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江苏教育出版社四位责任编辑携手编印发行了五卷本《魏建功文集》。魏建功先生(1901—1980)是江苏如皋人,教育家、语言学家、作家,来自家乡的出版社搜集他的遗作,编印他的文集,不失为出版佳话。
《魏建功文集》既非全集,难免有些佳作未被选入,譬如两篇述人佳构。其中一篇名为《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先生病逝后,魏先生不仅撰写挽联,还于五天内赶写了《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刊于第147期《世界日报·国语周刊》。1935年4月7日,魏先生又撰《中华民国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一联两文,皆已入选《魏建功文集》。2010年,《魏建功文选》面世,又录入《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刘先生作为恩师,对于魏建功有知遇之恩,魏先生对于刘半农有感激之情。老师辞世,魏先生就在写好《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后的第五天,又撰写了《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刊于第111号《独立评论》。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刘半农年谱》《刘半农与胡适之间》等书文,均有引用《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仅述只言片语。或半农,或胡适,偏偏未有学人心系魏建功,就文话史,以飨读者。笔者寻得《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此文颇长,有关刘半农病逝的史料,可见他文,故而选录其半,以作释读:
……
我感觉这回“奔吊”的情景,不禁联想到十八年前我祖父死的时候奔丧的往事! 我祖父于我个人一生关系最切,童年的时代全在他指导教训之下;从他一死,我快乐幸福的心境立刻成了云烟,人生痛苦渐渐地袭来,经过十多年的忧惧而有今日。在今日的生活中,足以影响我的学问事业而关系较深的要算半农先生了。这是自然枨触起来的一种情怀。
我知道半农先生最早的时候是在大学预科一年级,那时读了他的《中国文法通论》,异常新鲜;因为他预备出国,没有讲书,只在某一次大会场上听过他一次演说,其丰采与《半农杂文》插印相片第一帧相似。由那一次见了他的容貌,才知道民八我在上海投考北大,主试负责改订算学题目的人就是他;后来我们谈起这件事,戏用科举时代的“受知师”名称叫他,以为笑乐。等我毕业的时候,他才从欧洲回国,回国以后我们相处很久,除了我离开北京的时期,没有间断。十年中间,在学术的工作上介于师友之间的情感日趋深挚,详见七月二十一日《国语周刊》147期我的《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文中。
我在大学读书的兴趣比较爱文字音韵的研究,一方面思想正是受《新青年》影响的时期,常怀有用新方法整理旧材料解决老问题的野心;既听马幼渔、沈兼士、钱玄同诸先生讲,很得了新旧沟通的益,当时知道半农先生在欧洲学语音学,就渴望他回来时我能再从他得到些中外方法沟通的知识。他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请会演说,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启发。他说他在国外求学的经过道:
……我出国的时候,是想研究文学与言语学的。不料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专重言语学……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事,正如谚语中所说的“捉住死老虎牵猢狲”。
我心下便种上了一个拿准定盘星专一向活材料里研究的标杆。我们两人由兼士先生的介绍,便常在一起工作。
从开仪器箱子起到布置实验室,半农先生给了我一个印象,直至他死。这个印象是个“动”字。他的精神是向前的,所以他自己的表现是动的。他说他所喜欢的是研究的工作,不是教书的工作,便有这样的话:——
教育的工作,就对人说,自然是件‘嘉惠士林’的事,就对己说,说得不好听些简直是吃泻药;研究的工作,却处处可以有兴趣,处处是自己替自己作工,处处是自己受用。
这就是他根本态度的特点。所以他这十年中间生活充满趣味,虽是专门研究语音乐律的干燥东西,而能够调节得元气淋漓。我们仔细看他的业余工作,如照相、写字、收藏书画和小古董,都离不开“处处可以有兴趣……处处自己受用”的意味;对于他研究生活也无不处处有帮助。他用多方的兴趣息养严整工作的脑筋。
……
半农先生对人情感浓厚,所以我又有一个印象,“热”! 他不幸的死固是动的精神的表现,也应该说是热的情感的结果。他使得我非常哀痛,便是他学术生活的“动力”和情感生活的“热力”给我的反应。这分“动”和“热”的精神与情感自然会发生毁誉恩怨的差异,但我相信半农先生自己是表里一贯的。
我们回想他在《新青年》上对旧派文学和灵学等荒谬思想攻击不遗余力,完全是股热忱。近年来有时发表对社会事务的意见,也还是股热忱。我们十年来常在一起工作,他事必躬亲,与众共甘苦,对人也还是股热忱。他的死,我们从事实的意义说,竟受累于热忱了! 我知道他如果不为了收集材料具有科学态度的热忱,何至于犯暑冒险北入漠地呢? 既是客中已经带病,如果不为了奋勇工作勉强支持,何至于体温陡高呢?染的病并非无救之症,如果不是含悲手足痛绝西医,何至于不及诊治了呢?在痛念生死悲惨之际,我经不得要挥几行热泪!
