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就是在这样的转型之际进社的。无论是干事创业的激情，还是文学编辑的业务，抑或为人处事的风格都深受诸多前辈同事的影响。尤其感到幸运的是，赶上了这一批受过传统文学编辑职业训练的老编辑们书生味十足的熏陶，犹如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大学里还有一批老先生。

    1953年，作家出版社开始建社，开始几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署办公。1958年，作家出版社划归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作为一家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70年来，作家出版社数代同人怀抱文学理想，以繁荣当代文学创作为己任，在当代文学出版、作家队伍建设、文学风气引领等方面成就卓著，出版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图书。2023年11月的最后一天，作家出版社在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建社70周年纪念活动，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化界的领导出席座谈会并深情回顾了作家出版社70年的峥嵘岁月。作为主办方的我一方面备感鼓舞，一方面也不由感叹，不知不觉间，自己在作家出版社已经呆了28年。一个人最重要的工作、成长、成熟时期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与作家出版社缘分何其深，与文学编辑这个职业缘分何其深。真是择一事，事一生。

    仔细算起来，我在一线做责任编辑也就十几年，因为按作家社的规矩，走向管理岗后一般就不亲自任责编了。这期间做的图书有几百种，获各种奖项有几十个。对于文学界，去年是茅盾文学奖年，11月19号在浙江乌镇举办的“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不仅是文学界的盛事，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国每年出版上千部原创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每隔4年才评出4部或者5部，获奖率很低，因而茅盾文学奖被称为中国文学界最受关注、最难获得的奖项。我所责编的图书在第7届（周大新《湖光山色》）、第8届（张炜《你在高原》，与其他编辑合编）、第9届（李佩甫《生命册》）分别得奖。另外，与第9届茅奖擦肩而过的关仁山的《麦河》、第9届获奖的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之第二部《山河入梦》原创也是由我责编在作家社出版的。第11届获奖的《雪山大地》作者杨志军，是多年师友。2017年我约他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随后与他相约：如果写出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一定要先给作家出版社。他兑现了诺言，交来了既厚重扎实又深情诗意的《雪山大地》。这么理下来，与茅盾文学奖的缘分也蛮深的。

    这对于年轻时的我当然是快乐的。那时的我沉浸于文学编辑工作，一心追求原创长篇小说佳作，自信满满，感到自己能够见山开路、遇水架桥。而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明白，以往所取得的那点成绩，与其说是因为自己多么能干，不如说是多么幸运。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进入了一个感兴趣、愿意干的行业，遇上了文学出版的大发展时期，尤其是站在了作家出版社这样一个机遇较多的开阔平台。清代诗人赵翼有句诗：“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只有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渺小，机遇的偶然，才能明白自己的人生，珍惜自己的过往，从而最终活成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记得毕业之际，从小执念文学的我，决定遵循本心，摆脱多年来父母兄长的理科“人生指导”，在厚厚的就业指导目录中仔细寻找与文学、与文字有关的单位，最终选择了中国作协所属的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日报社投递个人资料。记得很清楚，那年3月10号我去人民日报参加笔试，结果还未出来，12号中国作协人事部要我去签约的通知就来了。这是我心仪的单位，我马上决定赴约。那时的中国作协还在沙滩北街，一个灰色小院，当我踏着外搭的楼梯，忐忑地走进简易楼房中位于二楼的中国作协人事部，惊讶地发现，好像每位老师都很熟悉我，岳巍主任、王巧华大姐……他们对我都是那么亲切友好。后来知道，作家出版社好几年没有这样招过大学生、研究生了。那几位老师现在都已退休，但初遇的温暖，使我一直记怀。

    到作家出版社报到那天，接待我的是李燕平大姐，她当时是办公室主任，是时任《文艺报》主编、著名评论家郑伯农的夫人。她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几个堪用“贤淑”形容的女性之一，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不公正，她从来平和以待，不抱怨不分辩。

