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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学术机构而言，安身立命的关键在于延揽造就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2012年，为顺应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山东大学将原儒学高等研究院（2010年成立)、原儒学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文史哲研究院（2002年成立）、《文史哲》编辑部（1951年创刊）整合组建为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创设伊始，儒学高等研究院即以锻造大学者、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为志业与重心，形成了以儒学研究为特色，以古文、古史、古哲、古籍研究为重心，倡导多学科协同发展的学术特点，推出了《杜甫全集校注》《子海精华编》等一批具有时代高度与全球影响力的重大研究成果。
2021年春夏之交，正值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之际，儒学高等研究院酝酿策划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自选集”（以下简称“自选集”），经多次集体评审，33位学者的论作入选。这套“自选集”，既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历年学术成果的集中盘点和展示，也是作为对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暨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十周年的一份纪念。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大趋势是从西方化向本土化转型，而古典学术是实现本土化的一项重要资源。儒学高等研究院顺势而为，精心谋划，全力推进，由此成为二十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研究潮流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套自选集无疑也是这一事业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一、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强化多学科协同与融合
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实体机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横跨中文、历史、哲学、社会学（民俗学）四个一级学科。与此相对应，这套自选集即体现出强烈的多学科、多领域特色：广泛涉及儒学、科技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文学、文艺学、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等领域，可谓洋洋大观；既有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等“基础”领域的扎实探讨，亦有对古文、古史、古哲等领域话题的深刻阐释与分析，还有对儒家思想、道家观念、民俗传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的深入挖掘，可谓既“顶天”又“立地”。
自选集涉及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但它们又绝非简单拼合在一起，而是有共同的探讨话题、问题意识与目标指向。共同的探讨话题，即中国古典学术，具体来说即以古文、古史、古哲、古籍为主要研究方向；共同的问题意识，即致力于挖掘与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服务国家与社会发展战略；共同的目标指向，即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使得这一套教授自选集，一方面呈现出多学科、多样化的风貌，另一方面又蕴含着一种共同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追求。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今天的学术分类体系皆取自西方，其最大特点即分科治学。作为大工业初始时代的产物，分科治学对于促进学科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以儒学为例，其本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内容的宏阔体系，却被矮化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研究方向，重在探讨其“思想”内涵而忽略了其他面向。今天，我们进入了产业发展史上的信息化时代，开始强调学科融合与科际融合。在此背景下，强调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加强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成为趋势与潮流。儒学高等研究院诸学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自建院伊始便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力求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强化多学科的协同与融合。儒学高等研究院所倡导和推行的中国古典学术或者说儒学，其实质是广义的国学，而不以目前通行的单一学科为限，强调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协同创新。在这种开放多元的学术空间中，儒学高等研究院诸位学者依据自身的兴趣进行自主探索、自由创造，做到术业有专攻。本自选集即集中展现了儒学高等研究院在史学理论、文献学、民俗学、先秦两汉文学、杜甫研究等若干在海内外居领先地位研究领域的创获。
正是得益于儒学高等研究院这种多学科协同发展与开放包容的平台环境，才产生了系列特色研究成果。以民俗学为例，与全国其他民俗学学科点以当代研究为主不同的是，山东大学民俗学具有强烈的“古典性”与多学科特色。比如王加华教授的农耕图像研究，是历史学、民俗学还是图像学？ 都是又都不是，只要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与分析就都可以为我所用。比如张士闪教授的“礼俗互动”研究，就融合了文献分析、历史考证、田野研究等多维度考察。再比如叶涛教授的泰山香社研究，则是以碑刻文献为基础，并结合宗教学、民俗学的深入分析。其他研究亦同样如此，比如赵睿才教授的唐诗研究，就既有哲学、诗学、史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层面的分析，也有乾嘉朴学、域外汉学角度的讨论。而“儒学”作为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特色所在，很自然地被作为一种视角与方法而被其他研究所应用。比如戚良德教授，即将“儒学”作为一种研究视野，探讨了其对于《文心雕龙》文章观念的影响，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文艺学视野而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儒学特色。这些创见与研究心得，在一本本自选集中都有鲜明呈现。可以说，本自选集不仅是儒学高等研究院这一人文学术共同体强大阵容的展示，更是其开阔学术视野、宏大学术格局的一次集中展示，可谓“多元一统”：“多元”指多学科齐头并进，“一统”则指以“中国古典学术”或者说广义的“儒学”作为统领。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强调多学科协同与融合，团队合作便极为必要，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团队，就是以这一指向为目标建立起来的：既强调每一个学科甚至二级学科团队的协同，又强调整体研究团队的协同与配合。为此，儒学高等研究院专门组建了“儒学当代阐释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人文社科创新团队，整合学院各科研究力量，探索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新路径，努力建立能够解读中国经验和中国案例的新的学术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贡献“山大力量”。
