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文集》未录的两篇述人佳构

    本世纪初，江苏教育出版社四位责任编辑携手编印发行了五卷本《魏建功文集》。魏建功先生（1901—1980）是江苏如皋人，教育家、语言学家、作家，来自家乡的出版社搜集他的遗作，编印他的文集，不失为出版佳话。

    《魏建功文集》既非全集，难免有些佳作未被选入，譬如两篇述人佳构。其中一篇名为《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先生病逝后，魏先生不仅撰写挽联，还于五天内赶写了《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刊于第147期《世界日报·国语周刊》。1935年4月7日，魏先生又撰《中华民国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一联两文，皆已入选《魏建功文集》。2010年，《魏建功文选》面世，又录入《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刘先生作为恩师，对于魏建功有知遇之恩，魏先生对于刘半农有感激之情。老师辞世，魏先生就在写好《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后的第五天，又撰写了《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刊于第111号《独立评论》。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刘半农年谱》《刘半农与胡适之间》等书文，均有引用《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仅述只言片语。或半农，或胡适，偏偏未有学人心系魏建功，就文话史，以飨读者。笔者寻得《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此文颇长，有关刘半农病逝的史料，可见他文，故而选录其半，以作释读：

    ……

    我感觉这回“奔吊”的情景，不禁联想到十八年前我祖父死的时候奔丧的往事！ 我祖父于我个人一生关系最切，童年的时代全在他指导教训之下；从他一死，我快乐幸福的心境立刻成了云烟，人生痛苦渐渐地袭来，经过十多年的忧惧而有今日。在今日的生活中，足以影响我的学问事业而关系较深的要算半农先生了。这是自然枨触起来的一种情怀。

    我知道半农先生最早的时候是在大学预科一年级，那时读了他的《中国文法通论》，异常新鲜；因为他预备出国，没有讲书，只在某一次大会场上听过他一次演说，其丰采与《半农杂文》插印相片第一帧相似。由那一次见了他的容貌，才知道民八我在上海投考北大，主试负责改订算学题目的人就是他；后来我们谈起这件事，戏用科举时代的“受知师”名称叫他，以为笑乐。等我毕业的时候，他才从欧洲回国，回国以后我们相处很久，除了我离开北京的时期，没有间断。十年中间，在学术的工作上介于师友之间的情感日趋深挚，详见七月二十一日《国语周刊》147期我的《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文中。

    我在大学读书的兴趣比较爱文字音韵的研究，一方面思想正是受《新青年》影响的时期，常怀有用新方法整理旧材料解决老问题的野心；既听马幼渔、沈兼士、钱玄同诸先生讲，很得了新旧沟通的益，当时知道半农先生在欧洲学语音学，就渴望他回来时我能再从他得到些中外方法沟通的知识。他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请会演说，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启发。他说他在国外求学的经过道：

    ……我出国的时候，是想研究文学与言语学的。不料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专重言语学……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事，正如谚语中所说的“捉住死老虎牵猢狲”。

    我心下便种上了一个拿准定盘星专一向活材料里研究的标杆。我们两人由兼士先生的介绍，便常在一起工作。

    从开仪器箱子起到布置实验室，半农先生给了我一个印象，直至他死。这个印象是个“动”字。他的精神是向前的，所以他自己的表现是动的。他说他所喜欢的是研究的工作，不是教书的工作，便有这样的话：——

    教育的工作，就对人说，自然是件‘嘉惠士林’的事，就对己说，说得不好听些简直是吃泻药；研究的工作，却处处可以有兴趣，处处是自己替自己作工，处处是自己受用。

    这就是他根本态度的特点。所以他这十年中间生活充满趣味，虽是专门研究语音乐律的干燥东西，而能够调节得元气淋漓。我们仔细看他的业余工作，如照相、写字、收藏书画和小古董，都离不开“处处可以有兴趣……处处自己受用”的意味；对于他研究生活也无不处处有帮助。他用多方的兴趣息养严整工作的脑筋。

    ……

    半农先生对人情感浓厚，所以我又有一个印象，“热”！ 他不幸的死固是动的精神的表现，也应该说是热的情感的结果。他使得我非常哀痛，便是他学术生活的“动力”和情感生活的“热力”给我的反应。这分“动”和“热”的精神与情感自然会发生毁誉恩怨的差异，但我相信半农先生自己是表里一贯的。

