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写作的自由和不写作的自由

    20世纪90年代，陈染的作品因为带有浓厚的心灵自传色彩和强烈的女性意识，被文学史叙述成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她的《私人生活》等作品以其对自身和社会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以及对女性心理和身体的细致描写，在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早期的《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陈染细腻又尖锐地书写现代都市女性的故事，写女性的自审，写女性的迷惘，写女性的反叛。

    今天的陈染，已朝着沉着释然、气定神闲的方向迈近了一些。所以她在《陈染文集·典藏版·写在前面的话》中说：“我要感谢时间，感谢人间所有的温暖，感谢书籍，更要感谢那些精神上曾经的挣扎、痛苦和心碎，感谢冷漠、轻视甚至感谢恶毒，它们使我成长，而且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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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

    陈染：十来岁的时候，在我窄小的天地里，我崇拜盛中国先生，我的音乐老师告诉我盛中国小时候一天练琴十小时。我曾多次默默在台下观看盛先生的独奏表演，他那时清秀潇洒，头发一甩一甩的。那甩头的姿势真让十二三岁的我发疯。我对妈妈说，我长大要成为音乐家。

    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跳皮筋、玩砍包，而我却躲在阴暗冷清的房间里练琴。高考的时候，社会上卷起读书热、文凭热，我放弃了视之为生命的音乐，捧起了书本。

    我天生不具备坐在桌前背书的本事，并对背书深恶痛绝，宁可用跑一千米来换背一页书。也是在这时候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我很晚才接触文学，在这之前我几乎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第一本小说是母亲念给我听的。当时我忙于功课，午休时躺在床上母亲就给我读小说。那本小说是雨果的《九三年》，我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当母亲读到最后一章“太阳出来了！”里西穆尔登把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和学生郭文送上断头台、刽子手的斧头滑下来在郭文的脖子上发出丑恶一响的瞬间，一声明亮的枪响呼应了那斧子声，西穆尔登用一粒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我呜呜咽咽哭起来，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滚落到枕巾上。

    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我又找到了在音乐里感觉到的东西，我再一次找到了自己。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发狂地读起小说来，一本接一本，那个时候自然读的全是世界名著。《简·爱》《傲慢与偏见》《红楼梦》《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小酒店》《还乡》《呼啸山庄》《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也是这个时候，我的作家梦诞生了。我从一发现这块美丽诱人的文学土地起便全力执著地追求她，钟情于她，别无选择。那时候，高考的压力、读小说的狂热，以及我那个年龄的极度敏感、情绪动荡，使我一度患上神经衰弱。

    20岁时，我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本科。大学期间我完全投入了吸引我的文学世界。除了名著，我还读现代诗和各种流派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哲学。我开始写诗，恬淡、温情又忧伤，吐不完的情怀，挥不尽的惆怅。有一次母亲外出开会，我独守着空落落的房间和心灵，孤寂难耐。半个月后，当母亲回家时我便成了“诗人”。我捧着一摞小诗说：妈妈我写诗了。

    中华读书报：所以您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

    陈染：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发表诗。写诗热潮一发而不可收。我在大学里出了两本油印小诗，在同学老师中传阅。班里有同学认为我“才情过人，只是有点怪”。老师也劝我多多参加集体活动。那时候我的生命处于分裂状态，在公共场合腼腆沉默，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才把积郁心中的无尽情怀倾洒诗中。我颇为“入戏”，我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别人，活在自己制造的氛围中，也在精神世界寻求诗中的情人。当我空空落落徒然而归时，便再一次把贫瘠与孤独抛至诗中，诗成了我平衡自己的手段。20岁至22岁正是诗人的年龄，我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数十首诗，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诗选》里占了一席。

    中华读书报：但是两年后就开始了小说写作。

    陈染：像大海里一朵美丽的浪花，作为诗人的我仅仅眨了几下眼睛就睡醒了，那朵漂亮的浪花很快便找到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展现。我从大学三年级（23岁）开始写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发表在《青年文学》上，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找到了一个比诗更能表现与施展自己的形式，极为兴奋。当时的文坛是百花齐放最为活跃的时期，正是“一人一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热闹景象。

    我最初的文学创作还曾得到老一辈作家的关怀和帮助，我对他们怀着敬意。这一时期，我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作家》《北京文学》等全国多种大型刊物发表小说，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一些小说还介绍翻译到国外。