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赓续文脉与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传承中华文化精华，赓续中华文明血脉，已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亦为古典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建院20多年来，儒学高等研究院一方面继承前辈学者朴实厚重、精勤谨严的学风，一方面力图贯彻汉宋并重、考据与义理并重、沉潜与高明并重、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国学与西学并重、历史与现实并重、基础研究与开发应用并重、个人兴趣与团队合作并重、埋头做大学问与形成大影响并重的科研方针，邃密旧学，熔铸新知，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相关探索引人注目，这套自选集即是具体而微的呈现。
首先是守护根脉，实事求是。经史子集四部古籍，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文化“两创”的重要支柱，而对传世文献的考实，确保古典学术研究资料的原生性与可靠性，则是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起点。长期以来，古代典籍中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成书年代的确定、版本良莠不齐与字词错讹衍脱等。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者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综合运用版本学、目录学与校勘学等多学科知识，兀兀穷年，冥搜苦索，力争呈现古籍的原本面貌。比如，杜泽逊教授深入考辨了经史和子部典籍版本沿革递嬗及其优劣等问题，同时总结出若干行之有效的文献辨伪方法，嘉惠后学匪浅；王承略教授则对版本目录学、《诗经》学、《后汉书》等领域与问题做了深入探索，从学术史角度对诸多问题做了新的认识与理解；杨朝明教授则着力于出土文献及儒家经典的成书、编排次序及文本特征等，相关考索益人心智；孙微教授对历代杜甫诗歌注本以及杜诗校勘史做了进一步稽考，丰富了学界对杜诗传播与流传过程的认知。
其次，雅意齐鲁，返本开新。作为中华文明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不仅是儒学的发祥地，还拥有别开生面的诸子学说以及丰富多彩的宗教信仰传统，具有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底色。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对齐鲁文化的不同样式进行探讨，既有益于对中华文明的全面认识，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助力。山东大学不同代际的学人前赴后继，久久为功，从不同视角对齐鲁文化做出了扎实且深入的考索。这套自选集，既有针对专人与专书的翔实论述，如董治安教授之于孔子、曾子、荀子，郑杰文教授之于墨子与鬼谷子，张忠纲教授之于齐鲁古代诗人与词人等等；也不乏对于世俗文化现象的精到探究，如孟祥才教授对于齐鲁文化何以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冯春田教授、宋开玉教授之于山东方言及相关文化现象，赵卫东教授之于全真道学说在齐鲁的传播与流布等等。另外，王绍曾先生对清代与现代山东文史名家及其治学成就、方法的总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文献学视角概括了齐鲁学脉之流衍与承传。这些成果，考据与义理相统一，专精与博通相结合，为齐鲁思想文化智慧的深度开掘提供了新样板。
再次，阐幽表微，经世致用。中国古典学术素有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避坐而论道与高头讲章之讥。清学开山顾炎武自道其著述宗旨云：“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被誉为乾嘉考据学巅峰的戴震亦曰：“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抛开时代色彩和价值取向不论，他们的学术志业在近现代著名学者那里得到了赓续和发扬。具体到儒学高等研究院来说，虽然诸位学人的具体研究领域有所差异，但无不绍述先贤的为学旨趣，力图将述古与释古融会贯通，从古典的“微言”中，发掘出足供国家治理与精神文明建设所借鉴的“大义”。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古代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基石。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时代进程中，儒学的生机和活力再度焕发：这既得益于官方力量的推动，也离不开学人群体的主动作为。儒学高等研究院诸位学者，结合时代精神，从多个维度阐发儒学精髓，将实证品格和哲理内涵融为一体。马来平教授对儒学与科学的“亲和性”“相容性”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徐庆文教授对于儒家思想“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做了别出心裁的论述，黄玉顺教授则提炼出“生活儒学”的概念，以之提振传统儒家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和全人类的影响力。儒学之外，诸子思想同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部典籍与当代主流文学概念虽不能严格对应，却是今人文学研究主要取材对象，诸位学者聚焦“赋学”“龙学”“杜诗学”等多个领域，除了参与学科内部传统学术话题的讨论外，还着意淬炼古代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当下感”。比如，张忠纲教授、赵睿才教授揭示“诗圣”杜甫民胞物与的伟大胸襟以及笃于儒家伦理道德的人格境界，龚克昌教授、刘培教授，深入阐发辞赋文体所蕴含的爱国精神以及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学科智慧。
三、发扬学以致用传统，积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学以致用、服务国家与社会一直是山东大学办学的初心与使命。早在1901年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即提出：“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材，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这奠定了山东大学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办学理念。这一理念，同样为儒学高等研究院所秉持与发扬，在立足深入古典学术研究的同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将理论研究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为国家、社会服务。如果说扎根古典学术研究是“顶天”，那么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便是“立地”，二者构成了儒学高等研究院建设发展的两大支柱。
建院伊始，儒学高等研究院即将服务国家与社会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之一，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积极努力与探索。首先是发挥学术优势，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儒学高等研究院作为一个以古典学术研究为重心的研究机构，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自是其天职所在。其次在实践层面，注重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国家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比如，主持编写《中国道路的文明内涵——重建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编订《国民通礼》，在山东全省各地开办乡村儒学讲堂以及中华美德讲座，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具体落地与实践。主办“儒墨会通与国家治理”“儒法对话与国家治理”等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再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开展传统文化调研，并与相关文化管理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地方旅游资源开发，助力乡村振兴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强调“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结合自身学术特点，积极策划、精心选编了这套教授自选集。