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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从出版的角度，怀念一代伟人。黎明书局版、延安文明书局版、汉口抗敌出版社版、延安书局版的《毛泽东自传》（斯诺笔录），究竟哪一版本是最早版本，谁是第一个翻译《毛泽东自传》的人？ 由本文开头，也期待研究者们来文持续探讨。
2001年9月，由笔者策划校订的新版《毛泽东自传》（汪衡译，上海文摘社编、黎明书局1937年11月20日印行）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全国党史界、出版界和红色收藏界引起较大反响，而在红色收藏界的反响则更为突出，一时间四面八方涌现出新发现的《毛泽东自传》不同版本近50余种。在众多版本发现的消息中，有延安文明书局、延安书局和汉口抗敌出版社等3个版本被宣传得沸沸扬扬，认为是《毛泽东自传》最早版本，比上海文摘社编、黎明书局1937年11月印行的汪衡译本还要早。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呢？ 笔者对此进行了探索、比较和研究，取得了比较可信的结论。
下面，我们不妨将上述4个版本的《毛泽东自传》来做一个比较。
1.《毛泽东自传》，史诺（即斯诺）录，汪衡译，上海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售，1937年11月1日初版、11月20日再版。
本书系“文摘小丛书”之一。该版本封面有毛泽东侧面圆形头像。因为封面有潘汉年手书书名，由此更具特色，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由中共领导人亲笔题写书名的版本，尤显珍贵。该书1937年11月1日初版本的正文内容共分四章，标题分别为：一颗红星的幼年、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揭开红史的第一页、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附录为《毛泽东论抗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插页有毛泽东手书抗战的题词、毛泽东站在陕北农家小院的全身照片、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合影等。该书同年11月20日的再版本，封面与初版相同，正文的内容和插图作了个别编辑、删改、更换。从翻译和编辑上来看，再版本比初版更完善更准确。200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即这个再版本。2009年由笔者重新编校的《毛泽东自传》（插图影印珍藏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简化字部分采用的依然是1937年11月20日再版本的内容，但影印部分的内容则是复制了11月1日的初版本，作为历史文献，可供读者参考阅读。
2.《毛泽东自传》，史诺录，张宗汉译，延安文明书局印行，1937年9月版。
本书共82页，另有同年10月、11月的再版本和第三版。该书封面图为汪衡译本中的插页“毛泽东站在陕北农家小院”的全身图片。正文分四章，标题分别是：少年时代、动乱中的中年时代、共产党的展开、超人的忠勇和忍耐心。附录有“贺子珍小传”和朱德、周恩来、林彪等十七个人的剪影。本书附有《译后记——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人？》，现仅更正个别错字、衍字，原文摘录如下：
人们对他所惊奇和怀疑的，因为他能作（做）一般人所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情，他肯定下工夫做那艰苦而又平凡的事情，一经成功，事情便不平凡了，人也不平凡了。其实他和平常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真的，毛泽东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而没听得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是布衣一身，穷得磅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他的政策，并不是如一般浅见的人所诅咒的一样，正相反而且是很平凡的，主张：大家做工，大家吃饭，以为想着有饭吃，就得做工，能以做工，自然会有饭吃，这和孙中山先生的“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是一样的道理。
近数十年来，因为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弄得老百姓饥寒交迫，死亡流离，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严重的问题的。只有富而不仁的人们，更加紧了他们的剥削术，集天下之财富于一身。实在这问题太严重了，然而用平凡的方法：问题怎样来的，还怎样回去。把他分析一下，一经活用，便有办法：大地主把土地还给农民，资本家把财产散给穷人，富人也去做他应该做的工作，穷人更加紧了他的劳动，合起手来，大家有工作，大家有饭吃，自然而然的民无所争，天下太平。
