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代新诗写史

    █“朦胧诗”以来产生了很多诗人和流派，但是批评家们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诗人、诗歌的判断大相径庭。学者朱周斌不是要参与批评或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站位，而是希望通过对代表性诗人诗歌文本的仔细考察，试图去发现当代汉语新诗的内在发展规律，从而达成一种关于新诗评判的共识性标准。

    汉语新诗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其在文化上曾经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然而，今天已然不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以经济为中心，外部环境于诗歌不利；另一方面诗歌的名声越来越差，从白话到口语再到口水化，内部有效批评标准的缺失难辞其咎。

    学者朱周斌的新著《当代汉语新诗类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富有成果的写作。朦胧诗以来产生了很多诗人和流派，但是批评家们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诗人、诗歌的判断大相径庭。朱周斌不是要参与批评或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站位，而是希望通过对代表性诗人诗歌文本的仔细考察，试图去发现当代汉语新诗的内在发展规律，从而达成一种关于新诗评判的共识性标准。

    朱周斌讨论的当代汉语新诗指的是朦胧诗以来的汉语新诗。该书的内容具体包括：绪论部分，作者讨论了当代汉语新诗面临的语言困境和转型，以及对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批评方法做了详细说明；第一章通过选择分析顾城、舒婷、叶周的诗歌文本，讨论了当代汉语新诗与主流观念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第二章通过选择分析食指、岳重、北岛、郑小琼的诗歌文本，讨论了当代汉语新诗与主流观念反思和对话，从对主流观念的反思出走到对日常生活的回归；第三章以当代汉语新诗重塑诗学本体类型为主旨，通过选择分析多多、欧阳江河、海子、张枣、韩东、李亚伟、余怒的诗歌文本，讨论了语言游戏与诗学本体类型诗歌的发展及问题；第四章以西川、柏桦、孙文波、宋炜、尚仲敏、杨晓芸、赵四、冯新伟等诗歌文本为基础，详细分析讨论了新诗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回归和个人精神的建构类型；在结论部分，作者对作为整体意义的“当代汉语新诗”批评的可能性进行了总结。

    作者对几个类型的分析都紧扣语言文本展开，有血有肉，有理有据，内容丰富，皇皇三十五万言。本文当然不可能对其中的精彩细节一一道来，笔者只能就书中涉及的几个重要观点、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当代汉语新诗批评的困扰

    当代汉语新诗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各种流派、风格、观点的多元发展带来的批评标准的不确定性，不同背景、知识结构的人的价值判断复杂多样甚至撕裂，让人无所适从。

    朱周斌认为，一直困扰当代批评的便是它的客观性问题，诗歌批评当然包括在内。当代批评面对的要素很多，文学理论在不断扩散，文学批评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市场、与媒介的问题，还要审视文学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即文学与现实、审美、伦理的关系等问题。在文学被众多因素影响的情境下，要重建批评的有效性，就必须厘定批评的出发点，就需要重新将批评纳入“作者——文本——批评”这一轨道，重新讨论究竟文本的意义来源于哪里？ 对文本怎样的理解才是合适的理解？

    该书的重要性在于，根据语言文本中所呈现的观念和精神的多种面貌，对汉语新诗初步进行类型研究。虽然意义的不确定性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要建立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是不可能的，但是各种价值观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超越个人的视角、立场，从多元和不确定性中找到和建立相对的共识性评判标准，某种程度上还是值得想象和追求的。朱周斌在书中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尝试。

    重建批评的有效性

    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对文学的语言形式和主题内容的批评和讨论的路径、角度、层次确实丰富了许多，但也由此生出了许多迷雾乃至障碍，应该是时候重新找到一些直接而有效的方法。

    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是朱周斌借鉴的基本方法，他的目标是借助于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去发掘观念、精神与社会中人的关联，呈现文本背后包含的广阔时代风景和复杂的作者内在世界，走向文本背后的作者和社会生活的把握与理解。虽然文本并非意义的来源，但它们却是我们理解意义的无可回避的入口。

    朱周斌认为对文本的重视和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和审美层面，这回避了语言的历史性，回避了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紧张关系，忽视了语言之间的挑战本身即可包含了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之间的对抗。回到文本，并不是说要停留在文本内部，否定文本语言及内容的政治性，而是要打开理解当代汉语新诗的闸门。当然，新批评本身就重视语境，新批评代表人物克里格就把新批评称为语境主义。

