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舆地写作可论之处甚多，地名是其中最基础的部分。就中国而论，地之有名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作为术语，“地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形方氏》：“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据著名人文地理学家陈桥驿考证，中国早期典籍中，“《禹贡》记载的地名约1300处；《山海经》约为《禹贡》的10倍；《汉书·地理志》涉及地名超过4500处；《后汉书·郡国志》超过4000处；《宋书·州郡志》超过2000处；《南齐书·州郡志》超过2000处；《魏书·地形志》超过6000处；《水经注》20000处左右”。古人为地命名，多依地物的一两个主要特征，或以山，或以水，或以植物，或以动物，或以姓氏，或以官职，或以气象，或以色泽等，不一而足。《水经注》总结地名的命名规律：“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
只是小说家写地，可以虚构，亦可据实，或虚实相间。统观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虚构地名者自是大有人在，但据实叙录者更不乏其人。特别是在创作上，存在着普遍的所谓“童年经验”或“乡村经验”。很多小说，篇名即含地名，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古华的《芙蓉镇》，王安忆的《小鲍庄》，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高老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都是以地名为小说的篇名。
以地名为小说篇名，本是中国小说命名法的一种。旧时的小说，以人为篇名的，有《穆天子传》《汉武故事》《燕丹子》等。以地为名的小说更多，如《海内十洲记》《西京杂记》《酉阳杂俎》《齐东野语》等，都是享有文学史盛名的笔记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本就有极饱满的地学元素。就小说本身而言，地名作为小说的名称，意味着小说某种空间上的限定性，意味着故事将在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空间中展开。小说家们在特定的空间和异空间，即小说地名所呈现出的相对固定的地域社会，与外部更大的时代、社会、历史空间的互动中展开叙事，这是《红楼梦》《水浒传》等的共同特点。
当代小说亦不乏其例，《芙蓉镇》《高老庄》《白鹿原》《天漏邑》《凤凰台》《圣天门口》《敦煌本纪》等都较为典型。如古华的《芙蓉镇》，作为一部反思小说，作品开篇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览风物”，写镇子旧时的繁华：
芙蓉镇街面虽小，居民不多，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
三省十八县，汉家客商，瑶家猎户、药匠，壮家小贩，都在这里云集贸易。猪行牛市，蔬菜果品，香菇木耳，懒蛇活猴，海参洋布，日用百货，饮食小摊……满圩满街人成河，嗡嗡嘤嘤，万头攒动。
小说中的芙蓉镇以何镇为蓝本，究竟是作家古华故乡嘉禾县的唐村镇，还是湘西永顺县的王村（谢晋电影《芙蓉镇》拍摄地，现已改名为芙蓉镇）？ 不得而知。但是古华以“芙蓉镇”名之，且写到芙蓉河、河岸的木芙蓉树、“芙蓉姐子”等，“芙蓉”显然是一种别有深意、别有意涵的预设。《本草纲目》有“木芙蓉”条目。“木芙蓉”释名“地芙蓉”，气味“微辛，平，无毒”，“清肺凉血，散热解毒，治一切大小痈疽肿毒恶疮”。小说中芙蓉镇之芙蓉，有没有特别的含义，此处不便作强解。
《芙蓉镇》是借名，借“芙蓉”之名，强化小说的批判功能。相比较而言，贾平凹的《高老庄》则是另一种借名。小说取境《西游记》中“高老庄”，借用猪八戒在高老庄娶亲，酒后现出猪妖原形的故事，“假道于山川，不化而应化”，以比附《高老庄》的主旨。《高老庄》写的同样是现形的故事，只不过现形的不再是猪八戒，而是大学教授高子路。原本子路应该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勇武而刚直，辨别是非，行仁义，但《高老庄》中的子路，却一心要洗脱农家子弟的身份和趣味。为父亲去世做三周年祭，他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时，那些潜存在高老庄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如封闭、狭隘、自私、小气、粗鄙等一一再现。贾平凹借道于《西游记》中的“高老庄”，表达的其实是对乡土文明中人的精神退化的精深思考。
