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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关汉语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机构，在面向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圈内的汉语学习群体时，应推出不同母语、不同文化背景的针对性汉语教材。其中尤其是在拼音学习汉语入门的同时，将汉字书写提到议事日程，并放到最为重要的位置上，让全世界各地纷纷投入到汉语学习队伍的青少年，把握住从写汉字开始学习汉语的窍门。
今年“十一”期间，笔者与同事一起去中亚调研。在中亚一所著名的大学，与一批当地青年硕士、博士的对话场景，一直徘徊在脑海里，久久难忘。这些青年人充满朝气，脸上充满热情。笔者多次试图启发这些脸上洋溢着兴奋、期待的青年人，多用中文表达，但是遗憾的是，仅仅能够进行简单的一问一答。交谈结束后，有几个青年学生迅速围拢过来，除了加微信之外，显然有事咨询或者需要帮忙。但是直到我们一行离开这所大学之后，已经加上微信的两位同学，发来了一大串拼音，我反复阅读，不解其意。在同行专家的解读下，这一大串拼音的意思是：这些大学的汉学专业博士，需要一名外籍教授做自己的兼职导师，指导自己的论文写作，询问我是否可以做他们的导师。
已经读到了硕士、博士阶段的汉学专业的学生，居然不能够用汉语进行一次流利的对话，那么这所著名大学的汉语教学水平……相信这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在访问另外一所大学孔子学院时，我特意要求对方拿出汉语教材一看，均是国内出版机构的汉语学习教材。将问题归罪外国大学的汉语教学师资缺乏、没有汉语学习环境等等，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这可能正是用拼音作为汉语入门方法所带来的巨大缺陷与不足，亟需要进行纠正。
如今在全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热情出现“井喷”的状态下，相关教学、研究机构，需要认知、评估用拼音入门学习汉语的功与过。拼音入门学习汉语，已经到了修正的时候了。
“汉字文化圈”：能写汉字就能交流
用26个表音字母进行汉语拼音，目的是为了让母语为汉语的青少年能够认识汉字，让东西南北的中国人改掉方言发音，能够说普通话进行交流。1958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后，开始逐步实施推广，迄今为止不过70多年时间。但是汉字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点、横、竖、弯、勾等笔画和字根等汉字基本组成元素是稳定的，没有大的变化。只要会写汉字，一点不影响信息交流与沟通。一个最为有力的实证就是明清之际来自朝鲜半岛的官员、儒生与中原大陆士大夫，通过书写汉字进行笔谈的实践例子。
汉字在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越南等地通行上千年，因此在亚洲大陆形成了以汉字为主要文化标志的“汉字文化圈”，一个汉字尽管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读音各不相同，但并不影响信息交流。比如在明代，由于明朝先后在1592年至1598年两次协助朝鲜抵御日本入侵，平定“壬辰倭乱”，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十分紧密。1449年倪谦出使朝鲜，双方文人开创了以《皇华集》为标志的诗赋外交的传统。进入清代，文人交流更是开创历史高峰。根据徐毅的研究和统计，自1701年至1800年的100年间，双方参与的文人名士就有638人次。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历史档案统计，其中较为详细的笔谈记录至少有206次，双方互相赠送诗赋635首，唱酬诗127组，序文、题跋40篇，来往信件344封，赠送图书记录为81次。
这些出使中国大陆的朝鲜使者，不是朝鲜政府官员，就是名门望族。如最早与中原大陆人文交流的朝鲜安东金氏家族，“鼻祖讳宣平，高丽太师。曾祖左议政文正公，讳尚宪。祖同知中枢，讳光灿。考领议政，讳寿恒。”太师、议政、中枢均为品级较高的重要官员。绵延高丽、朝鲜两代王朝的丰山洪氏家族，在两个朝代都是官宦显著、文学声望极高的大家族。根据记载，周氏家族“始祖讳之忧，仕高丽，官国学直学。……生讳侃，官舍人知制诰，……生讳侑，生讳演，俱官大提学，赐紫金鱼袋……至我朝穆陵时，有讳履祥，以道学文章为儒宗。官大司宪，赠领议政……高祖讳锡辅，吏曹参判赠左赞成。曾祖讳象汉，行礼曹判书，致仕赠领议政……祖讳乐寂，赠左赞成”。（徐毅著，《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通过这个文字记载可知，与中原大陆交流较多的洪氏家族，不仅有大提学、领议政，还有大司宪、参判等职位。
