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中国野生亚洲象的反常迁徙及其生态环境意义

    2021年发生于云南境内的“亚洲象北移南归”事件，位列当年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十件大事”之首。十多头野象于2020年离开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活动于普洱市境内；自2021年4月起持续北上，5月渡过元江，一度进抵昆明市郊；之后掉头南返，8月再次渡过元江，回到普洱。在这几个月中，它们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社会上下对象群的善意包容与积极保护也一并呈现于世人面前，成就一段佳话。同时，象群的迁徙动机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亚洲象因觅食等需求进行季节性迁移本为正常现象，但近500千米的长距离迁徙活动则并不寻常。据专家分析可能是出于向外扩张领地、寻找新栖息地的动机，具体原因包括保护区内野象种群数量增加导致资源紧张、热带森林植被密度过高不便于野象活动、人类活动使得野象生境破碎化等。由此看来，未来类似的大范围迁徙事件仍可能再次发生，人类的善意固然值得肯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须改善野象栖息地环境。

    此次事件也提醒我们，亚洲象拥有强大的迁徙能力和旺盛的迁徙需求。历史时期野生亚洲象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极广，史籍中不乏直接目击野象迁徙的记录，有些时段甚至颇为集中。以往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中，亚洲象虽是一个成果丰硕的方向，但历史时期野象的迁徙行为及其生态环境意义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对于历史上野象分布范围和迁徙动因也存在不少争议。本文将立足于亚洲象的生活习性与演化史，利用特定历史时段集中出现的野象迁徙记录，特别是跨区域、长距离迁徙的反常记录，推测其来路，分析其动因。

    史前亚洲象的分布与迁徙

    现代亚洲象在中国境内主要生活在云南省南部边境地区，典型栖息地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平缓坡地、河谷，植被为森林、灌丛、草地及竹林，密度适中，便于遮阴和通行。亚洲象喜暖畏寒，但也不耐高温暴晒，饮用与降温所需水量极大；其食谱很广，主要取食禾本科、芭蕉科植物，亦喜食粮食和经济作物，成年个体一日进食可达150~300千克。由于体型巨大，亚洲象对栖息地的温度、水源和食物几方面条件要求比较苛刻。现生亚洲象长期生活在热带环境中，耐寒能力也在不断退化，长时间暴露在0℃以下皮肤便会严重冻伤。

    不过，从史前亚洲象的分布来看，其气候适应能力显著高于后代。中国境内晚更新世时期（距今约10万~1万年）的亚洲象化石，除在两广和云南比较集中之外，还广泛出土于长江流域，如江西萍乡杨家湾洞、湖南道县福岩洞、贵州毕节麻窝口洞。晚更新世处于末次冰期，气候总体比现代寒冷；亚洲象能越过云贵高原和南岭一线，逼近长江干流分布，说明其完全可以适应亚热带气候。

    距今约2.1万年前后，末次冰期进入最寒冷阶段，全球年均气温下降10~12℃，中国境内气候带大幅南移，长江中下游当时为中温带—暖温带气候，两广、云南则为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当时，耐寒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广泛分布于北方，喜温湿气候的古菱齿象南迁至江淮一带。喜暖动物群则向南退缩、甚至灭绝，如东方剑齿象在更新世时期为中国南方代表性物种，晚更新世大部分时段内仍相当繁盛，最终在晚更新世末的极寒气候下灭绝；而同样喜暖，且在许多地区与剑齿象长期伴生的亚洲象却得以幸存。两者的不同命运可能与食性有关：剑齿象齿冠较低，主食嫩叶；而亚洲象的高齿冠既可食草也可食树叶，这使其能够适应森林、灌丛、草地等多种环境，从而在晚更新世末的环境剧变中更具竞争优势。

    尽管如此，亚洲象还是被迫退出长江流域，在两广、云南乃至中南半岛渡过冰期。冰后期气候快速转暖，进入一个持续数千年的温暖时段，即全新世大暖期（距今约8000~4000年），峰值时段全国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2℃以上；气候带也相应北移，亚热带北界在西安—兖州一线，比现代偏北2~3个纬度。曾活跃于冰期的猛犸象和古菱齿象均因无法适应气候变化而灭绝，亚洲象却迎来大发展，不仅占据了剑齿象在南方的旧有领地，还进一步北进至淮河、黄河流域，填补古菱齿象灭绝后留下的生态位空缺。

