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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家二月河于五年前的12月15日在北京病逝。书比人长寿，二月河因其笔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数十年来，其作品不断被读者重读。
1991年，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九王夺嫡》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2年，二月河的13卷本文集，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二十年来，《二月河文集》一直是长江文艺社的镇社之宝。其中，更有一个作家与编辑相识相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感交流的故事。
原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当时《雍正皇帝》一书的责任编辑周百义，和作家二月河交往合作的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相互的理解与欣赏，扶持与鼓励，彼此互为职业生涯的陪伴者和见证者，《雍正皇帝》成为两人事业成就中共同的烙印。
30年来，围绕着作品的编辑、出版、宣传，乃至版权的保护、转移、衍生，周百义与二月河有过无数沟通与交流，有过共同的喜怒哀乐。周百义在长江文艺社当编辑时是热线联系，在长江文艺社当社长时热线联系，周百义离开了出版社，去到长江出版集团任职（周百义曾任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二月河先生签署授权协议，还是将他作品的版权托付给他。有人不止一次地允诺用更高的版税，希望二月河将作品交给他们出版。但二月河和他的夫人，30年如一日，始终将版权交给周百义，交给长江文艺社。
初识二月河：编辑的诚意
庞沁文：周总好，您责编的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被评为“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之一，是畅销书的经典，您的名字将和这本书一起流传下去，这应该说是编辑努力争取的最高境界。当时二月河名不见经传，只是南阳地区的一个作家。我很好奇，您为什么找他约稿呢？ 您是如何打造《雍正皇帝》这部经典畅销书的？
周百义：1987年8月，我刚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第一次外出组稿，到了河南郑州。当时，我家乡的一位老师涂白玉正在河南省文联的《奔流》杂志社工作，经他介绍，我拜访了郑州的许多作家。在郑州时听别人说，南阳有个作者，把他的小说写在笔记本上，我当时就想去拜访。涂老师给南阳市文联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当时从郑州到南阳，坐了大半天公共汽车。南阳文联有个副主席吕樵，他用他的自行车，把我带到二月河家。那时候，二月河还是南阳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他住在南阳解放路一个小巷子的尽头，一楼，屋里还很潮湿，很黑，这样一个地方，我印象很深。我跟二月河说明来意，他当时就说，他在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这个社后来撤掉了）出了一本书，就是多卷本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的第一卷《夺宫》，他给了我一本。我带回旅馆去看，那个旅馆，我还记得叫春来旅馆，在这个小旅馆里我一口气就读完了，我觉得小说的情节很抓人，引人入胜，我就更坚定了信心，要找他写稿。
庞沁文：二月河当时已经打算在黄河文艺出版社出他的书，您是怎么把他的稿子争取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您也可以以约他的稿为例来谈一谈编辑约稿的艺术。
周百义：我第一次向他约稿时，他说，他跟河南的出版社都谈好了，不能到其他社出书。我说你如果光是在河南出书，还是在黄河流域，我们那是长江流域。我说你要打过长江，占领全中国。不然的话，你只是个河南作家，你过了长江，你才是全国性的作家。我还对二月河说，我就一直住在南阳等你写稿子。当时二月河并不被主流作家们认可，他见有外省的出版社来约稿，又见我这个河南老乡非常执拗，他就答应以后写雍正的书再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我回到武汉以后，就陆陆续续给他寄一些我们出的杂志和书，保持热线联系。1988年10月，我又去一次，代表出版社，和他签了约稿合同。直到1990年他才把《雍正皇帝》第一卷《九王夺嫡》交给我。
编辑约稿最重要的是诚心，你看准了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要经常与作家保持联系，不能断了线。实际上，编辑约稿时只有个初步的判断，特别是普通作者，名气不大，再加上是文学作品，你不能确定你约的稿子后来一定会卖得好，或者长期流传。但你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做下去。假如我没有坚持约他写稿，没有长期跟踪，没有长期地沟通和对他不断地问候，那我后来可能就没戏了。
编辑约稿还需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把作者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尽全力为作者做好服务，让作者的利益得到保证，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二月河后来为什么会30多年一直把他的作品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和我们对他的全心全意的服务有关。在这一点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想尽了一切方法，在他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主动给他提高稿酬标准，维护他的切身利益，将字数稿酬改为版税，努力宣传营销，争取评各种奖项，甚至给他找律师，帮他去打官司等，最后才赢得他的信任，所以他才愿意一直把作品交给我们出。后来我不在社长任上，他给我写过两次委托书，委托我管理他的版权，甚至他去世以后，介绍他一生成就的碑文，他的家属也找我来给他写。现在，这个功德碑就树在他的墓园的一角。