    她领我去见了时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主持工作的张胜友。当时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兼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刚从光明日报出版社调来。不久后，张胜友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不认识张胜友的人，猛一见面会以为他是个农民工，殊不知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全国出版界的达人，是文学出版社改革的先锋。他率先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大锅饭和各编辑部间的分工，所有编辑不管新老、级别一律平等，每人一本账，年底单独核算毛利、计算奖金。这种举措很快使出版社焕发了生机，报纸电台竞相报道，一时间作家出版社名声大振。这次改革对作家出版社影响深远，至今基本机制仍是这种模式。我初来乍到，原以为到了才子文人的聚集地，每天可以品茶读书，畅谈文学，殊不知有幸撞上了出版社历史性的激烈大变革时期，作者竞争、选题竞争、岗位竞争、双向选择、图书订货会、毛利计算值……每天上演着热闹火热的大戏，每个人都忙忙乎乎、匆匆忙忙。我这小白懵懵懂懂，既有应接不暇的兴奋，也有不知所措的尴尬，犹如被抛进大海的初学游泳者，拼命乱划，比猫画虎。这种自由奔放的摸爬滚打飞速地锤炼着新人，加快着成长。

    那天胜友社长站在会议室正指挥人干什么事，他交代几句，我和燕平主任就出来了。路过总编室我瞥见一个披着漂亮花披肩的背影，印象很深。那就是时任总编室主任，几年后任总编辑的侯秀芬，我们后来都亲切地称她为“侯姐”。她特别能干，出版社上传下达、协调沟通一手拿。她任总编室主任时期可以说是作家社总编室的高光时期。

    那时出版社还有个资料室，除了一些必备工具书，主要归置每年出版的样书和编辑们手写的发稿单、作者的原稿和三审三校样，那时还有不少大作家的手稿。资料员卢小滔很有个性。他做过知青插过队。他聪明善辩，同时又是一个善良正派的好人，从不欺负弱小者、新来者。女儿是他的心头肉，面对女儿，他秒变成一个柔情细心的奶爸，每天风雨无阻地骑自行车驮送女儿上学。因为接送女儿，他每天到社很早，下班也早。那时自行车还比较宝贵，每天两趟随他坐电梯，也是出版社一景。如今的滔哥退休赋闲、自在逍遥，童心不泯。他在朋友圈经常晒的不是阳台种的黄瓜，就是跟着已担任某知名媒体主笔的女儿去看玩具展览。有一次大雨，他家窗外竟然飞来一只投奔的小鸟，令他欣喜若狂地播报了好几天新闻。

    说说编辑同事吧。我到出版社的第一任主任是白冰，儿童文学作家，回族。军人出身的白冰做事雷厉风行、细致严格，也热情好客，经常中午带我们去三里屯的清真饭店吃饭。那时他出版了许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秦文君、彭懿、杨红樱等，还出版了《马语者》这种电影获奥斯卡奖的翻译作品，发行了十几万册。他是胜友社长的得力干将，不久被提拔为副社长，分管发行。这时接力出版社就高薪挖他，请他全权负责在北京的出版中心。接力出版社的读者定位主要是青少年，他是内行，去后很快干得风生水起，各处演讲传播经验，成为出版界的名人。不过和作家社的缘也再难续，多年后在怀柔中宣部的培训班上碰到，不免互相感叹唏嘘。

    第二任主任张水舟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高个方脸，是个待人诚恳的耿直书生。他笔名半岛，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发表了不少作品，有诗歌、散文，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当今很多文学大咖，那时与他还有不小差距。他是先锋派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他带我去北大为责编图书做活动，顺便在书店里挑了《第二十二条军规》《词语》等送给我。他的著作《向墙而立》，我至今都认为格调很高级。但之后他再没出版过作品——改革后的作家社市场意识很强，每年编辑按毛利排名次，压力很大。在他快退休时，我总是和他说，你终于有时间写作了，那么有才华，要写啊。结果退休快10年了吧？ 也没见写。社里当时还有很出名的女作家陈染，后来也很少写作了。倒是有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才女编辑潘青萍，世纪初突然试笔，化名潘婧出版了一本《抒情年代》，颇令文学界惊艳，还获得了当年《上海文学》奖。以为她会继续写下去，结果再无音信。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出版社是“文革”后恢复建社的大发展时期，出版了很多当今文坛大家的处女作、代表作。当时著名作家从维熙任总编辑主管出版社，大家称这个时期为“从维熙时代”。潘青萍就是这个时期出版社的“当家花旦”，贾平凹的成名作《浮躁》就是她抓的稿子。她后来不再写作，也不常编书，倒是经常会和我们讲起一些作家的趣事，讲出版社的历史、人和事。也许，一个人再有才华，其创作激情的年份也就那么些，中断了、被打扰了，就懒了，没情绪了，除非遇到另外激发动力的机缘。

