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现代出版史的重大工程

    2012年10月23日，由柳斌杰署长担任主编的“中国出版家丛书”编委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委托人民出版社承担组稿和出版任务。起初编委会拟定入选丛书的传主，约有已逝世出版家50位。经过人民出版社10余年的努力，目前已出版传记35种、介绍出版家36位。笔者曾经撰文，吁请搜集出版前辈编辑的事迹和贡献，并有幸受聘忝任这套丛书的编委，虽贡献寥寥，但如今目睹这套丛书出版问世，深感这无疑是我国传承现代出版史的一项重大工程。在欣喜之余，内心不禁也有一些感触和联想。

    这套丛书入选传主的代表性十分广泛。曾有出版史学者认为，我国现代出版家的代际划分，大体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像张元济这样的民主主义者；第二类以邹韬奋为代表，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第三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瞿秋白等；第四类是以陈翰伯、陈原等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出版业领导；第五类则泛指“文革”后跨世纪的出版人。姑且不评论这种划分是否准确，但确实涵盖了我国现代出版业不同年代的人才构成。而这套丛书，恰恰充分体现了这种构成的广泛代表性。

    综观已出版的35种书中，既有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舒新城等这样开拓、创业的出版元老，也有巴金、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跨界卓越的出版家，还有多位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出版领导人，如陈翰伯、陈原、姜椿芳、罗竹风、韦君宜等。此外还包含优秀编辑赵家璧、邵洵美、以及装帧美术大师钱君匋、曹辛之，等等。更难得的是，这套丛书，还初次介绍了好多位也许我们比较陌生的老出版家，如杜亚泉、汪孟邹、吴朗西、王伯祥、赵南公等。上述种种，无疑都是珍贵的史料。所以通览这套丛书，不仅可以领略几十位出版前辈的丰釆，更能从人物活动的轨迹了解中国现代的出版简史。

    这套丛书的作者，既有资深出版人，更多是高校的研究人员。他们大多对传主都比较陌生。但为了完成写作任务，均不辞辛劳，千寻万访，费尽心力。每种书的参考文献，都至少好几十种，像韦君宜这本的参考文献，竟多达127种。为了查找历史资料，他们除了上网、进图书馆、查档案、走访传主朋友及亲属，有时还别出心裁，从特殊渠道寻找信息。仅以陈翰伯传记的作者孙毓华为例。她只是一名60后硕士，以前对陈翰伯基本上一无所知。后来她发现微博上有位“卡廷森林”博主，再进一步深查，方知此人竟是陈翰伯的女儿陈延琳，这一下，她可找到了解陈翰伯生平和事迹的极好渠道。更难得的是，她得悉有人从潘家园旧书摊上，淘到陈翰伯“文革”中交代材料十万字，这可是太珍贵的史料啊！ 有了上述这些材料基础，再加上她从商务印书馆官网上，查到许多陈翰伯的讲话、报告、口述、文章，终于使她较好地完成了陈翰伯传记的撰写任务。

    承担出版任务的人民出版社也做出了巨大努力。诸如选择和确定传主，出版社就多次征询老出版人的意见，并结合传主代表性、出版业绩、资料条件、作者水平等因素，进行全面细致评估。在编辑、装帧、印制方面，也尽量做到了精细和完善。每本书除文字以外，还有照片、插图、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和作者撰写的后记，而且全套书全用精装本出版。这些周到的做法，都为这套书增色不少。

    出版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依笔者愚见，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彰显前辈出版家对我国现代出版业发展的重要贡献。这套丛书的36位传主，尽管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凭自己的努力，在各自岗位上为出版业的发展尽责尽力，并取得了彪炳出版史册的成就。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三位兴办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已是我国公认的出版老字号。再以笔者认识的陈翰伯同志为例。1975年他受命担任《汉语大词典》领导小组组长，那时笔者正好也参与江苏这部词典的编纂工作，有几次同他接触。起初只是崇敬他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时的出色工作，后来得知1979年，他作为国家出版局局长，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地方出版社不受“通俗化、地方化”的约束，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这一举措，极大地解放了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从而促进了八十年代全国出版业的快速发展。1980年他又率先制定了“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陈翰伯作为卓越出版家留给社会的贡献，将永远被出版人所铭记。

    第二，出版人必须始终牢记出版的文化属性。自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在一部分出版人的心目中，仿佛更热衷于追逐利润最大化，而把出版的文化属性反而淡忘了。这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这套丛书36位传主的毕生经历，雄辩地告诫人们，出版的首要宗旨，就是传承和传播文化，出版人永远姓“文”，而不是姓“钱”。民国时期，面对社会上许多出版商热衷出版赚钱的低俗烂书、色情书，王云五、舒新城、黄洛峰等出版家，始终拒绝随波逐流，坚持出版教材、辞书、科普等健康文化读物，就是很好的典范。甚至在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社会极度动乱的时候，出版家赵家璧仍坚持出版他倡导的“一角丛书”，实行“开本小，字数少，售价低”，结果不仅未亏本，反而一炮走红，出书20种，共销出20余万册。

    第三，倡导出版家成为杂家。这套丛书中的许多出版家，都是知识宽广，跨界多面的杂家。搞出版必然要面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领域和学科，所以知识面一定要广，技能要多。比如巴金先生。人们大多只知巴金是作家、翻译家，其实他还真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家。他18岁就在成都编辑《半月》杂志，此后又编过《自由月刊》《绿光》《时代前》《文化生活丛刊》等多种刊物。从1935年起，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干了14年总编辑。1949年与王辛笛一起创办平明出版社，1957年又任《收获》杂志主编，“文革”后期，他又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当编辑。这一连串经历，表明巴金确是一位优秀的跨界出版家。最令人钦羡的还有出版家钱君匋，他还身兼装帧设计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国画家、音乐教育家、诗人、收藏家、艺术大师等这么多头衔。如此博学的杂家，难怪备受人们的敬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