    极寒时段后的1万多年间，中国境内生态环境发生沧桑巨变，仅亚热带北界的南北摆幅就达8个纬度之多；在此过程中与亚洲象有亲缘关系的剑齿象、猛犸象、古菱齿象相继灭绝，而亚洲象成为长鼻类物种硕果仅存的一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其环境适应能力之强。如果仅从现生亚洲象生活习性出发倒推历史，就难免存在低估其耐寒能力的倾向。此外，亚洲象会不断通过迁徙来扩大栖息地，强大的迁徙能力本就是其在史前时代适应环境并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武器，2021年云南野象迁徙事件就是最新例证。

    商周之际亚洲象的“南迁”

    距今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气温较全新世大暖期顶峰时段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现代，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应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之前的格局。1976年河北阳原丁家堡发现的亚洲象化石，其年代约在夏商时期，是我国野象分布最北的记录。对于亚洲象能否在当时为暖温带气候的北纬40度附近生存，历来不乏质疑，有学者认为化石种属鉴定结果有误，但考虑到历史时期也不乏亚洲象在相对温暖的时段或季节偶然迁徙至其适宜分布界线以北的案例，将其视为亚洲象也并非无法解释。

    相比于阳原存疑的化石记录，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象骨、象牙制品以及甲骨卜辞中多条涉及猎象的记载，则明白无误地反映出商代晚期黄河下游地区野象的存在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还在殷墟考古初起之时，学界就曾对河南是否产象、“商人服象”、周代象之南迁等问题展开讨论，一些分歧延续至今。首先是殷墟邻近地区是否有野象生存的问题，除非对田猎卜辞的“获象”记录作颠覆性解读（例如将“象”解释为人名、氏族名，或者将“获象”地点定在南方），这一结论尚难以动摇；其次是商人所“服”（役使、驾驭）之象的种属，尽管也有不同看法，但多数研究者还是倾向于亚洲象；而其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便是商周之际的野象“南迁”及其归因。

    问题缘起于两条先秦文献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吕氏春秋·古乐》）。如“驱”“逐”野兽的描述为实，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亚洲象长距离迁徙记录。两条记录均将野象“南迁”与西周初年的周公东征联系在一起，迁徙起点为此次东征的主战场，即商的东方领土、也是东夷故地的山东（以“奄”为中心的汶水、泗水流域）；至于去向，《孟子》没有记录，《吕氏春秋》则说是“江南”。尽管细节未必精确，但这些文字确实透露出西周初年野象分布的一次剧变。即使没有彻底退出黄河流域，其活动范围也是大大收缩了。

    至于野象“南迁”的具体原因是否真的与周公东征相关，研究者存在分歧。一派观点认为，仅凭人力无法“驱逐”野象，西周初年亚洲象分布北界南退的主因是气候转冷，此次降温标志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完全结束，并导致喜暖物种的普遍南迁。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人类的影响才是主因，周公东征即使没有将野象彻底逐出黄河流域，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活动，影响来自战争中的直接捕杀或驱赶，也来自大规模农业开发导致的栖息地破坏。

    两派观点各有合理之处，但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前提是亚洲象在黄河流域的适宜栖息地范围其实比较有限，限制因素主要来自温度、水和食物三方面。尽管历史时期亚洲象耐寒能力较强，但北亚热带与暖温带之间的界线仍是其难以逾越的，这关系到能否在冬季找到足够的食物。全新世大暖期这条界线从豫北（太行山南麓）、鲁西（山东丘陵）一线穿过；之后的阶段性降温中，太行山与泰山的地形庇护使得山麓地带的动植物区系保留了不少亚热带成分。例如，先秦时期太行山南麓的沁水、淇水流域，山东丘陵的徂徕山等地，都曾有大片茂密竹林分布。就生态环境而言，两地均比较适宜亚洲象生存——山麓丘陵地带坡度平缓，利于通行，山间河谷可供觅食与活动；冬季来临时，有向阳背风的山凹或洞穴等场所避寒，且有常绿植被提供食物来源。同时具备这些有利条件的地区在北方并不多见，太行山区与河北平原纬度偏高，气候寒冷；广阔的黄淮平原虽有丰富水源，但受黄河泛滥影响，林木稀疏且以落叶阔叶树为主，多灌木、草本、水生植物，冬季庇护所难觅，食物亦很匮乏，作为平时往来通道尚可，作为栖息地则并不理想。据此推测，商人所服之象很可能来自豫北和鲁西两地。前人关于商王田猎区位置的讨论也多数指向这两个区域，可以与殷墟卜辞中的“获象”记录相互印证。