半农先生真死了,但我相信他给朋友的印象不会就澌灭的! 我情感还没有沉静下来,不能就写他学术上的传记,姑且用这不成系统零碎的回忆纪念他。这真是生之途即死之路:他要把学问看作坟墓,他竟为学问入了坟墓,呜呼! 呜呼!
半农先生死后十日,二三,七,二四。
相比《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更注重记述刘先生与魏先生之间的交游往事。马嘶《一代宗师魏建功·魏建功与刘半农》记述,1919年秋,魏先生前脚入北大,后脚刘先生就要负笈欧洲,两人直到1925年才算相识。事实上,魏建功才入校读书时,刘半农还在北大授课。自秋入冬,魏先生见过刘先生,忆文说明:刘先生离国前举办过一回演讲,魏先生不仅在现场,而且获知数月前将他录入北大的“受知师”就是刘半农。查阅《中国现代散文经典·刘半农卷》,刘先生于“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周年的纪念日”,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发表演讲《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演说中刘半农首先提及他“不日就要往欧洲去了,招我来演说,使我能与诸位同学,有个谈话的机会”。他口中的“诸位同学”,当有新生魏建功。由此可知,魏建功与刘半农于1919年结下师生缘。魏建功初见刘半农是同年12月17日(北大校庆日)。师生二人的友谊维持到1934年7月,即刘先生病逝。即便马隅卿先生(1893—1935)打来电话告知噩耗,魏先生仍不相信刘半农早逝。
交往多载,魏建功为刘先生的“动”“热”深深感触。这还要谈谈刘半农的演说,刘先生归国后发表的演讲《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令魏建功印象极为深刻。他在这篇《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中,三次引用《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引文甚长,笔者转录时已作删除)。《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可谓刘半农先生的学术宣言。他在演说中表态自己将舍去文学研究,专工语言学,并且提出治学途径。作为弟子的魏建功,早年也曾热衷文学,日后偏爱文字学,无疑得益于此次演说。只是刘半农演讲于1925年秋,地点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何多年后的1934年夏天,魏建功仍能在文中几近一字不差地“忆”起演说中关键段落呢?1925年6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732期)刊出《研究所国学通告》,国学门学生魏建功等人将延迟毕业。1925年至1926年,先后作为国学门的学生、老师,魏建功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中发表多篇佳作。《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作为国学门恳亲会演说,正刊于1925年第1卷第4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比较刊文与魏文,约450字的引文,仅有一处不同,即“专重言语学……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事”,刊文多出一个“的”字,作“断定的事”。可见,魏先生撰写忆文时很有可能参阅了第1卷第4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