    我们都知道，只谈理论讲道理相对容易，落实理论直面作品难。朱周斌对诗歌文本的分析讨论细致入微，体现出作为诗歌创作者才有的敏感和理解，作为一直在进行诗歌创作实践的诗人，他的见解充满了真知，他的诗歌写作观也在对诗人的评论中得到淋漓的表达。这里面既包含了他从事诗歌创作的具体认知，也包含了理论上的反思。

    新诗批评的核心

    面对数量庞大的当代汉语新诗，哪些值得我们阅读，哪些又不值得？ 为什么？ 朱周斌认为这必须深入诗歌的核心——语言。语言的转变是当代汉语新诗的重要基础，语言确实在面对自身创新的压力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诗的语言系统不同于古典诗歌已经成熟的语言系统，它甚至不同于新诗发轫时的语言，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新诗甚至又迥异于改革开放之前的语言系统。从语言入手但不局限于语言，分析语言的使用、语言的演变、语言与观念的表达、语言与精神的建构、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这不包括语言的修辞难度，还包括语言与历史、观念，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张力。

    朱周斌在分析新诗文本中语言游戏这一重要写作倾向时，认为语言游戏不是一种个体化的消遣，而是针对既有语言规则与表达体系的一种新的探索和新的诗学表达方式，是诗歌对语言本身的重视，是在诗学本体层面上去写作、创造。虽然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但并不是说朱周斌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朱周斌在对诗歌文本细读的过程中，着重于诗歌语言的分析，但并不止于语言的游戏和诗歌内部的研究。在警惕强调观念表达忽视语言的修辞淬炼的同时，也不是要回到形式主义的语言游戏中。

    朱周斌通过对海子的《八月尾》一诗的细致分析，发掘出海子作为沉浸于语言游戏者的幸福的另一面。当然，对于被广泛评论的海子而言，朱周斌承认这是一种冒险。朱周斌认为海子是运用朴素修辞、让语言绽现出其自身的诗人。海子很容易被更多的语言所捕获，得到更多来自词语所给予的幸福，但是他放弃了这种可能。同时，海子不能摆脱他想要表达的、抒情的冲动，他显然又不愿意停留在词语的喜悦之中。他一次次地，努力地，试图将他的诗歌带入实在的场地。他认为海子通过自杀，成全了他的诗歌的精神性。但是，他的另一种可能，即他的诗歌中天才式的语言游戏，却变得永远都不可能了。朱周斌直言海子的死亡，延迟了中国当代汉语新诗中语言游戏时代的来临。

    当然，我们不免会继续追问，纯粹的语言游戏可能吗？ 语言游戏的意义在哪？ 在当代汉语新诗被批评为同当代生活脱节，只是能指游戏，遭到普遍的误解和指责时，朱周斌辩护道，当代汉语各种类型的诗歌实际上都在回应着生活的要求，只不过这种回应，因语言和立场的不同而多样，造成了一种生活被遗忘被扭曲的印象。他对诗歌涉及的外部世界和构成诗人写作的日常生活做了深入分析。

    口语化是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口语诗在当代汉语新诗中的位置，朱周斌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他认为口语诗是一种将生活恢复到诗意中去的努力，这促使诗歌选择了口语作为表现手段对应日常生活作为表达内容。口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个体的必然。诗歌借助于口语这一形式，让诗歌的写作更深地卷入生活之中，不断地扩展了生活也扩展了诗歌自身存在的意义。这里包含了充满生命力的话语革命，更包含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精神期待。同时，朱周斌也表示了担忧，由于不断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使用与日常生活同构的词汇系统和语言形态，那么写作对生活的重构与挑选如何被有效的凸显？

    另外，由于诗歌口语化写作的流行，语言的要求越来越低，出现了大量病句连篇、语言拉杂、逻辑混乱的诗歌。其实对语言的要求是诗人的本分，在这个背景下重新强调对语言的要求，当然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这关涉到口语诗歌的名声，更关涉到当代汉语新诗的价值评判，成为了理解当代汉语新诗的现状和成就的重要问题。

    在朱周斌的评判标准里，语言创新和修辞的能力具有本体性的重要意义，诗歌语言应该有它的不可替代性。朱周斌用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为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说明了诗歌中的故事和描述性内容都是可以以散文或者其他文体表现出来；但是，诗歌中处处隐藏着的绵绵诗意是不能被其他文体所替代的，这是诗歌的不同于其它文体的根本特征，也是诗歌存在的价值所在。

