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学著作《尚书·尧典》载有舜帝命夔典乐的四句话。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句话为中国诗歌言志、永歌确立义界、树立典型,构成中国诗歌发生、发展,正变、升降十二字定律。
诗言志,歌永言。谓诗以言志,歌以永言,即通过言,将在心的志,传达出来,令持而久之,是为诗;通过永,长声歌咏,将言拉长,令在心的志得以持续的呈现,是为歌。诗与歌为名词,作主语,表示诗言志,歌亦言志。而一个永字,则具两层意义:一作动词,表示永歌,为嗟叹之后的歌和咏;一作名词,表示经长言歌咏所形成一定声音文理的歌和咏。以上说诗与歌的主体构成及本质属性,以下说声调与律吕的规则及运用。声依永,律和声,谓声调的高低,必须与长声歌咏及形成一定声音文理的歌和咏的声调变化相一致;律吕的协调,亦必须与具备一定声音文理的歌和咏的声调变化相协调。意即凡所歌咏,其声调及律吕的配合及协调,都要符合一定规则。四句话、十二个字,是中国诗歌言志、永歌,创造神人以和这一理想境界的最初论述及最高目标。千百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演进,均未能偏离这一目标。
本文拟从以下八事,对于中国诗歌言志、永歌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各种标举及记述,试作一番检讨,以为今日中国诗歌创作及研究提供参考。不妥之处,敬请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一、王者之志与神人意愿
上古时代,每事决疑,有关人事活动的判断与决定以及对于自然界的预测,大多借助占 卜予以推行。所谓贞卜以断志,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文尚书《大禹谟》载: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 惟汝谐。”
这是大禹和舜帝关于帝位禅让的一段对话。舜帝说:我的意向先已确定,无论龟卜或者占筮,均表示协和依从。一次占卜,大功告成。惟先蔽志,昆命元龟,蔽训为断,昆为后,谓卜者必先蔽志,即事先决断,然后进行占卜;朕志先定,询谋佥同,指经过咨询和商议,人与神达至大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指经过占卜,令先已确定的朕志与神的意愿取得一致。卜不习,吉。习通袭,表示延袭,或者延续,说明一次占卜,已出现吉兆,不需再有二卜、三卜。这是占卜的结果,证实由禹担任这一职位最为合适。
原初状态的乐歌创作,与占卜同步进行,其相关作品亦有赖占 卜所留下 卜辞得以保存。例如,郭沫若《 卜辞通纂》所载“今日雨”:
癸卯 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 自 东来雨。其 自 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卜辞计六句。首二句总叙。谓癸卯日,占 卜今日来雨的状况。包括时间及事件。次四句,列述事件内容。谓今日雨,究竟从哪一个方位过将来的呢? 西方? 东方? 北方? 南方? 四个方位,一一询问。这是求 卜人所占 卜的问题。随后,巫觋根据火灼龟甲出现的裂纹形状做出回答。卜辞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由两个三言句及四个五言句所组成。五言四句,一种句式,每一句只表示方位的词语不同,其余无不同。齐整、协和。从格式上看,已是一首有一定规范的五言叙事诗。
从整体上看,诗言志的志,与占 卜之定志,意思基本相通,都是王者的一种决定。这种决定通过一定手续,由神的认证确定下来。说明:所谓王者之志,既代表神的意志,亦代表人的愿望。
新出土楚简(《语丛一》),将“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与“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并举;又将志与事对言,以为诗(三百篇)是一部会集古今人之志的乐章,《春秋》是一部会集古今之事的著作。这一论断,值得留意。
二、以诗设教与以诗立学
孔子删诗,乐歌创作从神坛走向乐坛。中国诗歌言志、永歌传统,由乐歌产生之初的自然生成阶段转而进入自在自为阶段。
