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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翀
自明代中叶以来，在我国江南地区绽放出了华丽的市镇文明，得益于丝、棉、渔、米等产业的兴盛，依托密如蛛网的河湖水系，该地逐渐发育形成一个星罗棋布、有序分级的水乡城镇群落，其规模与活跃度在全国首屈一指，不能不说是江南城镇的独有特色。
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水乡城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圈迅速发育成型，在许多拥有千百年历史的江南传统城镇之中，城垣、城濠的拆除和填埋，建成区的加速拓展，使得城镇的功能与空间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新式学校与医院、马路、铁道、电力及上下水管网等近代物质文明也都最先出现在了这些城镇之中，促进了原先的城市形态不断迭代，城镇景观加速更新。
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化扩张接近临界，历史上那些区域经济均衡、人居环境优越的江南城镇，或是那些嵌入大城市之中、独具风情的旧城地带，再度引发诸多关注。如何在保全雅致历史景观与深厚人文底蕴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延续、升级、重塑这些古老城镇，成为当地普通民众和当今规划建设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于江南城镇历史形态变迁及其特质的完整理解与深刻认识。
近代实测地图与江南城镇的历史形态学研究
如果将城镇比喻为一类高度发育的有机体，其内部的各个要素，虽然会有不同的生长速率、会分化出具有不同功能的多种组构，但其生长与分化并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在特定的人地环境下、按一定的成长逻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且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以康泽恩（Conzen）对安尼克古堡700年形态演变的研究为例，这位英国著名的城市历史形态学家用量化的历史地图数据揭示了城市形态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城市中各要素按其易变度排列依次是功能、建筑、土地划分、街道。按此规律，就可以看到：建筑的寿命往往比功能更为长久，一座建筑在其一生中极有可能改换多个用途；而街道的生命周期则是最长的，因其形状和走向的变化必然牵动沿街所有的土地和建筑。事实上从笔者研究实践来看，江南城镇的许多小街陋巷，也往往拥有惊人的历史深度。
江南城镇的形成大多始于该地漫长历史上乡村聚落的演进，城市地理学中著名的“中心地理论研究”立足于对流动成本的空间分析，解决了城镇作为空间点位的层级关系与配置关系，但并不能描述各个城镇的内部形态差异与千变万化的城市肌理形塑历程。
立足于城市历史形态学的“聚落演化的形态发生分析”，则为我们探索江南城镇历史上从聚落到近代城镇的形态发育过程、理解其历史形态的演变规律及其模式与特征提供了有力支持。所谓聚落形态的发生分析，是指对于聚落的外部形状和内部结构的起源、发育和成熟各阶段的分析与研究。该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假设近代化之前，在江南地区，在同一时间断面上存在着众多规模不一、形态各异的聚落与城镇，其在规模与形态上的差异代表着这些聚落或城镇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中的典型样本可以体现江南聚落—城镇发展的时间阶序。该理论的启示是：在江南这样具有悠久的聚落发展历史、较高人地环境同质性背景的区域，合理运用共时比较的分析手法，采集同一时间断面上各种不同形态类型的聚落与城镇的典型样本，用以替代不同发展阶段的聚落与城镇，并由此拟测、重建该区域城镇历时性变化的真实轨迹。
不过，聚落演化形态发生分析虽然对探索江南城镇的历史形态十分有效，但该方法在数据的精确性方面要求颇高，通常需要藉由详细的大比例尺实测地图方可实现。而与传统的文字记录相比，实测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形象史料，具有可视、系统、标准化等优点，其对微观地物的规模、方位、曲度的描述尤为准确，是开展共时性样本的类型化处理与历时性演化阶序推导的理想素材。同时，鉴于测绘时代愈早历史形态分析条件愈佳这一点，测绘于江南城镇近代化前或初期的地图应是此种研究的首选资料。事实上，对比目前种种史料，也只有近代实测条件下的大比例尺城镇地图才具备开展此类系统分析的资料适配性。