    据此对商周之际野象“南迁”的原因进行讨论：固然，当时人类对环境的改造能力有限，但考虑到周公东征路线正好覆盖了豫北和鲁西，而其直接结果是新一轮封建与移民，则人类活动对野象造成的影响仍然是严重且不可逆的。周人擅长农事，其对河谷、山麓和丘陵地带的农业开发势必挤压野象的生存空间，直接或间接导致野象离开栖息地。而气候转冷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除了进一步收缩野象的适宜栖息地范围，还使其在失去原栖息地的庇护后，在黄淮平原上也很难生存。

    考虑到种群规模，此次野象反常迁徙事件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可能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移民开发中野象四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后世文献中将其视为周公东征的直接结果。西周时期位于泰山南北的齐鲁两国，无论文献还是出土文物都不再有当地产象的痕迹。到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原为野象出没之地的鲁国已经将“淮夷”进献的象牙视为难得的珍宝。

    南北朝时期江淮地区的“异象”

    西周以降，黄河流域不再有野象栖息记录，而长江流域野象分布一直都很广泛。不过早期长江流域开发相对北方滞后，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较低，人类与象群活动范围少有交集，因此早期史籍中对野象的记载多为物产或文学性描述，目击记录有限。至南北朝时期，史籍中开始不断出现野象反常迁徙的记载，时间跨度达上百年，地点则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江陵、广陵（今扬州）、建康（今南京）。野象反复出现于城市附近，甚至与人类发生冲突，破坏房屋、践踏作物，这是此前罕见的现象。这些记录多见于帝王本纪或五行志中，史官往往将其视为祥瑞或灾异，推测那些未与人类冲突或未进入上层视野的野象活动应更为频繁。

    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是一头野象跨越了国境，现身北朝（东魏）治下的黄淮平原。关于它的记载在《魏书》中分为两条：“（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八月，有巨象至于南兖州，砀郡民陈天爱以告，送京师，大赦改年。”“元象元年（538）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砀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邺。丁卯，大赦，改元。”这头野象出现在砀郡（今安徽砀山）境内系在秋八月，经民人报告，地方捕送，最终抵达都城（邺城）的时间当在本年底。野象已在北方绝迹上千年，此事自然引起轰动，东魏朝廷为此改元“元象”，以应吉兆。而推测此象的来路，再对应当时的气候背景，更可感受此事的不同寻常。

    淮南江北的大别山至淮阳丘陵一线（今安徽中部），气候较黄淮平原更加温暖，地形利于越冬，河湖密布，食物也很丰富，很可能是历史时期中国东部一个重要的野象栖息地。公元552年曾有记录“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显示直到南北朝晚期当地野象种群仍有相当规模。如果出现于砀郡的野象来自淮南，则其向北迁徙的直线距离就在200千米以上。砀郡处在南梁与东魏对峙的前沿，此象从南方长途跋涉“投奔”北方，自然要被视为吉兆，但对其自身而言无疑是一个悲剧。

    当时气候正处于魏晋南北朝冷期，其寒冷程度在过去2000年间仅次于明清小冰期；6世纪上半叶是其中一个寒冷时段，平均温度低于现代1℃以上，具体到事件发生的537年，又是一个突出的寒冷年份。该年南梁治下的青州境内（今江苏连云港一带）连续出现六月“陨霜”，七月“雪，害苗稼”的异常寒冷事件。此象如夏季从淮南出发，则沿途田野有作物生长，尚不至食物匮乏，但八月行至砀郡时，因当地离青州较近，受寒潮波及，应已饥寒交迫，只能在陂湖中勉强栖身；此后又遭捕捉，在冬季送往邺城，结局不难想见。当时亚热带北界较现代偏南，从淮南向淮北迁徙必然难以越冬；而即使当时气候比较温暖，在黄淮平原广泛垦殖的背景下，它也不可能找到理想的栖息地。

    这头野象的反常迁徙路线，与同期江淮一带频繁出现的野象靠近甚至进入城市的冒险举动，共同反映野象行为带有一定盲目性——并非以觅食为目的的季节性迁移，而更可能是被迫离开原有栖息地后探索新落脚点的尝试，甚至是毫无目的的漫游。这显然与当时南北分裂的大背景下大量北方移民迁居淮南，农业开发提速导致野象栖息地持续遭到破坏有关，此外自然灾害和战乱也不时波及这里，这些都可能影响野象的生存。

