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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夏秋之交，暌违三年满血归来的上海书展甫一结束，编辑部主任找到我，表示刘统老师遗作《转折》即将完成送审，编辑部人手不够，让我准备好接手。得知这一消息，我颇感不安。且不说刘老师学术成果等身、著作频频获奖；更何况此时刘老师已经离世，这便意味着遇到问题时，不能求教、求助于刘老师。
我和刘老师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是三年前《火种》出版发布会，当时刘老师坐在长桌的一侧，对面则是各大媒体的记者，作为新人的我坐在后面旁听。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刘老师说，自己还希望将多年来从事党史军史研究获得的珍贵资料辑录保存起来，以飨后生。只可惜斯人已去，而我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书稿，期望着能在阅读中，与作者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如书名所言，本书讲述的是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经历。自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之后，陕甘宁地区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十多年过去了，为何偏偏在1947年，这里成就了伟大的转折呢？ 我们不妨将目光拉回到抗日战争期间。
西安事变之后，就算是“剿匪”心切的蒋介石，面对侵略者，也不得不暂时放下成见，同意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北，吸引了无数进步青年的到来，他们选择与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这片土地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本质上，蒋介石是容不下共产党的。因此在抗战胜利之后，面对中国人民期望和平与民主的强烈呼声，面对着共产党希望和谈建立联合政府的期望，他仍然选择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而在其速胜企图被我党粉碎后，延安遂成为了他的“眼中钉”。
蒋介石把重点进攻的目标首先指向陕甘宁解放区，是有原因的。其一，蒋介石企图夺取中共首府延安。如果成功，可以激励国民党军士气。其二，西北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前8个月的作战中，胡宗南还没有发挥作用。蒋介石企图在占领延安后，把胡宗南部队从西北地区抽调出来，投放到华北或东北战场上去。其三，西北地区国共双方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胜利似乎不成问题。
面对虎视眈眈的敌军，潜伏于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提前得知了胡的作战计划，使中共中央获得了宝贵的疏散时间。但放弃延安之后，是东渡黄河暂避，还是留在陕北周旋？ 即使在中共中央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形势如此紧张，当时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想法都是东渡黄河，到山西晋绥军区暂避一时。毛泽东还在行军途中，中央书记处的三位书记已经考虑了过黄河的事情。3月20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电告贺龙、李井泉：“（一）决定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
但毛泽东与大家看法不同。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陕西清涧枣林沟召开，经过热烈讨论，最终决定党中央留在陕北。刘统这样评价：
毛泽东决心留在陕北，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如果从安全因素考虑……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虽然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国民党宣传机构大肆宣传占领延安的胜利，无疑给各战区的同志心里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如果这时候中央再离开陕北，就给解放区群众造成了失败逃跑的印象，必然挫伤大家的士气。毛泽东决定在陕北坚持，既牵制了胡宗南，又给各战区做出一个榜样，这样就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增强了与国民党斗争到底的勇气。
另外，毛泽东也有慎重的考虑：之所以敢于留在陕北，是相信当地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中共在陕北经营了十几年，群众觉悟高，陕北的群众是毛泽东能够信任和依靠的力量。如果到了新区，情况复杂，难免出奸细叛徒。在陕北坚持，安全反而有保障。
随后，中央机关在陕西榆林绥德县分成几支，其中毛泽东带着一支小部队钻山沟，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经历了革命生涯中最惊险曲折的一段时间。这是历史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第一次脱离大部队，以游击队的方式独立行动。而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则带领着西北野战军，肩负起与敌军直接作战的重任
……
战争不仅是军事较量
战争从来都不只是两军相会、兵戎相见那样简单。转战陕北期间，除了西野主力在明处抗敌、中央机关在暗处指挥外，中共多年积累下来的地下情报系统，在后方为保障陕北作战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通过比对国共双方新揭秘的隐蔽战线斗争资料，刘统发现：胡宗南的机要部门其实早在中共的掌控之下，这也是胡军屡次试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而不成反被我军多次伏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居然连遭三次败仗。他想消灭彭德怀部队主力或将中共中央赶过黄河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没实现。两个整编军九旅之众，在陕北无人无粮地区盲目“游行”，翻山越岭，露宿荒野，给养耗尽，疲惫不堪，仍未找到西北野战军主力的去向。