《诗大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是孔门为诗三百所撰总序中的一个段落。谓“诗者,志之所之也”,意即“从言寺声”的诗,就是“心之所之”的志;因“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有言志之诗。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意即言语之外,嗟叹、永歌,舞之、蹈之,均为乐歌言传的一种方法及手段。孔门诠释,既揭示诗的本质属性,亦展现诗的言传方法。实践过程中,不仅形成一整套以风、雅、颂为模板的乐歌题材系列,而且亦总结出一整套以赋、比、兴为典型的乐歌体裁及艺术创造系列。所谓诗六义,风、雅、颂以及赋、比、兴,在内容及表现方法两个方面为乐歌创造确立规范,中国诗歌言志、永歌,被演绎为孔门的诗教与诗学。
孔门的诗教与诗学,两个概念,一指以诗设教,一指以诗立学。以诗设教,诗指诗三百,教则在于思、在于容、在于去邪以归正;以诗立学,诗指诗六义,学则在于赋、在于比、在于兴发而感动。以诗教论诗,通过邪与正论优劣,看其对于某个集团或阶层究竟有益或者无益;以诗学论诗,通过赋比兴论高下,看其对于诗自身艺术手段究竟掌握到何种程度。
以诗设教与以诗立学,两种不同的立场、观点,两种不同的文风及学风,体现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个论优劣,讲究好与坏,重在功利;一个论高下,讲究在行不在行,重在审美。重功利者,必先考虑大政事、小政事,考虑集团与集团、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种种“关系与限制之处”,着眼于诗之外;重审美者,着眼于诗之内,就诗自身探寻诗的问题,将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则必遗其“关系与限制之处”(王国维语)。前者每域于一人一事,不一定放诸四海而皆准,不一定能够长长久久;后者则更少限制,因而也可能更加长远一些。
中华诗国,礼仪之邦。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百千年来,诗与礼,已成为国人立言、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国人,无不以此为骄傲。新时代复兴大雅,重振正声,诗学与诗教并重,审美与功利兼顾。以此培养诗才,传承诗艺,培育诗心,必将增强民族复兴的自信。
三、采诗观风与讽喻怨刺
古时天子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采诗观风,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制度。每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班固《汉书·食货志》)。天子以采诗方式,收集邦国呈献歌诗,观察民风民俗,藉以获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以及风俗之美恶。举国上下,“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对晋平公语)。各级官员包括史官、乐官,多人负责,逐级汇总,而集中于天子。乐教对于大政事、小政事,均具一定影响。如曰:“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书·文学传·序》)利用自下而上的行政回馈机制体察民风,借助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导引民风、改善民俗,所谓采诗观风,已形成一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乐政系统及乐治理念。
采诗观风,诗有助于观,乐教有补于政教,乐政及乐治已是政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采与观的进程中,乐事并未被异化为政事,诗亦仍其为诗,其本体地位并未丧失。乐事与政事,诗家与国家,本体与非本体,二者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究其缘由,应与以下二事有关:一为风、雅、颂的确立及规范;另一为言志、永歌的推广及坚守。风、雅、颂,这是中国第一部乐歌总集“诗三百”的三种体裁类别。在三百零五篇当中,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大雅、小雅一百零五篇,周颂、鲁颂、商颂四十篇。风、雅、颂三种体裁类别,各自具有一定比重,各自占居一定地位。“诗三百”中,风、雅、颂规范的确立,这是诗之作为一种凭借而又未曾丧失其自身本体地位的一个重要保证。至于言志及永歌的推广及坚守,其中两个角色,采诗官及太师,甚是值得关注。采诗官,乃采取怨刺之诗也。怨刺者为何? 大致皆自下怨上之辞,比如白居易《采诗官》,就曾明确宣示:“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行人、太师,除了采集、整理,正音、作乐,仍须防止风、雅、颂比例失衡,使得民间感于哀乐的乐歌得以流传。这是古之采诗官的一种坚持,也是诗之作为一种凭借而又未曾丧失其自身本体地位的另一个重要保证。