因此，积极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就是选编这套教授自选集的初心所在。比如，王学典教授的《史料、史观与史学》、马来平教授的《追问科学究竟是什么》、戚良德教授的《〈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话语》、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与现象学》、徐庆文教授的《儒学的现代化路径》、陈峰教授的《重访中国现代史学》等，主要致力于学术理论创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张士闪教授的《民俗之学：有温度的田野》、王加华教授的《农耕文明与中国乡村社会》、龙圣教授的《山河之间：明清社会史论集》等，则主要聚焦于中国基层社会，或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或对当下现实社会予以关照，用民俗学的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当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发挥传统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智慧等方面的独特功用。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接下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将继续扎根古典学术研究，回应时代关切，积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当前学术界的一项重大使命。儒学高等研究院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具体路径大致有三：一是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有生命力、有活力的理念方法，以之作为学术话语构建的核心和基干；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和提炼思想资源，使之成为构建中国话语的有效元素；三是借鉴外国理论方法之长，实现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结合，创造新的话语形态。
在构建中国话语的工作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一度出现教条主义倾向，如何克服偏颇，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完美结合起来，是众多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在这方面，王学典教授对学术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可谓颇具代表性。海外学者勘探学术史演化时往往注重所谓“内在理路”，但王教授敏锐地指出，许多主流学术的嬗替并非单凭“内在理路”所能充分说明。20世纪“正史”规范的衰落，“新史学”的萌动，“古史辨”派和“史语所”谱系的勃兴，“唯物史观派”一统天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风的转换，都有社会与时代的因素在发挥强大作用。外在因素引起“内在理路”的突进或转移，学术转型与发展从属于社会因素的更动，在中外学术史上可谓比比皆是。不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学术变迁做外在的考察，不足以透彻地理解与把握学术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迁。抓住社会背景的根本线索，才能抓住学术史演化的牛鼻子。不难发现，王学典教授这种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做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结构入手考察历史变动的思路的具体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王教授采取了一种更为弹性的处理方式，社会结构与学术变迁不再呈现为一种单向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而且与内在理路是可以兼容的。有了这样的学术史方法论，在学术史研究中形成中国话语也就具备了条件和基础。
在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构建中国话语方面，戚良德教授通过《文心雕龙》重构中国文论话语的工作做出了表率。季羡林先生有言：“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国有的术语”。有鉴于此，戚良德教授重新挖掘解读中国传统文论经典《文心雕龙》，力图建立中国文论话语。戚教授认为，《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以感情之表现为根本和中心，对感情之产生、感情表现的原则以及感情表现的方法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从而构成一个“以情为本，文辞尽情”的“情本”论的话语体系，并进而形成了“神用象通，心物交融”的创作论话语中心。《文心雕龙》以其独具特色的六大文艺观念，即文学观念、文体观念、作品观念、写作观念、文学史观念和文化观念，形成一个独特的文艺学范式。因此，《文心雕龙》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经典范式，从而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并有望引起当代文艺学的根本变革，以最终形成“中国文艺学”。戚教授这种回归元典、温故知新的做法为当前构建中国话语提供了有益启示，其意义和影响当不只局限于文论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的创造往往是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的。中国话语的构建离不开对外国理论方法借鉴综合。黄玉顺教授关于“生活儒学”的创构尤其值得称道。黄教授指出，生活儒学在总体的致思进路上，是在与现象学——胡塞尔、舍勒，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平等对话中展开的。这种对话既非“以西说中”，也非“以中说西”，实质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展开，亦即生活本身的一种显示形态。我们今天重建儒学，绝不是要回到或者重新拾起轴心时期以后的儒家形而上学的那些现成固有的观念。我们固然要反对“全盘西化论”，因为它不切合当今中国的民族性的生活样式，但我们也必须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因为它不符合当今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活样式。正是由于合理吸收了西学资源，生活儒学才能成为当下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一种可行方案。
儒学高等研究院学者的上述探索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完成可谓任重而道远。这些探索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否能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进而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我们相信，这种努力不论成败与否，都是有价值的，都将在学术史上留下印迹。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是一种取长补短、共生互动关系，中国话语将在与西方话语的不断对话中日趋成熟和完善，进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真正树立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总之，本套教授自选集，不仅仅是古典学术研究重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团队与学术成果的集中盘点与展示，亦是对山大学脉与山大精神的又一见证，还蕴含着多层次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既强调学术的融合与创新，亦注重在赓续传统基础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挖掘，进而以此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并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相信本套自选集的出版，能发挥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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