和刘半农不投契的不只鲁迅,还有国学大师钱穆。魏建功先生撰写《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还盼望刘半农的同学钱宾四(钱穆)也写一篇悼文。查阅《刘半农研究资料》,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白涤洲、赵元任、张恨水等名人纷纷写文纪念刘半农。钱先生直到1990年才辞世,但从未撰写悼文怀念老同学。他于暮年撰写回忆录《师友杂忆》坦言:两人于常州中学结下同砚之缘,刘半农时名刘寿彭。他俩都是“五代表”:一起代表学生要求校方改良课程,引发退学风波。不过《师友杂忆》对于刘半农学生时代的追忆仅有两件事:1.客观记述刘君考试时常第一;2.刘半农桀骜不驯,在校大喊不杀某老师,誓不为人,终被清退。1930年,钱穆北上任职燕京大学。20年后相逢,钱穆前往刘府,两人共进午餐,谈约两小时。刘半农不提中学往事,也不问钱穆离校后的状况。钱先生戏言:“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刘半农提倡新文学,钱穆为传统文人,由此钱先生认定彼此“意气不投,不堪相语”。除去文学观、革命观,两人的教育观也大相径庭。魏先生引用的演说中,刘半农志在自我研究,不喜教书育人。恰恰相反,钱穆一生热心办学,赓续文化,延续文脉。经此重逢,又成诀别。刘半农离世,钱穆仅作一联,不甜不咸:“人皆认之为半农,余独识之是寿彭。”两人关系微妙,魏建功不甚了解,又于文中呼吁钱穆作文,大抵只是“一厢情愿”。
老师离世,魏建功不仅想起他的友人同学,还念及自己的祖父,思起为祖父奔丧。他的祖父名为魏慰农,为如皋西场董事,兴办学校。1916年,魏慰农过世,魏建功时为南通中学的学子。他赶往如皋恳请同乡清末进士、实业家、教育家、诗文家沙元炳老人(1864—1927)为祖父撰写墓志铭。沙元炳写下《故处士魏君墓志铭》,文末记下此事,并作铭:“谓施之小,施则屯;谓闻之迩,闻则敦。谓吾言之无劝也,吾言以慰其孙。”魏建功先生小时由西场来如皋读书,就受益于沙元炳的提携。沙元炳、魏慰农都是乡贤,乐于捐资,造福乡梓。耳濡目染,魏建功对于乡人往往也是有求必应。他的另一篇述人佳构《文瀚公传》就写的一位同邑商人:
公讳至浩,字文瀚,长万公之长子也。伯父无子,承父命而继之。迨嗣父殁,公返里服丧逾年,仍来皋北,以襄理家中木业。虽劳瘁亦不辞焉。服阕后,父为之授室。寻禀于其父曰:“吾家兄弟多,又无恒产可依,余愿别图生计,以分父之担负,可乎?”父允其请。于是迁蒋庄租田而农。甫数年,适歉收而不能自足。盖公以商家子而业农,则非所素习也。既而自悔,仍醉心旧业。海陵有杨君者,亦木商也。与公之弟素相识,因荐而就之。杨君初不知公之能也。居久之,乃命采木于苗。公欣然就道,不避艰险,及后而木归,大获利益。公之能力因此而大振,而杨君信任之心亦因此而益坚矣。晚年更付以田务。四十余年,宾主相得无有过于此者。盖公之生平持己以笃敬,待人以忠诚,可不言而喻矣。及其病殁,而营奠营斋一切费用皆杨家担任之,所谓以德报德者,此也。后世青年子弟或以贫乏而寄业商家,不一二年而即归者,溯公之行谊,能毋自返也耶?
晚生魏建功拜撰
这篇古文传记录自上海图书馆馆藏《婺源迁居雉水胡氏支谱·卷三·传记》(1947年4月印本,又名《皋北胡氏支谱》,雉水为如皋旧名)。传主胡至浩卒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此落款中,魏建功自称晚生。若论魏建功为胡氏作传的具体缘由。往大处说,如皋胡氏支派不少,大多奉北宋理学家、教育家胡瑗为始祖。胡瑗在儒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孟朱三子。沙元炳推崇他为“吾乡大贤”,以胡瑗为楷模,创办中国最早的公立师范之一及其附属小学,即如皋师范与如皋师范附属小学。两校校训校风“贵全、真实”均来自胡瑗的办学理念。前后约三年,魏建功先生于如师附小读书,又与沙元炳交游,他对于胡瑗当有所了解,有所好感。往小处说,魏建功的故乡西场位于如皋北部。尽管皋北胡氏不是胡瑗族裔,但族人中不乏魏家的邻里亲属。胡正星《历代居处迁徙录》《家世盛襄之统纪》记述,婺源胡氏迁入皋北几十年间,有族人又迁至西场南面。道光年间,胡氏先于皋北洋蛮河开设聚源木行,10多年后又在西场开设仁泰木行。传主胡至浩长子的三女儿就嫁给魏家。胡正星作为《婺源迁居雉水胡氏支谱》总纂,他的太太就是西场许树泰的女儿。乡里乡亲,胡至浩又有事迹可写,魏建功为此写下此传。不同于《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见诸期刊,《皋北胡氏支谱》家谱流传未广,《魏建功文集》诸书中不见这篇《文瀚公传》,情有可原。
近期欣闻,魏先生的母校如皋师范早已成为国保单位,他的家乡海安更是投入巨资修建了魏建功纪念馆。追根溯源,魏建功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作家。除去上述两篇述人佳构,他应当还有不少佳作散落在旧报刊、老家谱等文献资料中。希望小作可以“抛小玉引大玉”——来日能够招来同道中人,共编一册《魏建功佚文集》,又或一套《魏建功全集》,才是对这位学人乡人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