    我们回想他在《新青年》上对旧派文学和灵学等荒谬思想攻击不遗余力，完全是股热忱。近年来有时发表对社会事务的意见，也还是股热忱。我们十年来常在一起工作，他事必躬亲，与众共甘苦，对人也还是股热忱。他的死，我们从事实的意义说，竟受累于热忱了！ 我知道他如果不为了收集材料具有科学态度的热忱，何至于犯暑冒险北入漠地呢？ 既是客中已经带病，如果不为了奋勇工作勉强支持，何至于体温陡高呢？染的病并非无救之症，如果不是含悲手足痛绝西医，何至于不及诊治了呢？在痛念生死悲惨之际，我经不得要挥几行热泪！

    半农先生真死了，但我相信他给朋友的印象不会就澌灭的！ 我情感还没有沉静下来，不能就写他学术上的传记，姑且用这不成系统零碎的回忆纪念他。这真是生之途即死之路：他要把学问看作坟墓，他竟为学问入了坟墓，呜呼！ 呜呼！

    半农先生死后十日，二三，七，二四。

    相比《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更注重记述刘先生与魏先生之间的交游往事。马嘶《一代宗师魏建功·魏建功与刘半农》记述，1919年秋，魏先生前脚入北大，后脚刘先生就要负笈欧洲，两人直到1925年才算相识。事实上，魏建功才入校读书时，刘半农还在北大授课。自秋入冬，魏先生见过刘先生，忆文说明：刘先生离国前举办过一回演讲，魏先生不仅在现场，而且获知数月前将他录入北大的“受知师”就是刘半农。查阅《中国现代散文经典·刘半农卷》，刘先生于“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周年的纪念日”，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发表演讲《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演说中刘半农首先提及他“不日就要往欧洲去了，招我来演说，使我能与诸位同学，有个谈话的机会”。他口中的“诸位同学”，当有新生魏建功。由此可知，魏建功与刘半农于1919年结下师生缘。魏建功初见刘半农是同年12月17日（北大校庆日）。师生二人的友谊维持到1934年7月，即刘先生病逝。即便马隅卿先生（1893—1935）打来电话告知噩耗，魏先生仍不相信刘半农早逝。

    交往多载，魏建功为刘先生的“动”“热”深深感触。这还要谈谈刘半农的演说，刘先生归国后发表的演讲《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令魏建功印象极为深刻。他在这篇《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中，三次引用《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引文甚长，笔者转录时已作删除）。《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可谓刘半农先生的学术宣言。他在演说中表态自己将舍去文学研究，专工语言学，并且提出治学途径。作为弟子的魏建功，早年也曾热衷文学，日后偏爱文字学，无疑得益于此次演说。只是刘半农演讲于1925年秋，地点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何多年后的1934年夏天，魏建功仍能在文中几近一字不差地“忆”起演说中关键段落呢？1925年6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732期）刊出《研究所国学通告》，国学门学生魏建功等人将延迟毕业。1925年至1926年，先后作为国学门的学生、老师，魏建功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中发表多篇佳作。《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作为国学门恳亲会演说，正刊于1925年第1卷第4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比较刊文与魏文，约450字的引文，仅有一处不同，即“专重言语学……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事”，刊文多出一个“的”字，作“断定的事”。可见，魏先生撰写忆文时很有可能参阅了第1卷第4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

    和刘半农不投契的不只鲁迅，还有国学大师钱穆。魏建功先生撰写《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还盼望刘半农的同学钱宾四（钱穆）也写一篇悼文。查阅《刘半农研究资料》，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白涤洲、赵元任、张恨水等名人纷纷写文纪念刘半农。钱先生直到1990年才辞世，但从未撰写悼文怀念老同学。他于暮年撰写回忆录《师友杂忆》坦言：两人于常州中学结下同砚之缘，刘半农时名刘寿彭。他俩都是“五代表”：一起代表学生要求校方改良课程，引发退学风波。不过《师友杂忆》对于刘半农学生时代的追忆仅有两件事：1.客观记述刘君考试时常第一；2.刘半农桀骜不驯，在校大喊不杀某老师，誓不为人，终被清退。1930年，钱穆北上任职燕京大学。20年后相逢，钱穆前往刘府，两人共进午餐，谈约两小时。刘半农不提中学往事，也不问钱穆离校后的状况。钱先生戏言：“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刘半农提倡新文学，钱穆为传统文人，由此钱先生认定彼此“意气不投，不堪相语”。除去文学观、革命观，两人的教育观也大相径庭。魏先生引用的演说中，刘半农志在自我研究，不喜教书育人。恰恰相反，钱穆一生热心办学，赓续文化，延续文脉。经此重逢，又成诀别。刘半农离世，钱穆仅作一联，不甜不咸：“人皆认之为半农，余独识之是寿彭。”两人关系微妙，魏建功不甚了解，又于文中呼吁钱穆作文，大抵只是“一厢情愿”。