孙中山先生，曾采用其长，以救中国，中国本无大富，只不过是大贫小贫，将私有和“无有”的制度，折衷一下，也就是我们穷人弱小民族的我们，求救人自救的方法。而毛先生更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领导着执行着，已经走上光明的大道，怎奈那些强盗们帝国主义者国家，生怕睡狮醒了，因而从中挑拨离间，而好吃懒做的封建残余们，也迷蒙着眼睛，扭回头来，狂吠狂咬，帮助人家杀害自家，竟把这平凡的事情，功败垂成。先前，人们不明真相，对“杀人放火”的毛泽东，老是害怕他，及至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成功了人们倒不害怕了，反怀疑他们“怎么过来的”！ 最近平型关一战，他们的为民的汗马功劳，才活鲜鲜地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而接受到从未有过的热烈欢迎，每个人都刮 目相看，啧啧称赞。然而他们用的方法并不神秘，依旧是平凡的，就是：和民众打成一片，说民众愿说的话，办民众愿办的事，训练民众所需要的武力，民众爱戴他们，而说是自家的军队领袖，而乐为之效命。
常理说老百姓拿钱养兵，兵保护老百姓，这是不可变易的，军阀们和政客们，时时刻刻为自己打算盘，反忘掉主人——老百姓，塌台显眼，还不是应该？ 不能爱国保民的军队，要他什么用！ 现在，大众们对于毛泽东先生已经公认而爱戴了，国事又回复到民（国）十五年的时期而重新做起，携起手来，还是自家，除去心腹病，一致打鬼子，看吧，民族解放，将要随着中日之战而成功呢。
宗汉
一九三七年，九，十四。
在这个“译后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说，“最近平型关一战，他们的为民的汗马功劳，才活鲜鲜地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可见，这篇文章是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写作的。
我们知道，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伏击日军精锐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也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首战告捷。时间发生在1937年9月25日。10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和潘汉年，通报平型关战役的战果，并指出：“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但敌还从雁门关一带进攻。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
再来看看这篇《译后记——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人？》，译者宗汉落款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九，十四。”显然，这与9月25日平型关战斗胜利相差了11天。于是，历史的破绽就出现了：张宗汉怎么可能提前在9月14日写出11天后的9月25日才发生的事情呢！ 由此可以推断：张宗汉译、延安文明书局1937年9月版《毛泽东自传》，其出版时间是不正确的。而凭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也很难在9月25日之后的九月份最后的五六天内完成印刷工作。目前，部分专家、学者和收藏家均认为该版本和下述汉口抗敌出版社1937年9月版的李杜译本，是最早的《毛泽东自传》单行本图书。但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
3.《毛泽东自传》，史诺笔录，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1937年9月版。
该版本共89页，前62页为正文。自第63页开始为附录，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毛泽东论抗日及联合战线》《毛泽东论抗战必胜》《毛泽东等呈蒋介石一致对日抗战电文》等4篇文章。封面为白色，印有“毛泽东自传”五个红色标宋繁体大字和几行小字，右上方印着毛泽东侧面黑色头像；封二是毛泽东手书题词，与汪衡译本相同；封三为版权页，标明发行者是汉口抗敌出版社，发行时间为1937年9月。此书译者李杜是谁，尚不知悉。
笔者综合连载汪衡译本《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战时旬刊》1938年1月8日出版的第八号（新年特大号）的封底广告和紧接着出版的第九号的封底广告，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时在汉口有一个战时读物编译社似也隶属于黎明书局，或者说也是像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与黎明书局的关系一样，是“合伙人”。从封底广告中还可以看出，当《文摘战时旬刊》在上海时，封底的广告全是文摘社出版的图书广告，而到了汉口，杂志封底的广告全是战时读物编译社的图书广告了。由此可推论，“战时读物编译社”或许是《文摘》杂志社主编孙寒冰、汪衡等人到汉口后重新成立的一家新的出版社（从出版社“战时读物”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与《文摘战时旬刊》一起大作抗战文章，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战时读物编译社还出版过《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中国的新西北》《朱德传》和《抗敌将领印象记》等多种图书。而从这个“汉口抗敌出版社”名称上来看，也应该是一个新成立的出版社，但它是否与文摘社和黎明书局以及《文摘战时旬刊》有某种关系？ 译者李杜到底是谁、是否是汪衡的笔名？ 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笔者认为是汪衡的可能性比较大。原因有二：一是《毛泽东自传》的中文版是汪衡第一个翻译的，二是因为十年后汪衡在美国也曾用相似的笔名“李同”主编过《留美学生通讯》，而那个年代换个笔名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4.《毛泽东自传》，斯诺著，张洛甫译，延安书局发行，1937年10月版。