庞沁文：您与二月河的交往可以说是编辑与作者交往的典范。据说二月河交稿时，已经有同类书出版了。一般来说，如果市场上已经有同类书，选题就比较难通过，您是如何争取让社里通过的呢？
周百义：二月河交稿以后，社里讨论年度选题时，恰好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了一部也叫《雍正皇帝》的电视连续剧。除此之外，同名图书也出版了。我还记得，作者是计红绪和王云高。编辑部讨论选题时别的同志就说，人家才出了书，你再出相同内容的书，行吗？ 可我觉得，我和二月河合同都签了，书要不出，我怎么向他交代。我去找总编辑说：和二月河约稿合同都签了，他的上
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怀念作家二月河时，更要谈的是这一段出版佳话——一位作家与编辑长达30年的情谊。本报特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究员庞沁文与编辑家周百义关于《雍正皇帝》一书出版故事的对谈，谨以此怀念作家二月河，也期待能给当下的编辑出版工作以启示。
一部长篇小说《康熙大帝》有很大的影响，正在改编电视连续剧呢。我们总编辑不苟言笑，听了我的陈述，说看了稿子再定。为了能使选题获得通过，我写了一个很长的审稿意见交了上去，把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后期的营销策略都写了，包括未来的市场远景也写了。这个审稿意见我一直保留着，后来收入了我写的《长江十年》一书里面。结果总编看了书稿以后，没有说别的，只写了一句话，“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总编辑一锤定音，才有了这套书的今天。
常规营销也见效果
庞沁文：您刚才谈到，编辑能否赢得作者的书稿，关键在于能否使书稿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您是如何让《雍正皇帝》的书稿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呢？
周百义：这主要就是做好宣传营销。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数字化时代，用的都是常规的营销手段，但我在对这套书的营销上，是不遗余力的。首先，我先做好图书征订的宣传。那时候出版社还没有自办发行，主要通过省级新华书店征订。我把《雍正皇帝》的征订介绍写得很精彩。既交代了图书的内容，又把其特色突出出来。我的介绍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叙述，而是用充满激情的富有诗意的文字，把作品的内容和与众不同之处传递给负责征订图书的人。目前这本书的前言，就是我在征订介绍的基础上改写的。有点像电视剧的片头，现在有很多人编写品鉴《雍正皇帝》的书，都还在使用我的这些文字。《雍正皇帝》三卷的前言骈散结合，四六对仗，有点文采。后来一次征订了1.17万册，社里放心了，我与作者也是皆大欢喜。征订手册我现在还留着，这是历史的见证。
后来，我还写了一些书评性质的文章，对书中主要人物进行分析，有些比较短，有一篇比较长，带有一点学术性。这篇文章先是在南阳的一个内部刊物《躬耕》上发表了，后来又在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小说评论》上发表了。当时二月河在文坛上十分寂寞，在此之前只有冯其庸先生为他写过一篇书评。他经常跟我说，有人准备给他写评论。说了几年，只听楼梯响，没见人下来。其实，有些评论家不屑于给他写，认为他写的是通俗作品。在1994年茅盾文学奖评奖之前，我在知网上搜索发现，写二月河作品评论文章的只有四篇，其中还有我的那一篇。现在人们讨论来讨论去，基本上还是围绕我说的那几个问题，所以二月河内心里就十分感激我。我写的题目叫《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从人物、情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历史氛围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小说的文学价值。
评论对于作家，对于读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读者对一本书的了解，都是通过这些评论，特别是专家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评论。而作家也希望有人能够把他的作品的价值给发掘出来。如果图书出版了无人评论，作者落了个寂寞，他的影响就谈不上。
其次是申报各种奖项与举办研讨会。图书获奖能够起到对图书的促销作用，道理很简单，但做好不容易。我们对申报各种奖项都非常重视，《雍正皇帝》曾经获得过河南省政府奖、“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和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等奖项。2001年香港《亚洲周刊》组织海内外专家评20世纪百年百部长篇小说，《雍正皇帝》入选了。最近出版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也收入了《雍正皇帝》。典藏收入的只有两部长篇历史小说，一本是《李自成》，第二本就是《雍正皇帝》。现在回想起来，唯一遗憾的是《雍正皇帝》与茅盾文
学奖两次擦肩而过。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时，我们把《雍正皇帝》报上去了。据说评委们都争着看，看了都是激动不已，爱不释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个叫丁临一的评论家说，《雍正皇帝》是自《红楼梦》以来100年不遇的最好的长篇小说。评论家胡平说，《雍正皇帝》里面要什么有什么，是长篇小说创作最难得的一个收获。《雍正皇帝》在茅盾文学奖初评中获得大多数专家好评，但也有一些专家对此书不十分了解。我的老师陈美兰参加了初评，她回来后告诉我说，作协的一位领导说过去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作家和这本书，让我们在北京宣传一下。