自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以来，运用近代测绘技术的城镇地图开始出现在江南各地，如上海老城厢最初的实测图——《上海县城及英法租界图》大约绘制于1856-1858年。该图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江南地区最早的近代实测县城地图。1862-1864年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军期间，英军在太湖流域测制了多幅军用地图，其中包含南桥、青浦、柘林、南翔、嘉定及上海这六座城镇较大比例尺的实测地图。民国初以来，随着国民政府主导测绘事业的展开，标准化的近代城镇测绘开始实施。此类地图虽然静态反映较晚近时期江南城镇的面貌，但由于当时许多城镇还较好地留存了近代化之前的历史景观，因此可通过聚落的形态发生分析，来探索江南城镇历史形态演化与中微观肌理特质等难题。
近代实测地图所见江南城镇形态的静态特征与历时性类型
基于以上思考，利用近代大比例尺实测地图，通过典型样本的提取，来归纳江南聚落—城镇形态发展的历时性类型。限于篇幅，这里省略详细的数据处理过程，仅以典型案例的形式来说明研究结论。
江南在地文上素以水网密布、湖泊众多为特色，是世界著名的水乡区域。从地貌上看，以太湖为中心的浅碟形洼地，连带其周围大小湖泊，形成水域面积占相当比例的天然湖沼群卓越地带。图1-1所示位于苏州郊区吴江县（今吴江区）东的沼泽化景观，表明该地为无数沼泽散布的所谓“强湿地”地带，至今水域面积仍占到该区总面积的38%。不过，从图上也可以看到，这一带的水路已逐渐固定，呈现陆地化过程初期阶段的样态。
此种状态在“水乡深处”的吴江、嘉善、青浦等地最为常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开发史初期阶段的人居状况及聚落的早期形态——聚落依圩田而筑，而且由于湿地沼泽的环境，加之水运的交通便利，使得初期的聚落构筑均在圩堤之上相对高燥之处，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条带状的聚落形态，即所谓的“列状水路村”。费孝通的吴江开弦弓村研究提供了此种地形下之微观案例（图1-2），正是江南“强湿地”地带的小型聚落，是水乡聚落发展初期之典型样态。
此种“强湿地”区域的持续开发，致使原先的浅水型天然湖泊或是亦湖亦河的宽阔水体逐渐向着沼泽化方向发展，这一泛滥低地的陆地化进程持续达数千年之久。随着圩田的不断兴筑，使得水路逐渐成型，沿岸聚落也随之伸展扩张。图2为上海北郊宝山县沿长江的聚落景观，“列状水路村”随河道走向而筑，形成纵横交错的条带状聚落景观。此种景观至今在江南传统乡村地带仍随处可见，并且工业化程度越低，其条带状特征越鲜明、普遍，强烈显示此类“列状水路村”在形态发生上明确的方向性和演化规律。
此后，随着开发的进一步深化，通过长期的水道浚渫和圩岸修筑，抚养稠密人口的广袤人居空间得以实现，逐渐形成今日所见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纵横交织、大小湖泊相互串连的水乡景观，而聚落亦进一步得以发展，在若干物流条件优越的枢纽中心形成市镇。不过，此类市镇由于受到前期的聚落构形、依托河道的物流展开模式等条件制约，依然会以沿着主街所依附的河道为主轴伸展、并以垂直主轴的横向扩张这样的生长模式，形成条带形或长纺锤形的“列状水路市镇”形态（图3）。
以上三种典型形态（即图1/2/3）在江南地区最为普遍，从形态发生的角度来解读，正显示了在“强湿地”地带聚落演化的历时性进化方向与变化规律。概括而言，历经数千年开发形成纵浦横塘的水乡格局、依托河道的物流展开模式与依托圩岸的农宅修筑传统、独特的弱宗族型家族构造以及散村型社会的自组织形式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造就了该地域聚落形态演化上表现出“构筑于强湿地开发前线地带的圩岸微高地上的列状农户——因圩田开发、聚落伸展与联结而形成的列状水路村落——随开发深化而在经济枢纽地发育形成的列状水路市镇”这样的发展模式。
聚落形态发生视角下江南城镇的演进阶序
以上述有关江南聚落形态历时性推导的到达点——“随开发深化而在某些中心地发育形成的列状水路市镇”为讨论的起点，下面以近代上海周边的各类市镇为例，仍通过典型样本的提取来说明江南城镇的演化顺序与形态特征。
先看上海周边的聚落地理背景。图4展现民国时期浦东洋泾一带较为典型的江南乡村景观——河道纵横交织，村落星罗棋布，各种大小不等的聚落沿纬向河道集聚排列，形成江南常见的列状水路村景观。此处聚落形态所呈现出来的纬向线状排列现象，与这些河道均与该区域物流干线河道——黄浦江通连这一集聚动力因素密切相关，该现象在江南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十分普遍，显示了水乡地带“列状水路村落”的聚落发生学生成机制与一般规律。
如前所述，“列状水路市镇”是“列状水路村落”的成长发展类型，它一般出现在某些符合中心地集散条件的大型枢纽聚落，比如近代上海周边的法华、高行、塘桥等市镇，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图5）。这3个市镇都有沿河道线状发育延伸这一共同特点，此种形态也是江南地区中小型市镇中最为常见、最具典型意义的传统城镇类型。不过，这3座城镇在形态上有所不同：法华镇据文献记载是依托法华浜畔北宋所建法华禅寺的庙市发展而来，但直到1931年之际还是断续分布的带状市镇形态；相比之下，高行和塘桥的带状建成区则显得更为完整，后两者沿河道随形就势地出现曲折变化，很好地印证了其依托水路发展而来的演变机制；而这三者的对比，也形象地显示出“列状水路市镇”形态的历时演化过程。