和《芙蓉镇》《高老庄》的借名相比，赵本夫的《天漏邑》更有哲学的、人类学的复杂气象。此作颇有《红楼梦》的味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小说中，两条线索交叉轮替，作家一边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以简笔写出天漏村的亘古、蛮荒、偏僻、神秘的历史，另以繁笔写出天漏村人的天性与人性。天漏村是个与世隔绝的所在。世间传说，天漏村是远古遗民的部落，古舒鸠国的都邑，历朝囚徒的流放之地，天象诡异，时有雷电伤人之事发生，人也诡异，沿袭着古老的法则。《天漏邑》的故事极为复杂、情节奇特，但究其宗旨，写的不外是人的罪性与恶性。天有“漏”，故有女娲补天之说，但天之“漏”又岂可尽补？ 哪里会有无“漏”之天呢？“漏”，是事物的本质。于事和物而言，是亏欠、欠缺；于人而言，则是德性有亏。
对小说家来说，地和地名可以利用之处很多。地，不单提供小说故事情节展开和人物活动需要的物理空间，地名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地方性地理文化特质，构成小说家的标识。特别是在中国，内部为高山、江河所分割，形成很多大小不一的文明体，各地地形、地貌、植被、土壤、气候殊异，历史、语言、生活、礼俗、人情相远，地理特征和地名的命名机制相差很大，所以，区域性的地名系统，无论虚与实，多会构成各地独特的地名景观。如汪曾祺，居于高邮地区，地处江淮之间，中间有运河相连，湖泊星罗棋布，他的小说的地理景观，就难免会有“水”的韵味和智慧。如《大淖记事》：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
大淖、河源、沙洲等地名系统，和茅草、芦荻、蒌蒿等植被，呈现出鲜明的河湖湿地特色。生于斯，长于斯，汪曾祺即便写其他地方，也离不开诸如此类的地名系统，如《故里杂记》写“后街”：
侉奶奶住在一个巷子的外面。这巷口有一座门，大概就是所谓里门。出里门，有一条砖铺的街，伸向越塘，转过螺蛳坝，奔臭河边，是所谓后街。
街区的尽头，还是越塘、臭水河、螺蛳坝等。这类地名系统，是汪曾祺小说中颇具地方特色的地理景观，在《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黄开榜的一家》《昙花、鹤、鬼火》《故里杂记》等小说中，这些地名反复出现。水系地名景观，给汪曾祺的小说带来盎然的生机和无尽的韵致。“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水无定法，亦无形法，故以万物为形法，所以，汪曾祺的小说，总是有任性、任情而不拘礼法和敢于突破世俗陈规的力量。最典型的就是《受戒》，菩提庵成了“荸荠庵”，荸荠庵便是菩提庵，“庵里没有清规，连这两个字都没有”，“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无分别，无善恶、无是非，世俗与佛法泯然为一，确乎是达到众生平等、万法为一的大境界。汪曾祺小说的地名景观，承载着高邮人的记忆，东大街、泰山桥、竺家巷等，无一不带着高邮的地方特色。
汪曾祺小说中的地名多有出处，大多能够在《高邮县志》和《江苏省高邮县地名录》等典籍中得到求证，相比较而言，贾平凹对地名的运用，则有更多的主观创造性。他的小说地名之多、类型之丰富、命名之讲究，实为当代作家中所罕见。如《秦腔》——街景有清风街、秦镜楼、魁星阁，乡镇有西山湾、天竺乡、竹林关镇，地名有三角地、七里沟，山景名有虎头崖、屹甲岭、伏牛梁等，涉及的地名有数十个。特别是近些年，贾平凹的兴趣转向了写秦岭的地方生活和其中的人事，写秦岭的山石、草木、鸟兽，连续创作出《山本》《老生》《秦岭记》三部长篇小说，其中涉及的地名更为丰富。比如《老生》，作品中的地名系统就几乎涉及秦岭山地环境中的所有地学类型。
自然地理形态上，小说写到的有河、川、山、崖、梁、坪、屿、砬、砭等；社会和人文地理形态上，小说写到了村、镇、街、观、寨、驿、寺等。这些地名，有的因为地的形状而得名；有的因为物产而得名；有的因为姓氏和人物得名；有的因史迹、神话传说得名；还有因为方位而得名。这些地名有实有虚，毫无疑问，写作这部小说，贾平凹肯定动用了大量地方志资源。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名作为小说的叙事构成时，对《老生》这部小说的成形及其主旨的深化实有莫大的帮助。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地名，构造出一个具象的秦岭，特别是像梁、坪、屿、砬、砭、寨、驿之类，带有明显北方、山区和黄土高原特色的地名的反复出现，对秦岭的自然、人文、历史地理景观建构起到重要的支撑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地名连缀起的移动空间，构成了《老生》的整个叙事空间。
这种微观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名所连缀的叙事空间，使得整部书情节紧凑，叙事富有跳跃性，没有丝毫的沉闷。小说因了秦岭的体势和形法，而有了某种跳跃的、晦暗不明但又纵横吞吐的气象。贾平凹因为擅用秦岭的地名和山川形势，因此让《老生》窥得天地之理，进而有了生生不息的气机。
（本文摘自《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周保欣著，标题为编者所拟，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