国民党将领在谈起这段经历时，一个共识就是国民党军的情报太差，与解放军情报准确、消息灵通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才打败仗。原167旅500团团长曾祥廷回忆：“……我就经常听无线电的广播，那是我们团的一个收发报机听到的。当时共产党就发布说胡宗南的部队某天要从晋南往北进攻，连番号也播出来了……结果我们三天后奉到命令，与共产党三天前宣布的情报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西安绥靖公署决定要打共产党时，他的情报就出现了。当时我们不知道，只觉得奇怪：我们三天前什么都不晓得，共产党怎么会晓得？ ……”
……
当时，中共在西安有两个情报
系统。其一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直属的王石坚情报系统。……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王石坚曾经几次让熊向晖秘密获得胡宗南的密码，但熊向晖认为这样太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正因为熊的谨慎，所以一直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从未露过破绽。在关键时刻，熊向晖才能及时发挥重要作用。
战争不仅是军事较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包括可动员的人力、物力、粮食、资金、军事工业等多个方面。而陕北恰恰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各方面都非常困难。这促使毛泽东思考：解放区还能不能维持长期战争？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会议，大家摆好长椅围桌而坐，研究部署战略进攻问题。会议最终决定：将战争引向国统区。8月，刘邓大军成功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会议的战略意图。
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对中共来说，有获取补给以图喘息之意。但打向国统区是一回事，如何将人员武器粮草等等资源为我所用，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毛泽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7月23日，小河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他说：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关于财政和粮食问题，他指出：“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进行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实行军民兼顾。
事实证明，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也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困难。
在正面战场，西北野战军两次试图攻占国民党驻守的榆林县均未成功，暴露出我军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仅体现在军事训练、战术水平不高，战争过程中国民党军俘虏不断补充，亦使士兵在政治思想上的问题更加凸显。1947年9月，朱德提出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运动，后来加入对思想、组织、作风的整顿，完善成“三整三查”运动。从部队开展诉苦运动入手，对官兵进行深入教育。
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的干部发现：部队中补充的俘虏成分越来越多，他们调转枪口作战，一时尚不明白我军作战的意义。因此斗志不
高，仗就打不好。在二打榆林战役总结中，第1纵队358旅的714团、715团认真反思找问题。……首先是查斗志。为什么仗没打好？ 主要是斗志不强，指挥不果断，突击不勇猛，抗击不顽强，个别人甚至贪生怕死。接下来查思想。为什么斗志不强？ 主要是思想上有问题，对战胜敌人信心不足，对长期战争厌倦消极，不懂得为谁打仗。再进一步查阶级。为什么思想上有问题？ 主要是阶级立场不对。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的阶级觉悟。在谈到是不是贫苦阶级出身的问题时，又引出了诉苦。
……
新式整军使西北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产生了新方式：一、发动解放兵自动诉苦，子弟兵讲过去痛苦及翻身情形，老战士讲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为什么要遵守群众纪律，反复展开讨论。有计划地经常进行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分析阶级（搞通剥削关系）。这些都是士兵群众提高阶级觉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办法。二、建立纪律值班制度。连队中各班以及伙、马夫班，机关中的各部门，每日均须有值班员。这些值班员，应是战士与伙、马夫轮流充当，领导定期开纪律检讨会，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程度。发动群众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遵守纪律问题上，对于个人与连队，好的给予表扬，坏的给以适当的批评或处分，任何人均无例外。三、部队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互助小组，特别是战斗小组，以及记功、记过、庆功大会与民主评判等项制度。以上这些，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它使我军指战员之间、新老兵之间、解放兵与子弟兵之间，过去存在着的许多隔阂，现在被阶级友爱取代了。它使我军在生活艰苦，吃洋芋、高粱、黑豆、麸皮充饥时，亦无怨言。
新式整军运动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知道了为谁打仗，部队士气高涨，战斗力和战术素养大大提高，在后来的战役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而随着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战略主动权逐渐转向共产党一侧，如何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也开始摆在中共中央面前……
全国执政的提前预演
