》为题，给程先生“古代诗选”的课程作业又以《以意逆志说》为题。硕士论文写成《以意逆志论》，博士论文便顺理成章地写《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从最初动意到最后完成，花了20多年时间，终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以下简称《批评方法研究》）为名，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把它作为向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商务印书馆最初希望将这本书纳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但中华书局已经有新版此书的计划（已在2023年6月纳入“中华学术·有道”丛书出版），所以更改为新编一部论文集，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回向文学研究》。

    回向文学研究：将思考的重心做一个方向性转移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向文学研究》是《批评方法研究》的续编，除了2篇论文，其余16篇都写在《批评方法研究》出版之后。它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成就为理论资源之一，在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比较和对话中，探索和实践文学研究之路。本书出版于2022年，我又一次把它作为薄礼献给南京大学百廿校庆。

    我在这本书的《前言》开篇即云：“本书要谈的不是一个带着怀旧或感伤情绪的问题，所以不须回归；也不是一个已经处于完成时态的话语，所以无从回到。回向，仅仅意味着要将思考的重心、凝视的目光做一个方向性的转移。”百年来的文学研究，几乎就是一场考据和理论之间的拉锯战，无论怎样的此起彼伏或此消彼长，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程度不一的对于文学自身的远离甚至背弃。如果做一个大致的划分，从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是考据的天下；从50年代到80年代，是理论的辉煌；从90年代至今，考据学卷土重来，文化学无远弗届。本来，无论考据还是理论，都可以成为文学研究者左右逢源的工具，结果却是“喧宾夺主，婢学夫人”（钱锺书语）。两者之外，那些延续着传统的以文学经验为基础的批评，多半沉浸在自我陶醉式的作品鉴赏之中，最经典的论文如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或者如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等唐诗杂论，堪称传统“印象式批评”的现代版和扩大版。让人惊诧的还在于，这类论文在今天仍然被学界津津乐道，视同样板。所以我常常想，文学研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以文学自身为主体，向文学作品提出真正属于“文学的”问题，并以“文学的”方式通向历史、当下、社会、个人呢？

    这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别裁伪体亲风雅”，用以“致敬前辈”。这是对百年以来学术史的观察和思考。第二辑“诗家关捩知多少”，意在“再识传统”。第三辑“六经责我开生面”，期待“古典新论”。选择的作品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却希望能够从中激发出“新义”并且展示其不为人知的面目。第四辑“果然东国解声诗”，沟通“禹域内外”。既能消减文化帝国主义的膨胀欲，又能打开民族主义的封闭圈。虽然分为四辑，但它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回向文学研究”。我希望以此表明，文学研究的道路不仅是宽广的，也是多样的、有趣的，更不用说是有意义的。以上四辑内容，第一辑属于学术史的检讨，第二辑偏重于文学批评史，第三辑主要是诗歌史，第四辑则是以汉文化圈为整体的文学研究。这里，我想选择大家较为熟悉的诗歌史研究中的几个案例作进一步说明。

    《李义山诗的心态》是书中最早的一篇论文，写成于1982年3月。这是与曹虹合作的论文，也是迄今唯一与她合作的论文。虽然是以李商隐诗为对象，但探索的实际上是诗的“意图”与“法则”的关系。5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论著，论作家作品的基本模式就是分为“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但任何一首成功的诗，它以这样而非那样的“法则”组合成文，都不仅仅是为了造成某种赏心悦目的审美效果，更是为了使其表达的“意图”更优化、更深刻、更能震撼读者的情感和意志。全文分为十节，除去一头一尾，当中八节就是从各种“写法”体察诗人的“心态”，旨在从诗歌的创作法则去探索诗人的心态，在批评实践中将对“意图”和“法则”的探析融为一体。先师程千帆早年针对文学研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沈祖棻语）。先师的研究实践就是要破除两者间的人为对立，使批评有内容，考据有方向，并在晚年发展为“文艺学与文献学的精密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也是向老师学习的结果，它要破除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对立，强调诗中的“意图”是通过“法则”呈现，而“法则”的运用又是为了优化“意图”。在最近几年，这项实践也被重新提炼为“意法论”，并作了较有理论色彩的阐发。如果追溯其源头，就始于这篇《李义山诗的心态》。

    本文写于大四末到研一初，写成后正值南京大学组织80周年校庆论文报告会，我们就在教师组报告了这篇论文。前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本科比我低两级，当时也在现场听取了报告会，后来总是感叹：“那时有谁说心态啊。”文中的一节曾经刊登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1983年3月29日），全文则发表在《唐代文学论丛》第6辑，那已经到了1985年。此文在当时颇有些影响和好评，但不可否认，40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在古典阐释的理论和实践中，对与本文所涉问题的相关探讨依然是寂寥的。

    《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新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视野出发，根据其固有的文学史核心命题和研究方法，以陶渊明为个案，试探其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文学史著作是百年间最为流行的一种著述体式，其名词和体制几乎都是外来的。但“文学史”的意识和实践，本为中国批评传统所固有，可以取之与外来的观念和研究作比较，却不可以认为是“人有我无”。这篇文章写成于2008年，发表于次年，到现在已有15年。我觉得就像是一块石头丢进了沙漠，几乎毫无反应。