该版本共90页。附录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毛泽东论抗日及联合战线》《毛泽东等呈蒋委员长一致对日抗战电文》。该版本还有同年的再版本。该版本与“张宗汉译，延安文明书局印行版本”均可在《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找到。
值得研究的是，该版本的译者张洛甫与延安文明书局印行的1937年9月14日版的译者张宗汉是否是同一人？ 是否是张闻天？而最早发表《毛泽东自传》的英文杂志ASIA（《亚细亚》）又是如何传到延安的？ 或者是当年延安留有斯诺采访的手稿备份？ 而这个版本的封面与上海文摘社黎明书局汪衡译本插页相同。这一切都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有学者认为张洛甫即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亦有人认为不是。笔者认为张宗汉和张洛甫都是假托之名。因为尽管张闻天英语水平很高，还翻译过西方的文学作品，但在延安由他出面翻译这本书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张闻天长期使用“洛甫”这个化名（亦作笔名），而史料中却从未见过他使用“张洛甫”这个名字，且“洛甫”之名最早使用也是在一年后的1938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革命》这本书上。
而张宗汉又是谁呢？ 是否就是张闻天呢？ 据现有资料考证，张闻天曾使用过张应皋（幼名）、洛夫、刘云、赵天、平江、思美、歌特、科德、闻天、张普等笔名或化名，但却从来没有用过张宗汉这个名字。
从上述四种版本版权页所标注的出版时间来看，张宗汉译、延安文明书局印行的1937年9月版，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发行的1937年9月版，张洛甫译、延安书局发行的1937年10月版，这三个版本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自传》的最早版本之一，而且都比汪衡译的文摘社、黎明书局1937年11月1日版的《毛泽东自传》出版时间要早，但比《文摘》杂志同年8月 1日开始连载的时间要晚。由此，《毛泽东自传》的谜团也出现了——到底谁是最早的版本（单行本图书）？ 到底谁是第一个翻译《毛泽东自传》的人？
既然汪衡是《毛泽东自传》最早的中文翻译者，而且上海的《文摘》杂志又是最早发表《毛泽东自传》中文的杂志，为什么汉口、延安却早于上海出版《毛泽东自传》单行本图书？ 张宗汉、李杜、张洛甫到底是谁？ 而张宗汉译本的后记落款时间为什么与文中“平型关大捷”的时间出现了严重错误，留下破绽？
笔者经过考证认为：上述汉口抗敌出版社李杜译本、延安文明书局张宗汉译本和陕西延安书局张洛甫译本《毛泽东自传》，它们在图书版权页所署的出版时间上，尽管都早于上海文摘社汪衡译本《毛泽东自传》，但这三个版本都存在是汪衡译本《毛泽东自传》“翻版书”的嫌疑，它们在出版时间、地点的准确性上存在问题。
主要理由有五点，分析如下。其一，《毛泽东自传》的英文本是以连载的形式首次发表在美国ASIA（《亚细亚》）月刊1937年7月号至10月号上，而延安文明书局、汉口抗敌出版社和陕西延安书店怎么可能提前于同年9月在中国出版中文版单行本图书呢？
其二，从出版和印刷技术条件上来说，1937年9月的延安不可能具备这样的铅印和彩印技术。那时陕北只有简陋的石印设备，没有铅印厂，延安的“软件”和“硬件”上都不可能有这种条件。
其三，1937年的延安没有延安文明书局和陕西延安书局这样的出版机构。我们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党的报刊、图书发行机构是新华书店，它是1939年9月 1日才在延安成立的。延安最早的书店是1937年六七月间成立的光华书店。而作为中共党的报刊、图书发行机构的新华书店，就是在光华书店的基础上于1939年9月1日才在延安成立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来重视新闻和出版发行事业，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虽然有了石印设备，但非常简陋。中共中央当即指定专人筹备铅印厂，成立中央印刷厂，并设立了中央出版局，廖承志任局长。1939年3月22日，出版局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由李富春兼任部长。新华书店是在光华书店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而光华书店也只是1937年六七月间才在延安城内开办的，仅有两间门面和三名工作人员。1938年11月20日延安遭日寇轰炸后，光华书店才在西山挖了三个窑洞。而他们的主要工作也只是销售经营图书报刊，没有编辑出版和发行。