“列状水路市镇”进化的高阶类型是“交叉状水路市镇”，它是由两条沿河发展而来的街道交叉形成的城镇形态类型，其交通物流条件比前者要高得多，因此市镇规模、商业发达程度一般也要远超前者，到中古以后往往会发展成为县城驻在之地。此类市镇虽以十字交叉型较为常见，但因其主要是依托既存的河道发展而来，因此在形态上受到河道走势的控制出现了斜交等多种变化类型。在近代上海周边，南翔、嘉定、川沙等县城，都
是比较典型的“交叉状水路市镇”案例。
下面仅以嘉定县为例，即可见此类市镇之特色。图6为1937年日军测绘1/2.5万地形图所示该县外冈、安亭、南翔三镇及嘉定县城，有趣的是其市镇形态的发展方向均受到该区域河道走向控制形成东北—西南斜交十字形格局，这种相对单纯的发育状态为“交叉状水路市镇”的模式化理论提供有力支持，如果再考虑这4座城镇的规模及商业量的大小，就可以推论从外冈到嘉定县城的规模扩张，其背后所蕴涵的该类市镇的历时性发育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4座市镇，想象成嘉定这座市镇从千年之前昆山县春申乡的一个集市——练祁市到1937年为止成长过程中的4个聚落发展的断面。
“交叉状水路市镇”若有条件继续发展，将进化为“复合型水路城镇”，后者是江南市镇发育的高端形态，其一般成长机制是：在“交叉状水路市镇”中两条主街的诱导下，出现由一条主街为基轴的众多支路以平行于另一主街排列的鱼骨状形态（典型的如无锡）、或由两条主街为基轴的多数街巷纵横交叉排列而成的栅格状形态（典型的如嘉兴，本文图7的现代太仓县城正处于这一演变的过程之中）、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形态类型（如杭州、常州等因多个历 史层次的形态变化叠加而形成的城市）。
以上主要以空间形态的分析来建立江南城镇的演进阶序，那么这一演化阶序的历史深度应如何来理解呢？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记载来看，这肯定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对于此点，历史上就有学者做出了准确的观察，如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他的著作《广志绎》中提到：
绍兴城市，一街则有一河，乡村一里半里亦然，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设也？ 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动费官币数十万，而当时疏凿之时，何以用得如许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往来，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甃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
像绍兴那样栅格状格局的城市，其形成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越国国都，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江南水乡一般的市镇呢？我们还可以拿近代的嘉定、奉贤（奉城）、川沙等城镇来做一简单类比——这3座城镇具有十分显著的“交叉状水路市镇”的特点，因此要确定它们的城市核也并不困难；不过，若要追溯其聚落起源的话，即使是此类形态发育相对较为清晰的“交叉状水路市镇”，实际上也已历经了长期的发展。如嘉定在南宋即已建县；奉城镇的聚落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初修筑里护塘之际；川沙镇的历史即使从明初八团镇算起也已在5个世纪以上了。由此看来，像太仓、上海、无锡这类“复合型水路城镇”，其渊源应该远不止中古时代了，因此若非运用发生学背景分析，其早期形态史也是传统方志类文献难以追溯的。
因此，从聚落—城镇生长的历史形态学视角来分析江南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水乡地带的城镇演化，具有较强的进化方向与变化规律。基于以上认知，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传统文献研究难以企及的江南城镇发展的形态演化阶序，确认或推导它们的发生史与原初状貌，进而推进该区域城镇历史本底与历史景观的深刻鉴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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