    淮南的人象冲突至南北朝末期接近尾声，其灭绝趋势已无可逆转。唐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纪闻》以和州（今安徽和县）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淮南猎者”射杀怪兽解救象群，后者以象牙报恩的故事。细节固为虚构，但其开篇所言“淮南多象”，侧面印证了淮阳丘陵曾为野象重要栖息地的推论。安徽和县地形封闭，东为大江，西为丘陵，确实适合亚洲象栖息越冬。历史早期这里当不乏野象游弋，至唐代便只余故老相传的追忆了。

    北宋初年长江中游的野象迁徙

    隋唐以降，长江下游两岸的野象活动记录基本消失；开发较早的上游成都平原汉晋以来就缺乏可靠的目击记录，此时中游的两湖地区可谓亚洲象在长江干流一线的最后一片“乐土”。历史早期两湖（荆州）一直以产象著称，与这里较为封闭的地形和相对适宜的生态环境有关。不过长江中游冬季气温也接近野象耐受阈值，因此两湖地区也并非处处宜居——周边山区深处坡陡林密，不便通行；中心低地平原夏季洪水盛涨，湖沼广大，冬季则缺乏遮蔽，难以越冬。野象最理想的栖息地仍然是山麓地带，可依托缓坡疏林往来迁移，并遮阴避寒；而山前平原、水滨则可为其提供水源和食物，成为季节性迁移的目的地。

    历史上人类开发活动同样集中在山麓到平原的过渡地带。以江汉平原为例，在长江、汉江等河流来水影响下，古云梦泽发生季节性涨缩；历史早期人类只能选择在湖泊夏季高水位线以上定居垦殖，以规避洪水风险。因此农业开发首先集中于地势较高的江汉平原西侧（襄阳至江陵一线），东侧相对滞后，中心的湖沼地带更是人迹罕至。历史早期人象相遇更易出现在先行开发的西侧，如公元前506年吴军攻入郢都（江陵），楚昭王出逃时便在沮漳河畔与象群遭遇；南北朝江淮多见野象反常迁徙的同时，这里也曾有“象三头至江陵城北”。郢都附近的野象可能来自周边山区，特别是沮漳河上游的荆山（在今湖北荆门、保康一带）。唐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下令将南方进贡的“舞象三十二……放荆山之阳”，可能就是基于历史上这里不乏野象出没而做的决定。

    至北宋初年，史书又集中出现多条野象反常迁徙记录，其出发地很可能都在两湖，但并非此前多次出现的鄂西，而分见于鄂北与湘西北两个方向。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五月，“有象至黄州黄陂县匿林木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州，践民田，颇为患，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邓州南阳县获之，献其齿革”。这是历史时期同类记载中活动时间最久、迁徙路线最长的一头。它在湖北黄陂被发现后，溯汉水西行北上，经安州（今湖北安陆）、复州（今湖北天门）、襄州（今湖北襄阳），继而北上进入河南，经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最终在次年末于南阳被捕杀。相比于北行至砀郡的那头野象，此象在湖北境内沿山麓行进，借助林木藏匿行踪，因而尽管不断造成损失，仍能活动年余之久。最终在冬季遭到捕杀，恐怕也与南阳附近地势平坦，难以觅食和避寒有关。

    这头野象的迁徙行为同样十分反常，应是人类活动对其栖息地造成扰动甚至破坏，致其不得不向外寻找新栖息地。原栖息地很可能并不在黄陂县，而是更靠近大别山腹地的某处丘陵河谷。经过长期开发，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中心的江汉平原东侧至唐代已颇为繁荣，人口增速很快，并在安史之乱后接纳大批北方移民。平原被人类大量垦辟后，野象栖息地不断向山地收缩。唐末五代，黄巢起义和军阀混战先后波及湖北地区，当地和中原南下的流民可能大量进入桐柏、大别山区躲避战火，从而侵入野象最后的栖息地。唐末至宋初当地的人象冲突当远不止此一例，只是因其过于突出，才引起了史官的注意。

    数年后的乾德五年（967），“有象自至京师（开封）”作为平定岭南的吉兆被载入史册，考虑发生时间与前一头野象记录相去不远，很可能其出发地也是鄂北的桐柏、大别山区。这两条记录虽有一定偶然性和特殊性，但随着古云梦泽的解体与江汉湖群的萎缩，唐宋时期江汉平原东部开发逐渐提速，汉水流域经济重心从上游向下游移动的趋势已开始显露，野象的生存空间势必随之不断压缩，其灭绝进程难以逆转。宋初以后大别山周边便不再有野象活动记录。