更为困难的是，那时的延安受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新闻和经济封锁，不仅缺印刷装备，而且印刷条件和技术力量都很差，有些字根本没有字模，只能靠手刻，纸张更是稀缺，更谈不上电力和电动设备了。当时的新闻出版人在延安附近的茶房开办了一个土法造纸厂，用马兰草制造出当时颇有名声的“马兰纸”，但纸质低劣粗糙。如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红军长征记》，纸张用的就是这种“马兰纸”，质量根本无法跟延安文明书局和延安书局1937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相比。在发行上，当时延安的交通工具非常原始，就是靠肩背手提，步行分送，如到绥德要步行六天，到晋西北就得走十多天。延安文明书局张宗汉译本《毛泽东自传》和延安书局张洛甫译本《毛泽东自传》，从铅印、纸张、装订质量和发行等各种技术指标来看，在1937年9月的延安是不可能实现的。
汉口抗敌出版社1937年9月的李杜译本《毛泽东自传》在出版时间上也是不准确的，它很可能就是汪衡译本的翻印本。因为文摘社和黎明书局在1937年11月18日之前就已经搬家迁址汉口，而黎明书局汪衡译本《毛泽东自传》11月20日的再版本是否在汉口印刷也未可知。
由此，笔者推论：张宗汉、李杜和张洛甫三种译本的《毛泽东自传》，在那个战乱年代的翻译出版，都存在转译、编译或翻印汪衡译本的嫌疑。而1937年11月以后尤其是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正文分为六个章节的《毛泽东自传》，转译或编译自《红星照耀中国》的可能性比较大。
1937年前后，因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对新闻出版机构的管控放松了一些，李杜译本的汉口抗敌出版社显然是一个临时建立的出版机构，而汪衡所在的文摘社也是在1937年11月18日前后搬迁到汉口时、建立了一个名叫战时读物编译社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抗战图书，并编辑出版《文摘战时旬刊》。在同时期，汉口还有一家抗敌救亡出版社也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自传》。上述延安文明书局、陕西延安书局和汉口抗敌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等四家出版机构都是临时性的，此后也没有看到它们出版发行的其他出版物。
其四，延安文明书局张宗汉译本译后记《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人？》一文有明显史实错误。前文已作说明。张宗汉译本《毛泽东自传》的出版时间是错误的。
其五，张宗汉、李杜、张洛甫这三位译者的个人资料，目前在史料上没有能够得到证实，只有译者汪衡的身份可以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文明书局版译者张宗汉与陕西延安书局版译者张洛甫是否是同一人？ 又是否是张闻天呢？
笔者考证认为，张宗汉和张洛甫既不是同一人，更不是张闻天，都是假托之名；张闻天从来没有使用过张宗汉和张洛甫这两个名字。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显示，延安文明书局发行的张宗汉译本《毛泽东自传》，有附录《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小传》，与上海文摘社汪衡译本是相同的，而署名十分奇怪地变成了“张宗汉、汪衡翻译”。这就足以证明，汪衡是《毛泽东自传》最早的译者，该版本极可能是汪衡译本的翻印本。汉口抗敌出版社李杜译本的译者李杜是谁，尚不知悉。但笔者认为极有可能就是汪衡。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自传》的中文版，汪衡是第一个翻译者；二是因为十年后汪衡在美国也曾用相似的笔名李同，主编过《留美学生通讯》；三是那个年代换笔名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且《毛泽东自传》第一次在《文摘》刊载时，汪衡用的就是笔名“吴光”，在翻译《毛泽东夫人何其（应为贺子珍）女士》一文时使用的笔名为“峻”，后来在翻译《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使用的笔名为“长风”。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禁书，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自传》的出版者在译者真实姓名和出版单位、地点、时间上作出一种“伪装”和改变，是常事，也是一种常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汪衡是《毛泽东自传》中文版的最早译者，上海文摘社、黎明书局1937年11月1日出版的汪衡译本《毛泽东自传》是真正的最早版本。张宗汉译、延安文明书局印行的1937年9月版，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发行的1937年9月版，张洛甫译、延安书局发行的1937年10月版，这三个版本的出版时间是否准确，有待进一步考证。而且这三位译者的真实身份，目前仍然没有充分的史料证据。
（本文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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