以上二事,风、雅、颂的确立及规范以及言志、永歌的推广及坚守,既显示乐歌事业的大格局、大建构,也标志诗官、乐官的职责及品级,如用现代的话语讲,这应当也是一种使命及担当。
四、弦吹之音与侧艳之词
文体更替、文学盛衰,与时运相关,亦与文运有一定牵连。中国文学史上,歌诗与歌词,同源而分流,其同与异以及合与分,就是“豪杰之士,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王国维语)所造成结果。这位豪杰之士就是史上被认为“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而在文体更替中被证实为“同能不如独胜”的温庭筠。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夏承焘撰着《四声平亭》(《唐宋词字声之演变》)称:
词之初起,若刘、白之竹枝、望江南,王建之三台、调笑,本蜕自唐绝,与诗同科。至飞卿以侧艳之体,逐管弦之音,始多为拗句,严于依声。往往有同调数首,字字从同;凡在诗句中可不拘平仄者,温词皆一律谨守不渝。
这段话指出,词之初起,与诗同科,至温庭筠以侧艳之体,逐管弦之音,词与诗方才划分为两个不同科目,两种不同文体。并且指出,词与诗的这一划分,在于“多为拗句,严于依声”这一体式标志。对于文体的同与异以及合与分,夏承焘的考述,既说明其结果,亦展现其过程,颇能启发思智。
依据夏承焘考述,温庭筠对于文体更替所作三事值得一记。其一,以字声追逐乐音,为倚声填词打开无数方便之门。温庭筠之前,合乐应歌,或将和声、泛声逐一添个实字,使之成为长短句歌词,或依曲拍为句,按照乐曲的节拍谱写长短句歌词。两种办法,或以篇为单位应合乐曲,或以句为单位应合乐曲,都必须兼具音乐与文学的才能,方才得心应手。温庭筠能逐管弦之音,以歌词文辞的字声与乐曲乐音相应合,倚声填词,只要将合适的字词填入,就能付诸歌喉。文学史上,词之所以填者,以温庭筠起。温庭筠堪称中国倚声填词之祖。其二,以声学与艳科为歌词定性,为倚声填词确立本体地位。温庭筠之前,今之所谓词者,是曲、曲子,还是曲子词? 妾身未明。温庭筠“以侧艳之体,逐管弦之音”,词的主体结构及本质属性得以确定。若问:词之为体,究竟为何? 答曰:为声学,亦为艳科。表示词是由体现格律形式的声学与体现思想内容的艳科所构成的一种文体。简单地说就是,词为声学、词亦为艳科。但当时身为声学及身为艳科的词,仍有名义而无名分,直到刘熙载撰著《艺概》以及胡云翼撰著《宋词研究》,才有“词,声学也”以及“词为艳科”的宏论。其三,多为拗句,严于依声,为文体更替树立标志。温庭筠在声学与艳科两个方面的创造及变革,除了在思想内容上改正艳为侧艳之外,还在形式上改顺为拗。这是今之所谓词者,能够独立成科的原因,也是温庭筠在众多“同能”者中能够“独胜”的关键之所在。温庭筠的创造及变革,对于倚声填词本质属性的确立以及言志、永歌传统的转换,都曾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五、上景下情与数位解码
词为声学、词亦为艳科。温庭筠在格律形式及思想内容两个方面为中国倚声填词树立了典型。入宋之后,柳永承继温庭筠以侧为正的传统,继续将并非完全符合“思无邪”标准的内容写入乐章。在格律形式上,柳永对于温庭筠的承继及添加也值得一记。其一,拗句运用及变化。拗句,这是相对于顺句的一种句式,或称非律式句。这种句式,词中可用,诗中不可用。多为拗句,严于依声,这是词与诗由同科到不同科转换的一个标志。例如《菩萨蛮》,上下两片均由五言句所组成,与蜕自唐绝的刘、白诸作无异,但温庭筠所作,前后两结将一般律式句(“平平仄仄平”),改换为非律式句(“去平平去平”),却异乎寻常。据盛配考,温庭筠《菩萨蛮》十五首,前后两结六十个用去声处,使用去声,包括通变,得百分之八十五。这是温庭筠的特别创造。柳永承袭温庭筠,亦颇留意拗句的运用及变化。例如《八声甘州》,开篇第一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以一领格字提起其下一个律式句,组成另一非律式句“去平平仄仄仄平平”;结尾倒数第二句“倚阑干处”,将一般律式句“平平仄仄”,改换为特殊句式“仄平平仄”。柳永在形式上的改顺为拗,为变旧声、作新声提供方法及途径。其二,宋初体确立与屯田家法及屯田体的创造及规范。