    第一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刊登在《作家》杂志上，题目是《论一种现代的创作情绪——从陈染的小说谈开去》，令我震惊的是这位当时没见过面的著名评论家能那么准确、敏感、深入地把握我那堆文字。我为这种理解与真挚深深感动。我将永远怀着无比的崇敬，感激那些给予我支持、热情和友谊的文学朋友。

    整个大学时代我都是在读书、写作的狂热中，同时又抵抗着书本里那些没用的东西。当有的老师讲到生动精到之处，我便兴奋得如坐针毡，崇敬备至；当有的老师把一些道貌岸然实际上自欺欺人的破东西强加给我时，我便无声地把它们扔回去，甚至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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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曾有位署名唐山的作者，发表了一篇《幸好还有陈染》的文章，文中提及您曾在大学里教他写作课，“她真正平等地去对待每个人。当她的学生，最大收获是自信，而这，是一切教育中最可宝贵的成果，偏偏很难在课堂中得到。”您毕业于师范类大学，也有从教经历，对于读书和教育有怎样的见解？

    陈染：整个学生时代，包括早已离开学生生涯的我的后来，一直都是在书的拥围里。在老师逼迫下的读书与自己在家里的读书，在感情上存有天壤之别。

    在学校里，老师屡屡告诫我们的是刻苦、苦学，还用古人们的故事来教育启发我们，诸如“头悬梁锥刺股”，什么“铁杵磨成针”之类。总之，离不了一个“苦”字。可是，干吗要头悬梁去读书呢？！ 可见那书有多么乏味，我看，应该立刻丢了书本跳进水里去游泳，或者站到阳台上冲着黄昏的夕阳干一杯；干吗要用粗铁棍去磨针呢？！用铁钉或更细的铁丝去磨不好吗？和“苦”连在一起的书，在我的眼里就是奴隶主，而我天性就不想做任何形式的奴隶。当然，我并不是说带苦味的书一定不好，它也许是绝顶的智慧，但同时它也许离你太遥远，你满眼的苦颜色，你的心在抗拒它，那么再好的书也是读不好的。所以，不要去学古人把头发系在房梁上，也不要用铁棒子磨针的精神去啃一本啃不动的书。

    中华读书报：在《另一类伙伴》一文中，您提到自己小时候是在书的包裹里“玩”大的——当然，您说的“玩”是指读书时的一种轻松、自由、纯净与快乐的玩的心理与情绪。但是这种境界非常难得。

    陈染：我先“偷”两句古人的话做我的保驾。中国有个活了2300岁的老头儿叫庄周，他曾说过“至乐无乐、大智无智”这样的话。在我现在的理解里，那就是：文化乃至任何一种事物发展到一种极单纯极轻松的境界才是最为高级的境界。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哲人”，他们把生活里最为简单易懂的事物硬是死去活来地倒腾成深奥莫测似是而非的东西，嘴里冒出的好像也不是人说的话。我不知该称这种人是什么。我所崇敬的是那些懂得化繁为简、懂得轻松自如的知识分子。复杂后的简单，动荡后的宁静，悲哀后的快乐是人类成熟的一种标志。这当然也不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傻玩与傻乐。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我相信他（她）临死时所渴望的是自如、轻松与单纯。

    我说“玩”的另一层含意是，我读的书实在不博大也不精奥。我敬重那些抱着读一辈子书目的的读书人。但我自己一直缺乏对于某些书本的刨根问底、究其终果，甚至认为那是不够自由的表现；对于终极追问，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许有其聪明颖悟的一面。因为这个世界并不一定完全存在着因为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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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对于“个人化写作”是怎样的看法？

    陈染：这个话题的确触碰到我的敏感点上，它首先涉及“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这样一个在东、西方文化中完全不同的社会观念与哲学问题。我记得有位哲学家曾说，每一个个人都代表着全人类。他是人种的一个特例，他即是“全体”。他是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在这一点上，他是唯一的。与此同时，他个人的人格是由所有人的共同存在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所以，他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人类是什么呢？ 人民在哪里？ 人类或人民的全部潜能难道不是由每一个个人来实现的吗？ 从我发表作品至今天，我从未迎合过“文学活动”或者各种主义流派的潮流，对舆论界也缺乏随和的态度，觉得那些有不少是缺乏诚实与认真的。我始终坚持在主流文学之外的边缘位置上一笔一划地写作。我并不以为文学中的“个人”相对于“群体”是一种大与小的关系，一百个人与一个人并不能说明什么，这只是一个量的问题，不是质的问题。

