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背景下的三重思绪

    着手创办这套新的丛书——“跨越丛书”，是为了到“跨文化”的背景下，来提示下述三重思绪的主旨——而数十年间，它们一直是我念兹在兹、挂在嘴边的话题，无论是当年在北大的比较文学所，还是如今在浙大的中西书院。

    第一重就是所谓的“混杂性”。不夸张地说，凡是注重于比较思维的人，或者凡是盯紧了文化跨越的人，都会本能地抗拒——至少是犹豫或有所保留——有关“本真”或“正宗”的夸张。因为在实际上，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现有文化，全都经过了传播、叠加与杂交。——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心念，我才会在以往的著述中写道：“什么才是这种‘比较文学’的犀利方法呢？ 如果简单和形象一点地回答，那就是能像分析化学家那样，让目力得以钻进现有的物体之中，甚至能看穿组成它的分子式，以致当一粒石子在别人眼中，还只表现为力学上的坚硬固体时，却能在你的解析中被一眼看穿，而呈现为‘碳酸+钙’之类的文化化合物。”（刘东：《悲剧的文化解析·自序》）

    特别需要提示的是，尤其是到了这个“后殖民”时代，我们才既恍然大悟、又追悔莫及地发现，在近代西方的、爆炸性的全球性扩张中，所有非西方世界所受到的空前压强，也就在由此造成的文化化合层上，浓重地造成了文化压迫和辗轧，而且这样的压迫还往往是我们不闻其臭的、基本失语的。——比如，在动情地唱着“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的时候，或者在动情地唱着“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已很少有人还能够想到，“正如奇迈可（Michael Keevak）向我们揭示的，其实在迟至18世纪中期之前，欧洲人对于‘东亚人’的肤色描述，还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等，换言之更同自己的肤色相近；而当时被他们归为‘黄皮肤’的，倒是在19世纪被归为‘白人’的印度人。”而进一步说，“中国肤色的这种‘由白变黄’，也就正好在欧洲人那里，对应着18世纪流行的‘中国热’，以及又在19世纪流行的‘中国冷’。”（刘东：《〈大海航译丛〉总序》）

    第二重则是所谓的“生产性”。无论如何，虽说单只从历史的“短时段”来看，文化的对撞难免要带来血与火，带来难以喘息的辗轧与压迫，可一旦放眼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又未必不能带来文化的互渗与杂交，并且就基于这样杂交而寻求向上的跃升。早在任教于北大比较文学所时，我就不断告诫要在方法上“退一步，进两步”，而这也就意味着，不妨把我们的工作比作文化上的化学家，既要通过“分析”来暴露和祛除外来的覆盖，又要通过“化合”去丰富和加强固有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冯友兰曾经提出过“照着讲”和“接着讲”，而且明显侧重于后一种讲法，那么，我则有针对性地又提出了“从接着讲到对着讲”，也同样把重心落到了后一种讲法上：“它不仅不再把精神囿闭于某一特定的统绪，甚至也并不担保仅靠两种或多种传统间的对话与激发，就一定能够帮助摆脱深重的文明危机；它唯一可以承诺的是，文化间性至少会带来更多的头脑松动和思想选项，使得我们有可能挣脱缠绕已久的文化宿命论，从而有可能进行并不事先预设文化本位与文化归属的建构。”（刘东：《从接着讲到对着讲》）

    说到根子上，也只有借助于这样的“生产性”，或者借助于这种交互性的“对着讲”，我们才真正可能去拯救自家的传统，而不是人为竖起一道刚性的篱笆，把这种传统给“保护”成了世界文明的“化外之物”，或者给“保护”成了只能被圈养起来的大熊猫。——事实上，对于此间的这番道理，我也早在别处给出了论述：“正是在这种具有‘自反性’的‘对着讲’中，我们在把自己的国学带入那个‘大空间’的同时，也应当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后的传统无论多么厚重和伟大，都绝不是什么僵硬的、刀枪不入的死物；恰恰相反，它会在我们同世界进行持续对话的同时，不断借助于这种对话的‘反作用力’，而同整个国际文化展开良性的互动，从而不断地谋求自身的递进，也日益地走向开放与自由。如果宏观地展望，实际上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国学’，都在百川归海地加入这场‘重铸金身’的运动，而我们的传统当然也不能自外于它。”（刘东：《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

    第三重又是所谓的“或然性”。也就是说，即使在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确实可能出现某种“生产性”，但我们仍不可盲从任何前定的目的论，仍不能秉持任何浅薄的乐观论。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间的叠加，全都属于具有前途的文化融合，那也完全可能杂交出一个怪胎，只因基因的排斥而无法传宗接代，只能够逐渐式微地无疾而终。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化间性”也只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而且，这种或然性的历史结构，或者开放性的可能世界，也就正好敞开了我们的深层思索，留给了我们的文化选择。——而此中的成败利钝，又正如我在以往议论过的：“如果我们已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看到，宋明理学乃是作为中土主导价值的儒学，同当年的西学、即印度佛学之间的交流产物，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再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想到，要是为此吃尽了千辛万苦的玄奘当年，走到的那个西天竟不是印度、而是更远处的希腊，则此后作为文化间性的发展，也就会显出完全不同的景象，甚至超出了后人的理解和想象。”（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

    当然在另一方面，既然还没有停止自己的运思，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那么，至少在当下的这个历史瞬间，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说，人类就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前途，而历史也就此彻底沦为了黑洞。如果我们既能从心情上回到那个“轴心时代”，又能基于那“四大圣哲”的价值立场，去展开新一轮的、充满了激情的“文明对话”，那么，就足以从跨文化的角度发现，真正能结出丰硕成果的对话，决不会发生在孔子与释迦牟尼、或者孔子与摩西之间，而只会发生在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这也正是我晚近正在不断呼吁的、一种真正可以普适于人类的“文化生产性”：“也就恰是在这一场剧烈冲突的背后，甚至，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激烈的化合反应，反而应当求同存异地、‘更上层楼’地看到，其实在这两大世界性文明之间，倒是罕见地共享着一连串的文化要素，包括多元、人间、现世、经商、感性、审美、乐观、怀疑、有限、中庸、理性、争鸣、论理、伦理、学术、讲学等等。也正是鉴于这两者间的‘亲和性’，自己晚近以来才越来越倾向于认定，我们正孜孜以求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绝不会只是存在于本土的文化潜能中，而更加宽广地存在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特别是‘中国与希腊’这两者的‘文化间性’中。”（刘东：《悲剧的文化解析·自序》）

    但愿收进了这个系列中的著作，无论其具体的问题和立场如何，都能激发出对于上述要点的持续关注，使得大家即使在剧烈的文明冲突中，也不敢稍忘自己所肩负的、唯此为大的历史责任！

    （“跨越丛书”，九州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