宋初体,这是刘煕载提出的一个命题。刘熙载论宋词有云:“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虽以佳句互相称美,其实趣尚不同。”刘熙载将宋初体与瘦硬件对举,并无另加解说,颇难确定其义界。我以宋祁所传“以佳句互相称美”的《玉楼春》为例,探测其意涵,断定刘熙载之所谓宋初体就是上片布景、下片说情这一体式。上片、下片,除了景与情,如进一步加以推广,就是上片去年、下片今年,上片我方、下片对方,乃至于上片A、下片B,这就可以输入电脑。这是我对于宋初体的理解。上片布景、下片说情,这一结构模式,虽并非柳永所首创,但却因柳永的反复实践而确立。而且,在这一基础之上,柳永还在自己的歌词中构造出两个公式:从现在设想将来谈到现在以及由我方设想对方思念我方。这既是一种独特结构方法,又是一种独特结构体式。这就是屯田家法及屯田体。柳永关于宋初体的实践以及屯田家法及屯田体的创造,一个模式,两个公式,以一体对百体,以一家对百家,既为宋词制作寻找到一个基本的结构模式,亦为中国倚声填词形式的模式化及创造方法的程序化导乎先路。
六、改侧归正与改拗为顺
宋人以词为艳科,这句话,很难查找得到出处,但却代表宋人的观念。宋代道学风气浓厚,读书人载道与言情,大多具双重人格。戴上面具作载道之文、言志之诗,卸下面具写言情之词。苏轼守正与传旧,在思想内容上,坚守“思无邪”之正,由形下之思上升到形上之思,以形上之思创造形上之词;在格律形式上,承传言志、永歌之旧,将词中非律式句改换为律式句。从表面上看,所谓“发乎性情,止于礼义”,苏轼写作言情小歌词,似乎并不那么随心所欲,但其将词当作“诗之裔”,将自己在诗文中的思考写入词中,却显示出非凡的身手。例如《临江仙》题称:夜归临皋。说的是夜饮归来的情事。谓敲门不应,只好于门外倚杖听江声。就这么简洁明了。但一个听字,却带出一系列问题,那就是当时的思考。社会人生及宇宙空间。其中,醒、醉以及进、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矛盾与冲突;而此身与江海,则包括内宇宙与外宇宙,亦隐含着短暂与长久的矛盾与冲突。两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赖的单元,借助于两个中介物——杖以及小舟,分别将内与外以及上与下的界限打通。于是,心声应合江声,人境(世俗社会)融入物境(大自然),营营此身,随着轻快的小舟,漂流江海,瞬间转化为永恒。两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赖的单元,经过重新组合,构造出另一境界。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思考,也就是出位之思。就认识层面看,这就是由形下之思到形上之思的提升。至于改拗为顺,这是苏轼对于柳词的一项重大变革,也就是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证据。例如《八声甘州》,上片布景(自然物象):记取相得,潮来潮归;下片说情(社会事相):雅志莫违,古人今人。整体布局,依据柳词,属于宋初体。但在词调关键部位改变句式,将非律式句,改为律式句。柳词起拍“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作一七句式。以一对字领起;苏词起拍“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换成三五句式。“有情风”,二一句式,一般律式句;“万里卷潮来”,二二一句式,亦一般律式句。这是苏不依柳的事证。即将一七句式,变成三五句式,这就是改拗为顺。亦即一般所说,以律诗手为之。此外,柳词煞拍“倚阑干处”,为一二一句式,苏变而成为“不应回首”,二二句式,亦改拗为顺之明显事证。总之,苏轼在北宋词坛,思想进步,观念落后;有创意,无创调。属于非本色的当行作家。
七、境内之境与境外之境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成为中国词学古今演变的分界线。在此之前,通行本色论,以似与非似为标准说词,其所谓似与非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为古词学或旧词学;在此之后,有了境界说,以有与无有为标准说词,其所谓有(境界)或者无有(境界),既可以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测量,又可以现代语言加以表述,是为今词学或者新词学。1908加上人物及事件,共同构建一座历史地标──中国今词学。这是事件发生的偶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王国维堪称中国今词学之父。