为总结18个月的解放战争经验，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毛泽东总结了我军打胜仗的十大军事原则，并充分肯定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了土改的政策问题，指出过去“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
1947—1948年之交，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进入关键时期。自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解放区掀起土改运动高潮，然而运动开始一段时间后，东北和华北首先掀起“左”的抄家风潮，随后类似错误逐渐蔓延到各解放区。在杨家沟开会期间，针对与会同志反映各地土改中发生的种种“左”的倾向，中共中央达成了“坚决纠正”的共识。1948年初，中央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切实纠正了各种“左”的错误倾向，使土地改革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轨。
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当时在晋冀鲁豫区的华北大学任教，1948年春，他申请作为观察员随土改工作队到山西潞城县的张庄，亲身体验土改运动。他与工作队的同志一起住在破旧的民房里，和老乡们一起吃莜麦面疙瘩汤，学着大家脱下棉袄抓虱子。他不仅没有对艰苦的生活感到痛苦，还天天饶有兴趣地观察农村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参加成分评定的会议，看那些不识字的农民在认真计算各家的财产，分析各家的经济状况。街上张榜贴出了评定成分的结果，每个农民都在认真地关注自己的成分。他参加妇女会组织的会议，听一位女青年诉说包办婚姻给她造成的痛苦，要求政府批准她离婚。他参加了干部公开整党的会议，看那些农民们批评干部在村里打骂群众的错误，并看到干部们站起来作检讨。
在短短几个月内，韩丁看到了一个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农村，这不仅仅是获得一些土地和财产的革命，而是一场彻底改变农村面貌和农民精神世界的革命。他认为用“翻身”这个词来形容这场革命是非常贴切的，他写道：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从整军到土改，从军事到民生，早期共产党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的过程，其实也是对其执政能力的锻炼和考验。1948年3月，士气高昂的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全歼国民党整编29军，国共双方在陕北的战略形势实现了彻底转变，西北解放区开始逐渐与华东、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这种情况要求中央必须及时了解各地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新政策，给予统一指导。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央决定离开陕北转往河北西柏坡，与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以便更有力地领导全国战争。转战陕北的历史，自此落下帷幕。
怀念故人
刘统教授生前有一个心愿，便是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全部串起来”。梳理相关作品，读者或许可以发现：《火种》从20世纪初写到古田会议；《北上》将30年代毛泽东与张国焘对于长征路线的分歧展现在读者面前；《大审判》再现了中华民族第一次审判侵略者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中国的1948年》和《战上海》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揭示共产党如何赢得民心，取得革命胜利，从而建立新中国。
当年，《中国的1948年》一书的前言是这样写的：“如果说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1948年便是决战的一年。”某种程度上说，“转折”为“决战”提供了时与势的准备。虽然在《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后记中，刘统教授表示本书的写作契机纯属在陕北实地考察中的“机缘巧合”，但这本书的写作，也许正是将建国前历史穿起来的“最后一块拼图”。由此，读者可进一步理解：伟大“转折”并不是一个偶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从量变达成质变的必然过程。
从保卫延安到收复延安，陕北解放战争仅仅用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就实现了伟大的转折。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西北野战军和陕北人民的艰苦奋斗，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场面。本书不仅要记录中共中央的活动，更要把彭德怀指挥的历次战役，人民为战争作出的奉献都反映出来。西北野战军在粮食极度缺乏、作战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经历了几次胜负较量，最终击败胡宗南集团，赢得了胜利。而这个胜利是陕北和晋绥解放区的百姓献公粮、抬担架、出战勤，竭尽全力支持得来的。书中引用了大量史料来反映这些过程，让读者真正了解什么叫人民战争。
《转折》一书秉承刘统教授以古代史的方法研究党史的治学方法，在档案资料里洞察历史的细节，回到现场去感受历史的余温。力求真实客观，不回避当年的艰苦和困难，也不盲目拔高和赞美。作者曾这样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寻路史：方向和路线决定一切，大量的教训，恰恰反衬出正确道路得来的不易。转战陕北期间，中央在转移方向上并非没有分歧，正面战场困难重重，解放区地方政权的运转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正是早期共产党人始终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才最终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刘统教授用他的著作和勤勉治学的一生，诠释了一个史学家秉笔直书、力求客观的研究旨趣和一个共产党员充满激情、勇于担当的光辉形象。我们希望有更多读者从作者平实的讲述中重温20世纪中国的这段重要历史，和作者一同感受那个艰苦卓绝而又充满希望的年代。若能如此，无论对逝去的故人，还是对做书的我们，都是一种特别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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