    我刚到出版社，办公桌和王炘并排靠在西墙，类似同桌，所以交流挺多。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出生于文学世家，义父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著名评论家张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陕西长大，一口陕西腔，说话激动起来有些许的口吃，很有辨识度。他富有理想，为人正直，讲义气，是和张水舟一样的书生，对稿件的眼格和见识都高，很傲气，一般人作品瞧不上，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读了这么多年书，怎么能编这个！”他弟弟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钱锺书先生的秘书，因此他要把钱先生一二百万字的学术巨著《管锥编》拿来出版。出版社觉得投资太大没有允许，他一直耿耿于怀。他一直执着于学术出版，见面永远都是聊这个。后来的领导愿意支持他，他自己也主动联络了发行商，所以一直到退休他都是在耕耘这一块。我们社出版的《说文解字考正》《汉代文字编》《商周金文辞汇释》《全宋词》《全唐诗》等等都是他做的。他退休之后社里再无人能接、敢接、愿接这一块。他那些书都很难做，有的做了十年都没有出版，他和跟着干活的徒弟都拿不到什么奖金。那时他有辆摩托，旁边有挎斗可以坐人，俗称“挎子”，那个年代挺拉风。他每天骑着见作者、盯照排、跑印厂。我曾坐上陪他一起去拜访过学者，跟着长了不少见识。几年后有一次路上聊天，他问我为什么每天效率那么高，那么开心，让我传授点经验。我那时做书虽然已经有点积累了，但也是刚刚起步，另外心里一直把他当作前辈尊重，听到他的问话很是诧异。他解释说一次出差，坐在大巴里，总是有想跳下去的想法。我才知道其实他内在压力挺大的，就傻乎乎地给他传授所谓“经验”，他竟然很认真地表扬了我。后来，和我调到一个编辑部的资深编辑刘英武也问过我类似的话，可见当时大家压力都很大，特别是老编辑。刘英武也是“文二代”，他父亲可能是我们同事中级别最高的——中国文联的党组成员、副主席，副部级。刘英武责编过不少好书，有畅销书，如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发行了几十万册，也有卡尔维诺文集这样的纯文学作品。刘英武很朴实低调，人如其名，长得高大威武，性格单纯善良，真诚直率，但同时也心思细腻敏感，出版社里各种事情常令他皱眉不已。我们一个办公室，自然交流也挺多，记得我们办公室聊天开始的标配常常是他的一声长长叹息……现代制度下的编辑是既要……又要……还要……最好三头六臂，常常一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又来一个，杂事琐事越积越多，对于这批理想主义、完美主义的书生而言，确实压力山大。

    我就是在这样的转型之际进社的。无论是干事创业的激情，还是文学编辑的业务，抑或为人处事的风格都深受诸多前辈同事的影响。尤其感到幸运的是，赶上了这一批受过传统文学编辑职业训练的老编辑们书生味十足的熏陶，犹如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大学里还有一批老先生。现在的新编辑面临着新媒体转型更加复杂的挑战，但编辑间的传承似乎少了。

    回头看这一路的故事，回想起来很多都是早期的事。前几天看一篇回忆文章，作者感慨道：“我们这一代没有故事，那一代绝对有故事。”不知是不是也是这种原因，还是因为那时年轻？ 好比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些编辑同事们，侯秀芬、朱珩青、潘青萍、李玉英、白冰、张水舟、潘宪立、杨德华、刘英武、王炘、潘静、杨葵、刘方、那耘、陈晓帆、张懿翎、王淑丽、黎云秀、罗静文、姜琳、王宝生、贺平、王征、窦海军……一个个身影浮现在脑海里。在作家出版社70年的辉煌历史中，我们曾经在20年或者10年的共同时空里，一起经历。万千岁月、亿万人间，我们的相遇才是难得的缘分。青春最美好的方式，岂不就是和一群志同道合、充满能量的伙伴奔跑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

    （本文作者为作家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