    其次，在一些传统的文化观念中，认为每一个个性化的个人是残缺的，非普遍意义的，习惯于接受和认定被“社会过滤器”完全浸透、淹没过的共性的“完整的人”，他们只是在张三李四的表象特征上有所不同，而在其生命内部的深处却如出一辙。他说的话即是社会的话语，即千人一面，毫无个性。其实，我以为在人性的层面上，恰恰是这种公共的人才是被抑制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才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局限性的。纪德也曾经提到“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我想应该说，恰恰最个人的才是最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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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最近在写什么？

    陈染：记得《英国病人》中女主人公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生命的50%时间里，觉得没有你简直就活不下去；在另外的50%时间里，觉得没有你也没有什么。

    对现在的我来说，倘若把这个“你”比作文学、比作一切身外之物的话，我已进入了后一个50%。常有人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答说没写什么，或说写得很少。问者便很失望地，同时又似乎鼓励般地说：你应该写作，你不写太可惜了。“可惜”一词多少令我有点疑惑。首先这是一种善意，也许他以为一个人的某些资源，如若把它潜留在心底便是一种浪费。其次是对创作的不同理解--莫非写作是自来水龙头，只要打开随时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出？ 只有很少的人，懂得一个作家不写作的自由，以及相伴而生的痛苦。

    经常是，我把房门紧闭，电话关上，电脑打开，手指洗得干干净净，茶水也泡好，把头脑中所有的压力和杂念统统排开，外边的天气也正好是阴雨绵绵……似乎一切准备都合乎写作的心境。可是，坐在电脑前，有时呆呆地一坐就坐上半天，一个字也写不出，脑子里空空洞洞，如同一个废弃的仓库。每当这时，我便会停下来，或者随便翻翻闲书，或者干脆把自己打发到街上去瞎走。

    其实，不写作的自由正如同写作的自由一样，自然而然，没有附加条件。什么时候，作家的身份不再成为一道虚幻的光彩或者一道阴影，浮现在真实境况中我们的脸孔之上；什么时候，作家的身份不再同时寄附在现实生活的我们的身体里，让“他”浑然不觉中游离成另外一个单独的人；什么时候，那个作家的身份只是报纸杂志上的一个署名，而生活中的我们只是安静地生活在北京某条宽敞的街道拐角处有些多思多感的人；当报纸杂志上那些褒贬我们作品的嘈杂之声，或者熟人在电话里讨论我们要不要写作的感叹，对现实的我们来说如同在说一个不相关的另外的人的时候……这种时候，自由的光辉就真实地降临了，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啊！

    中华读书报：但是很少有人达到这种境界吧？

    陈染：在我所见过的优秀作家中，的确有一些人做到了写作的自由（相对而言的自由），但真正做到不写作的自由的不多。例如有一种人，暂时或永久失去了写作的热情和才力之后，依然不肯罢休，继续无休止地与自己较劲，使得自己终日在苦恼和抑郁中纠缠不开，作家的他已经完全地淹没了现实之中的他本人，对于创作枯竭的恐惧和忧虑使得他在整个绿树飘香的夏季或春天毫无生气，他自己成为作为作家的他的奴隶。

    这些终归是缘于无法真正做到不写作的自由。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实现了写作的自由之后，接下来都将面临不写作的自由这个问题。

    现在，每当写作中空洞和麻木的感觉降临于我的时候，我便会果断地关上电脑，坐到窗前的大沙发里去，在那些或晨或暮的时刻，我一边认真地翻阅茶几上的闲书，一边同样认真地喝茶，有时候我会站起来在洒满光线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影子也随着我的身体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晃动。

    中华读书报：您特别强调读书的自由？

    陈染：读书的自由也许像所有的自由一样，是一种中庸或一种技巧，只看我们怎样使用它了。我并不提倡这种中庸。只是说，消极、被动的一半是为了更好地使积极、主动的一半得以施展和发挥。这是一种消极的积极。

    话说回来，对书的选择应是自由，与书的依附关系更应是自由。我和书的友谊就是一个由紧密到松散的过程。正像一对情人，由初恋的如蜜似胶相依相偎，发展到后来的一种无须言语却默契理解的散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