这是王国维出现的一个重要意义。王国维出现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境界二字的拈出及境界之说的创造。《人间词话》手订本第一则“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被当作歌词创作所达到的一种高度或品位;手订本第九则,境界与兴趣、神韵并列,境界被当作一种批评模式。王国维以境界说词,其所创立境界之说大致包括三层意涵:其一,境界是疆界,是一个有一定长、宽、高的体积空间或度量单位,一个容器,或者载体;其二,境界是意境,是一个由一定的意和一定的境相加所合成的境,或者是将西方学说引进并加以中国化所形成的意和境的统一体;其三,境界在境之外,是境外之境。三层意涵合而观之,说明王国维所说境界是境外所造之境。三层意涵表示境界创造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同时也代表对于境界说认识的三个阶段。目前所见对于境界说的认识,多数只是到达第二个层面。例如: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为何? 为故国、为雕栏玉砌? 或者春花秋月? 故国、雕栏玉砌,都在境之内;春花秋月,或与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人和事,在境之外。以为李煜心目中的往事是故国、是雕栏玉砌,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因王国维明白指出,李煜与宋道君皇帝(赵佶)所作,虽同为以血书者,但二者并不相同。王国维称:“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王国维认为,李煜《虞美人》所造是境外之境,而道君皇帝则仍然在境之内。王国维所标举乃境外之境。
八、要眇宜修与弱德之美
对于词学学科建设,王国维自是功不可没,但其学说亦曾产生误导。如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三句话,不说词之为体,究竟为何,而说词之为体,究竟如何。不回答词究竟是一种什么文体,而回答词这一文体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文体。是什么和怎么样,一个直面词体自身,说其本质属性;一个偏离本体,说其外部特征。两种导向,王国维将读者注意力导引到要眇宜修四个字上面。中国今词学,经历开拓期(1908-1918)、创造期(1919-1948),直 到 蜕 变 期(1949-1995),不同发展阶段,受到王国维误导程度有所不同。创造期三十年,民国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主盟词坛,传统词学本色论占居主导地位,王国维学说尚未广泛传播。1949年后,词学由正到变。自批判继承阶段(1949-1965)、再评价阶段(1976-1984)、直到反思探索阶段(1985-1995),词界重豪放、轻婉约,重艳科、轻声学,诸多问题与王国维误导均有牵连。文化革命结束,正当再评价及反思探索热潮兴起,词坛四大飞将缪钺、吴世昌、万云骏、黄墨谷,以推尊词体为己任,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于误区中的词学进行拨乱反正。也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叶嘉莹自天外而来,先是与缪钺合着《灵溪词说》,对于王国维学说进行还原及再造;再是以兴发感动四字真言说词以普及天下。叶嘉莹出现,对于20世纪词学由变到正的转化具一定推动作用。世纪之末,叶嘉莹以弱德之美这一新的发明,为21世纪中国今词学的开拓、创造增添活力。叶嘉莹称:“(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至此,世纪词学的世纪之问,有了完整答案。若问:词之为体,究竟为何? 答曰:词是我手中的一掬水月。若问:词之为体,究竟如何? 答曰:词是弱德之美及其所代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精神符号的载体。──但愿21世纪中国今词学的开拓及创造,对于中国诗歌言志永歌传统及叶嘉莹学说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癸卯秋分前三日于香江之敏求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