    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作过一次讲座，内容就是上述陶渊明文，陶文鹏先生很欣赏，理由是因为我表彰了一个“姓陶”的人。但“姓张”的也有可表彰者，这里要讲的就是张若虚，论文题目是《宫体诗的“自赎”与七言体的“自振”——文学史上的〈春江花月夜〉》。写这篇文章，我是希望能够将文学理论、文学鉴赏和文学史结合起来。我特别指出：“从文学史研究来看，仅仅体会到美的魅力并传达出美的感受，只能说仍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既有文学感受，又有技法分析；既有史学眼光，又有哲理思辨，这才较为接近我理想中的文学研究的模样，至少是值得追求的方向之一。文章刊发在《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社会科学文摘》和《新华文摘》也都作了转载，2020年还获了第16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有人告诉我，这篇文章在“知网”的下载次数达4700之多。我对这个数字没有感觉，想来是表示颇受欢迎的意思吧。

    40年前，先师程千帆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从唐到元的数百年间，此诗湮没无闻，当然未能得到理解。随着明人对唐诗的重视，尤其是何景明对初唐四杰的出乎寻常的好评提高了其地位，而属于“王杨卢骆体”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也就随着行情看涨，开始得到理解。至于清末、现代学者对于此诗的最大误解，在先师看来，就是王闿运、闻一多为代表的将此诗归入“宫体”。他的意见则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不属于宫体诗。其实，还有一个人的观点，在先师的文章中没有明确揭橥，这就是他的老师胡小石先生的看法，文章引及胡小石《张若虚事迹考略》，但就在这篇考证性的文章中，胡先生认为张若虚受梁、陈宫体之“重沐”，其诗也本于“陈曲”。在更早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中，他将张若虚归为“齐、梁派”。所以，程先生的观点与其师胡小石先生的观点是对立的，后者也难免要被归入“误解”。而我的文章观点，又再次强调《春江花月夜》属于宫体诗，赞成胡先生而不赞成程先生。此文初稿曾经呈请周勋初先生指正，他给我打电话时说：“你表彰我老师（指胡先生）的观点，我很高兴。”我们如果不从唯一性、确定性来认识“理解”，那么，几乎所有的“误解”中都包含了若干“理解”，而任何的“理解”中也都难免“误解”。重要的是，后人的讨论能否增进对《春江花月夜》的认识，能否扩大对文学史进程的了解，能否加深对古代和现代人生的体悟。

    努力向西方学界提供别种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

    这本书（指《回向文学研究》）是我过去学术人生的小结，又是未来学术人生的开端。禅家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我只想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完成一件事，那就是探索文学研究。在文学的普遍知识的基础上，为“文学学”的建立贡献绵力。

    一门学科要能获得自身的尊严，必须有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是我探索文学研究的核心所在。本书的主要论文写于最近20年中，因此，思考问题的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术语境等，也就是立足点发生了改变。所以我在《前言》里说：“它应该是十字路口：从纵向看，是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汇中的现代学术；从横向看，是当今世界的主潮——全球化。”

    理论和方法的本质特征有二：一是建立模式，二是对模式的质疑。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理论和方法可以给具体研究提供论述框架，从问题的提出、切入的角度、材料的运用、论述的展开直到最终结论的得出，都可以给出或抽象、或具体的思维路径。它的缺陷在于模式一旦形成并推广，久而久之就会固化为类似权威的、理所当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研究对象和研究语境本身却是丰富的、多面的、变化的，需要适时地予以质疑、反省，甚至推翻、颠覆，所以其第二个本质特征就是批判。经过“后现代”的思想洗礼，人们往往偏重强调理论的批判性。然而一种理论和方法，如果只具备批判的或摧毁的力量，那就会导致建设性的缺乏，无法提供其他可行的选项。所以，我强调的理论和方法，是在这两种特征之间的张力，是努力寻求其间的动态平衡。至于理论和方法的获得，并不能一味依赖西方理论著作或哲学著作的学习，它需要与本土经验相结合。本土经验至少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即具体作品（广义的）；二是与这些作品相应的本土评论资源。我目前的探索所得极为有限，但自信其前景尚为可观，原因就在于本土经验的持续积累和再积累。假以时日，这些本土经验与外来理论进一步“相互参证”，必然会有更多的所得。

    这些“本土经验”，其内容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东亚的汉文化圈，这就与“全球化”的问题有关了。全球化在文史领域中都有反映，但在我看来，文学似乎落后于史学。典型的表现就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成为历史著述的新体式。全球史写作与过去的世界史相比有两点重要特色：一是尽量在主观上破除欧洲中心观念；二是改变了以民族国家历史为叙述主体的写法。而在文学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的文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再往前推20年，歌德也更早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仍难以避免国别文学史的叠加之弊。如同“现存的全球史著作在方法论上还没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杜赞奇语），在“世界文学”领域，除了理论呼吁稍稍强劲一些，全球的研究业绩都显得薄弱。从1983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前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纂的8卷16巨册的《世界文学史》，到2011年版的日本藤井省三的戋戋小书《华语圈文学史》，体现的都是这种陈陈相因的学术思路。值得一提的也只有一些文献的汇集，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和实践更是少得可怜。本书第四辑的5篇论文，就是针对这一薄弱环节作出的探索。

    我很希望以东亚汉文化圈为范围的文学研究，能够基于东亚的史料和经验，逐步建立起一套概念和途径，用来理解和剖析“文化圈文学”——一个具体而微的“世界文学”的历史和发展，进而向西方学界提供别种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尽管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堪称“道路阻且长”，但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并且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需要不断地再出发，不断地重临新的起点。最后，请允许我采用“集句”的方式，将尼采的一句诗与艾略特的诗相配，以表达我的感受和感悟吧：

    为什么年迈的鹰还要展翅？他的眼睛只看繁星，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