1996年的元月6号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我们在文采阁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还请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并且约请了当时正在把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改编成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投资方四汇文化公司。研讨会上，专家们从作品的历史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从它的艺术价值、语言、氛围等不同方面做了发言。后来每家报纸都做了报道。专家们对小说的艺术成就、文学价值的高度肯定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召开作品研讨会是一种很普通的宣传方式，但对文学作品的营销十分重要，若没有那样一种形式的研讨会，媒体无法报道它的价值，别人认识不到，就无法去传播。后来长江文艺出版社不知召开过多少次研讨会了，但这次《雍正皇帝》的研讨会奠定了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部作品从此进入了专家和读者的视野。
第四是借助影视剧的热播营销。影视与图书互动传播现在比较常见，可当时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电视剧对图书销售的拉动作用。1998年11月二月河告诉我说，《雍正王朝》这个电视剧准备播了，中央电视台一频道要播，我立即联系能够影响新华书店和全国读者的《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三家报纸刊登“紧急征订”，同时安排社里加印了4万套图书。当时社里很多人不理解，说我瞎搞。那时候大家都没想到这套书能够畅销到如此程度。老实跟你说，电视剧播出前，因为我是社长，压着大家，社里才主动发1万多套，书店不要。他们说，我们都还有货，要你这书干什么。《雍正王朝》11月3日播出，订货会开始是11月6日，开始播前几集，没有动静，订货会快结束的时候，已经播到第五集了，许多书店都来要货。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电视剧情节紧凑，故事引人入胜，觉得等电视剧看不过瘾，都要抢着看书。后来要货的太多，我在北京就打电话给社里要求安排加印。等到快过年了，零售店还在催着要货，新华书店发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我们自己租车送，送到全国各地去。最远的有一次送到杭州，腊月二十九的夜里员工才回来。杭州的报纸《钱江晚报》为此写过一条新闻，发在头版，标题是：杭州告急，长江文艺千里送书，今晨一千套《雍正皇帝》抵杭。我们的发行科长写了篇文章，描述当时的情景，他说“订货方频频催货，出版社是连连道歉”，因为根本来不及满足读者的需求。
《雍正王朝》电视剧是有口皆碑的优秀作品，已经成了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央电视台几乎每年都要重播。海外的电视台也是如此。电视剧是大众传媒，它的循环播放对图书在民间的长期销售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宣传形成了共识，成了口碑后，会口口相传，不胫而走。
我刚好正在写一篇关于二月河作品经典化的文章，我在知网上查
了，关于二月河研究的论文有几千篇。如果用二月河历史小说这个关键词来检索，有2000多篇。其中博士、硕士论文提到二月河的有600多篇。还有不少文学史、大学教材，也写到二月河。
第五是通过打击盗版来维护作者的利益。《雍正皇帝》畅销以后，盗版很多。我到南阳去，街上卖的都是《雍正皇帝》的盗版。我曾经亲自带人到武汉武胜路去打盗版，收了很多书商的盗版书。后来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评书版《雍正皇帝》，我们通过律师发函，并刊登严正声明，悬赏10万元捉拿盗版者。后来这家出版社赔了钱，媒体登了新闻“雍正捉拿假雍正”。当然，打击盗版扩大正版销售，维护作者利益是其中的一个目的，通过打盗版，吸引市场的关注，也是我们的另外一种目的。
作品的畅销与时代相关
庞沁文：常规的营销手段做到极致也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您觉得营销是《雍正皇帝》畅销的关键因素吗？
周百义：图书能否畅销取决于它的文本，如果作品没有文本价值，你再怎么营销，怎么说好，也不行。营销只是帮助读者认识发现图书文本价值的手段，具有独特的文本价值的图书才能够成为一部经典，不断地流传下去。二月河的帝王系列能够经久不衰，关键还是他的小说好读，耐读。《雍正皇帝》自1990年出版以来已经畅销了将近30多年，现在每年还能销售几万套。虽然这位作家的作品在市场上有时可能会起起伏伏，但好的作品，是不会被时间湮没的。
庞沁文：有人认为《雍正皇帝》的文本价值体现在对雍正进行了重新评价，为雍正翻案是这本书畅销的主要原因，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周百义：关于《雍正皇帝》替雍正翻案，只能说是这本书畅销的因素之一。如果不研究历史的人，光凭民间传说，会对雍正印象不好，说他杀兄，弑父，刻薄寡恩。二月河塑造了一个敢于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打击豪强，体恤民瘼的皇帝，部分改变了人们对雍正的看法，这只能说仅仅是图书畅销的一个因素。真正畅销的原因，是他没把雍正这个人物仅仅写成一个深不可测的君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文学人物来写。二月河调动各种文学手段，描绘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崭新的文学形象。如果仅仅是翻案，写写研究文章就可以了，而他，则是为新时期历史小说塑造了一个夙夜匪懈、勤勉理政、整顿沉疴、铁腕反腐的帝王形象。当然，小说并没有把雍正写成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是封建皇权社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惩治异端，冷酷无情，杀伐随意，一意孤行。小说尽管艺术地再现了雍正一生中的励精图治的一面，但对其残忍无情的一面也给以了充分的展示。