    老师离世，魏建功不仅想起他的友人同学，还念及自己的祖父，思起为祖父奔丧。他的祖父名为魏慰农，为如皋西场董事，兴办学校。1916年，魏慰农过世，魏建功时为南通中学的学子。他赶往如皋恳请同乡清末进士、实业家、教育家、诗文家沙元炳老人（1864—1927）为祖父撰写墓志铭。沙元炳写下《故处士魏君墓志铭》，文末记下此事，并作铭：“谓施之小，施则屯；谓闻之迩，闻则敦。谓吾言之无劝也，吾言以慰其孙。”魏建功先生小时由西场来如皋读书，就受益于沙元炳的提携。沙元炳、魏慰农都是乡贤，乐于捐资，造福乡梓。耳濡目染，魏建功对于乡人往往也是有求必应。他的另一篇述人佳构《文瀚公传》就写的一位同邑商人：

    公讳至浩，字文瀚，长万公之长子也。伯父无子，承父命而继之。迨嗣父殁，公返里服丧逾年，仍来皋北，以襄理家中木业。虽劳瘁亦不辞焉。服阕后，父为之授室。寻禀于其父曰：“吾家兄弟多，又无恒产可依，余愿别图生计，以分父之担负，可乎？”父允其请。于是迁蒋庄租田而农。甫数年，适歉收而不能自足。盖公以商家子而业农，则非所素习也。既而自悔，仍醉心旧业。海陵有杨君者，亦木商也。与公之弟素相识，因荐而就之。杨君初不知公之能也。居久之，乃命采木于苗。公欣然就道，不避艰险，及后而木归，大获利益。公之能力因此而大振，而杨君信任之心亦因此而益坚矣。晚年更付以田务。四十余年，宾主相得无有过于此者。盖公之生平持己以笃敬，待人以忠诚，可不言而喻矣。及其病殁，而营奠营斋一切费用皆杨家担任之，所谓以德报德者，此也。后世青年子弟或以贫乏而寄业商家，不一二年而即归者，溯公之行谊，能毋自返也耶？

    晚生魏建功拜撰

    这篇古文传记录自上海图书馆馆藏《婺源迁居雉水胡氏支谱·卷三·传记》（1947年4月印本，又名《皋北胡氏支谱》，雉水为如皋旧名）。传主胡至浩卒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此落款中，魏建功自称晚生。若论魏建功为胡氏作传的具体缘由。往大处说，如皋胡氏支派不少，大多奉北宋理学家、教育家胡瑗为始祖。胡瑗在儒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孟朱三子。沙元炳推崇他为“吾乡大贤”，以胡瑗为楷模，创办中国最早的公立师范之一及其附属小学，即如皋师范与如皋师范附属小学。两校校训校风“贵全、真实”均来自胡瑗的办学理念。前后约三年，魏建功先生于如师附小读书，又与沙元炳交游，他对于胡瑗当有所了解，有所好感。往小处说，魏建功的故乡西场位于如皋北部。尽管皋北胡氏不是胡瑗族裔，但族人中不乏魏家的邻里亲属。胡正星《历代居处迁徙录》《家世盛襄之统纪》记述，婺源胡氏迁入皋北几十年间，有族人又迁至西场南面。道光年间，胡氏先于皋北洋蛮河开设聚源木行，10多年后又在西场开设仁泰木行。传主胡至浩长子的三女儿就嫁给魏家。胡正星作为《婺源迁居雉水胡氏支谱》总纂，他的太太就是西场许树泰的女儿。乡里乡亲，胡至浩又有事迹可写，魏建功为此写下此传。不同于《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见诸期刊，《皋北胡氏支谱》家谱流传未广，《魏建功文集》诸书中不见这篇《文瀚公传》，情有可原。

    近期欣闻，魏先生的母校如皋师范早已成为国保单位，他的家乡海安更是投入巨资修建了魏建功纪念馆。追根溯源，魏建功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作家。除去上述两篇述人佳构，他应当还有不少佳作散落在旧报刊、老家谱等文献资料中。希望小作可以“抛小玉引大玉”——来日能够招来同道中人，共编一册《魏建功佚文集》，又或一套《魏建功全集》，才是对这位学人乡人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