    此外，乾德二年（964）湘西北曾连续出现三条野象反常迁徙记录，“五月，有象至澧州安乡、澧阳等县。又有象涉江入岳州华容县，直过阛阓。十月，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县城北”。三者之间当存在一定的关联，如“涉江”入华容县的野象可能就是五月在安乡、澧阳等处活动的野象，且这些野象应都来自湘西武陵山区。这些野象的反常迁徙行为是受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周氏政权在前一年覆亡的短期影响，还是与湘西北中唐以来接纳大批北方移民，农业开发加速有关，尚不易判断。武陵山西侧的重庆、贵州等地历史上也是产象之区，至宋初部分地区仍有象牙产出，两地之间的野象存在通过山间河谷迁徙实现种群交流的可能。因此，尽管宋初之后湘西亦不复见野象迁徙记录，但整个武陵山区野象种群的彻底灭绝应晚于大别山周边。

    结语

    北宋以降，亚洲象基本退出了长江流域，史籍记录集中在两广和云南；在人类活动持续影响下，最终退至云南一隅。在此背景下，类似的反常迁徙记录不复见于文献，本文亦不再赘述。立足于以上对历史时期野生亚洲象生活习性特点、栖息地生态环境变迁及野象反常迁徙原因等方面的认识，可以对以往研究者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展开再讨论。

    关于历史时期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是否曾有野生亚洲象生存的争议，时至今日仍在延续。有学者甚至根本否定历史上亚洲象自然分布于南岭一线以北的可能性；也有学者另辟蹊径，提出商人所服之象并非亚洲象，而是耐寒能力更强的古菱齿象（尚缺乏出土化石证据支撑）。争议的根源，在于现生亚洲象种群生活习性与传世文献记载的野象活动范围存在矛盾。不过在决定性证据出现之前，3000年前生活在黄河下游的野象是亚洲象的可能性不应轻易推翻。首先，现生亚洲象的耐寒能力相比史前和历史时期曾生活于亚热带的种群已有一定退化；其次，栖息地生态环境的宜居性，是气候、地形、水文、植被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北方亦可能出现适宜野象越冬的生境。实际上，夏商暖期的山东丘陵，就气候条件而言接近南北朝冷期的淮阳丘陵；如果野生亚洲象不能在夏商时期的黄河下游生存，就难以解释其仍能活跃于南北朝时期的淮南。

    关于历史时期野象迁徙的动力，以往研究者不乏从气候的冷暖波动角度进行解释。但在对一些具体时段和事件进行分析时，可能高估了亚洲象对温度的敏感性。如商周之际的野象“南迁”，固然发生在气候转冷的背景下，但此次降温持续时间不长，此后西周至春秋的大部分时间内北方仍然总体温暖，气候的影响程度可能有限；同时考虑到西周初年移民开发活动集中于北方为数不多的野象栖息地内，便可对自然和人为两方面的影响做出更全面的评价。又如发生在东魏末年和北宋初年的两次野象长途迁徙事件，由于大方向都是自南而北，不免有研究者将其视为气候温暖或由冷转暖的证据；但细究两头野象的迁徙过程，特别是前一头野象是在寒冷阶段中的极寒年份向北迁徙，则不难发现其行为的盲目性，进而推测其驱动力更可能来自人类。

    过去10万年中，在人类全面改造自然环境之前，气候变迁决定了野生亚洲象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如果没有人类干扰，野象分布北界的变化应具有一定的气候指示意义，但过去3000年间气候的波动幅度显然无法对应野象分布范围如此剧烈的收缩，来自人类的影响应是剧变的主因。历史时期集中出现的野象反常迁徙事件，直接的影响因素是原栖息地生态环境的变动。固然存在短期因素如自然灾害、战乱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则是人类开发活动持续挤占野象生存空间的必然结果，甚至可视为野象在当地彻底灭绝的前兆。回望历史，可对2021年云南野象迁徙事件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这些野象在一年多的旅途中始终受到人类的善待，相比于历史上的前辈们无疑是幸运的。这固然是生态文明建设初见成效、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的结果，但也应注意其背后隐藏的风险。唯有积极改善原栖息地生态环境，增加食物获取渠道，留出必要活动空间，同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利益，降低人象冲突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