    只有尊重语言，掌握了诗歌语言秘密，并且不逃避生活，拥抱生活，对生活做出更深刻的观察和体验的人，才会真正写出具有穿透力的优秀诗歌。

    诗歌内容的现实性

    今天讨论诗歌，无论是从文本的语言形式还是文本的主题内容方面，都不可能不涉及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影响问题。朱周斌没有就文本语言而讨论语言，他在以语言为主要分析目标的同时，还对历史背景、社会生活、性别特点等问题有着整体的观照，随时考虑到了言词和语境的关联。也正是因为文本相关背景的广阔性，对文本的讨论才有不同的可能性。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所有的写作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流观念形态的影响，无论是语言文本内部自身的形式问题，还是文本外部内容的现实问题。哪怕是对现实的逃避，也可能由于其与主流观念形态之间的不合作而形成巨大的张力而被视为反抗。朱周斌在讨论具体的诗人和诗歌的文本时，即使以语言为核心，也不只是讨论形式或语言自身的问题，还不时探究诗歌内容的现实性问题。谈到诗歌的现实感时，朱周斌认为既要考虑作为媒介语言本身的现实感，也要考虑内容的现实感，如果诗歌文本只是自我指涉，或者所指涉的世界空洞无力，那么它的文本游戏就立刻变得毫无意义。

    主流的历史观念、社会环境的影响当然无处不在，但一切都置于主流历史观念的前提下讨论，也就遮蔽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别。特别是在一个相对开明、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使得离开主流观念讨论生活本身是可能的。因此，把离主流观念较远的生活空间区分对待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诗歌与作者、现实、历史、社会的关系是复杂的，只是从主流观念形态方面进行评判肯定是简单的；虽然它是重要的，只强调历史背景的重要性自然就遮蔽了诗人们其他方面的努力和尝试。现实生活背景对诗歌的制约当然是明显的，但是诗歌还受自身的历史与现状的制约，即他律性与自律性都在发生作用，只有从文本与不同的角度来看，才可能做到相对准确的把握。

    在分析诗歌与社会、生活背景的复杂关系时，从朱周斌对北岛和舒婷爱情诗的比较分析可见一斑。在如在谈到北岛的爱情诗歌时，朱周斌写道，因为对于平稳的日常生活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保持着这样的清醒，所以在北岛诗歌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纯粹的爱情诗的存在。这不是说他不曾去把握爱情，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他时刻感受到总有什么东西对爱情始终构成威胁，所以他无法去写作纯粹的爱情诗歌，或者说即使他写下了爱情诗歌，也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其他东西。这是因为爱情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种更大的背景中。舒婷的诗歌回避了这种背景，而北岛的诗歌始终在挖掘这种背景，向我们提醒这种背景那真实的存在，因而爱情诗往往与更广阔主题的诗歌变得相互混淆起来。

    当代汉语新诗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个人日常生活体验作为书写的对象，而不再是以往的宏大主题、公共经验、集体记忆。摆脱主流观念形态的束缚，走出宏大，走向日常生活，关注身边事物成为新的创作理念。朱周斌认为早在朦胧诗时期，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群体中，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共同选择——诗人们的观念和精神越来越朝向日常生活和个体的精神追求本身。普通的、庸俗的日常生活在汉语诗歌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无需将生活刻意拔高，无需刻意去生活之外寻找另一种诗意。新诗的写作者们对那些不为人注意的部分的观察与反思，为我们揭示出了被忽视的现实的另一些镜像。

    虽然，对日常生活、个人遭遇的追问，仍然会遇到更深层的文化、历史、社会问题上，但毕竟生活的面向要丰富得多，也更具体得多，不能也不应该把所有事情的原因都无限上溯至主流观念及社会。现实生活在每个人身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多多并不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风暴，但是，他没有如食指、岳重等诗人那样选择对抗，而是直接回到自身的生活感受之中，沉浸在对语言的快乐实践之中。

    百年新诗的后半部诗史

    总的来说，通过朱周斌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当代汉语新诗在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和角度所取得的巨大进展，我们得以在同一个更广阔的生活世界进行对话，从而不断催促世界和自我的提升。这对我们理解当代新诗或者从事新诗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当代汉语新诗是一个诗人一生的语言事业，只有通过这个一生的事业，我们才能不断地去综合，不断地去突入，不断地去到达更为恢弘的汉语新诗历史高度。

    诚如杜书瀛先生所言，该书不断有亮光闪耀，不但对当前的新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可以说是用特殊形式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代新诗写史，是百年新诗的后半部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