《雍正皇帝》长销、畅销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他的文学价值、文学的感染力、艺术的感染力。他不是简单地再现那一段历史过程，不是简单地对历史人物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而是通过塑造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展现出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画面，特别是对清代宫廷生活的艺术呈现。二月河对人物的刻画，对氛围的烘托，情节的把控，包括语言有他的独到之处。他的小说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其中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特别是小说中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邬思道、刘墨林等，让人过目难忘。
他借鉴中国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善于编织故事情节，一环套一环，一个情节接一个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他的小说语言生动，
文白相间，还善于借用民间大众的俚语、习语，生动活泼，但又符合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所以有人告诉我，说他读二月河的小说，一共读了21遍。
当然一部书能否畅销，有很多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可以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因素在适当的条件下相互作用，出版社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创造奇迹。所以说，二月河在某种程度上澄清历史的迷雾，还雍正真实面目，只是小说《雍正皇帝》畅销的一个因素。
庞沁文：您刚才谈到社会环境也是影响图书畅销的一个因素，您可以分析一下《雍正皇帝》的畅销与社会环境的联系吗？
周百义：任何一本书畅销，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假设我们现在有某位作家再写一部关于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为题材的小说，读者可能就不再会感兴趣。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写乡里人进城的尴尬，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家都觉得反映了现实生活。如高晓声获得全国大奖的《陈奂生进城》，当时引起了轰动。如果放到现在，恐怕写得再精彩，也不能取得这样的文学效果。
文学理论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二月河也说他创作的目的就是“替古人画像，供今人照镜子”。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我们才能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和借鉴。二月河小说中描绘的康熙末年，吏治松弛，国库亏空，官员腐败。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描绘出了雍正这样一位善于韬光养晦、大胆改革、铁腕反腐的封建帝王形象，并体现出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这样一个改革者一往无前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们的社会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虽然当下与清代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社会还有许多改革的阻力，有拉帮结派及贪污腐化的现象，广大人民群众特别希望能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者来革除弊政，改革者们也希望从这个文学形象身上获得一些借鉴，这可能是《雍正皇帝》这部小说能够引发共鸣，受人欢迎的社会环境因素。
一部作品的出版启示
庞沁文：作为一名出版人，二月河塑造的雍正皇帝这一文学形象对您有哪些启发？
周百义：看了《雍正皇帝》，对我的一个深刻的启发就是说，一开始做事，功利性不要太强，要顺其自然，要等待机遇，机遇来了再大显身手。
我们做书也是一样的，许多书你很难预测它上市后一定会火。比如《活着》《狼图腾》，包括《雍正皇帝》等图书，一开始谁都不能确定它就是畅销书。《活着》一书，初版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还是有书商资助，但是市场反应平平。后来因为在国外获了一些奖项，这本书才引起市场注意。当然，某本书如果通过你的专业判断，认为它有价值，会有潜在的读者群，不管它最初市场的反应如何，你要一心一意努力把它做上去。如果你尽力了，图书的市场也一般般，你也不后悔。
如果机会来了，你要迅速地捕捉市场的信号，及时地采取各种营销措施，把这本书的潜在价值开发出来。所以做书的时候，一开始要踏踏实实把前期工作做好，要有上中下三策，要有各种应对的准备，不要一开始就想这个书如何如何。有可能你想让它火，它就火不了。但也许以后还会有机遇，你只要抓住机遇，上穷碧落下黄泉，把所有的方法都用上，结果就可能出人意料。
雍正能登基，民间传说是雍正改了康熙的遗诏，二月河通过认真地分析，认为“改诏说”缺少可能性。因为康熙的遗诏是满汉两种文字，改得了汉文改不了满文。何况汉文用的是繁体，也无法去改。所以，二月河对雍正形象的塑造，对于我们对待名和利，如何做人做事，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有所启发的。
庞沁文：总的来说，《雍正皇帝》会作为一部文学经典流传下去，这本书是您与二月河长期友谊的结晶，请您总结一下您与二月河的关系。
周百义：中国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敬我三分，我还你一尺”。我作为一个编辑，与二月河先生倾盖如故，交往30余年，与双方的互相尊重有关系。通过编辑二月河的图书，我与他成为知心的朋友，这是我的幸运。书比人长寿，编辑是依附于作者的，作者的书能够长寿，编辑的生命价值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沾了二月河的光，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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