这些出使中原的历代官员，均为朝鲜社会主流阶层，汉语水平极高，能够与中原大陆士大夫、文人互赠诗文，撰写题跋、序文，往来信件，特别典型地体现了基于汉字文化圈的文人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沟通的特点。在面对面交流时，汉字就成为朝鲜文人与中国大陆文人对面相逢时直接交流的桥梁与中介，从而规避了因为口语发音的不同而导致的信息沟通阻碍。在这一点上，汉字所起到的作用，如同中国大陆内部北方人与南方人口语交流沟通一样，汉字起到了标准与规范的中介作用。笔谈这种交流方式，突出地证明了汉语表意文字的本质。朝鲜诗人伊淳曾形象地描绘了18世纪中朝文人之间面对面沟通时的场景：“异类人情逢宿面，同文笔话替轻唇。”
亚洲众多的国家、地区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能够熟练使用汉字、掌握汉字，用汉语进行交流沟通并且进行文学创作，是一种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成为亚洲国家地区的通用语，并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直到19世纪末期，随着欧美文化大量侵入亚洲地区，以发音为主的西方字母才进入这个地区。中国大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产生了一股废除汉字的思潮，亚洲国家也逐渐停止使用汉字。包括民国时期的汉字简繁之争，汉字拼音化的利弊之大讨论在内，亚洲周边国家在历史中形成的汉字文化圈逐渐褪色。拼音入门学习汉语的本质，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在亚洲地区相遇后冲突、矛盾、协调到最后交融的一种文化产物。
拼音远离汉字的表意本质
众所周知，文字与意义之间建立联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过程。大量的汉语学习实践表明，要掌握汉字，必须要历经不断的强化读音、字形与意义之间的记忆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大声朗读之外，还要一笔一划地写汉字。母语为汉语文化环境的儿童学习汉语是如此，非母语环境的人也是如此。在汉语这样一个历经五千年漫长历史所形成的宏伟大山面前，如果要成功登顶，必须要掌握汉字，才算是上了第一个台阶。如果仅仅用拼音学习汉字，而不要求初学者一笔一划写汉字，这就离汉语表意文字的本质越来越远，反而增加了掌握、学习汉语的难度，甚至最终无法掌握、运用汉语。在某种程度上说，汉语拼音，是一条看似容易的“捷径”，但实质上是容易让人误入歧途的歪路。
笔者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误入歧途”的体验过程。在家乡的小学里，由于何姓是一个大家族，家族一直遵从“书田事业、翰墨相生”的古训，因此同族中有好几个叔叔都是方圆左右的小学、中学、高中的老师。我在小学里，就是同族的九叔教我们语文课。记得九叔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的汉字板书最让我崇拜。一个一个汉字挺拔飘逸，横笔一律是左低右高，竖笔下落时还微微露左锋，好像一个身形魁梧的男人走路时摆起的裤脚。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模仿九叔的字体，一笔一划地在田字格作业本写汉字。家族中有一个好习惯，大人小孩都练习毛笔字，而且互相攀比。父亲的毛笔字最好，因此一到春节期间，左邻右舍的春联都是由父亲包下来。与父辈相比，我只能写一手钢笔字，也算拿得出手，以至于到县城读高中时，我的作文本总是能够进入全校阅报栏里公开向大家公开展示。与父亲那一代人相比，算是退步的一代。但是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期间，一笔一划地写字，使得大量汉字深深地刻入脑海中。只要一想到某个字，这个汉字的形象就会第一时间跳出来。
到了工作的时候，开始使用计算机打字，一改一笔一划写汉字的习惯，至今已有20年时间。用拼音输入到计算机，然后打印出来，变成工工整整的宋体字、黑体字、楷体字。刚开始还很新鲜，但是时间一长，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这些标准化的字体工整、标准，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到杂志、报纸、图书、互联网等多种媒介上去，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突然有一天，我居然忘了一个熟悉的汉字写法，好多过去面目清晰的汉字仅有模糊的印象，偏旁部首也记不清楚了，这才大吃一惊。按理说，从小学起就一笔一划写汉字，大量汉字应该是得心应手、手到擒来的，笔者居然也出现了“提笔忘字”的情形。也就是说，长期使用汉语拼音，切断了人们与汉字的形义之间的联系，忘了汉字的笔画、写法，就会弱化对于汉字字形的把握，损害这种表意文字的根本。
呼吁回归书写本体
墨磊宁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中文输入是一种从汉字检索到汉字组合过程，而非西方字母的从打字到组合的过程。从技术结果的表现上看，英文等字母文字还在打字，中文已摆脱了“打字机”的体系，进入了看不见的电脑语言的运营中。图书馆索引卡片、电话簿、字典、电码本、速记机、铅字盘、打字机等——作为书面文字的基础构件，这些机械书写、检索、复制、分类、编码和传输系统使处于上层的“中文经典”得以运作。也就是说，经历一个世纪的，按照西文打字机原理将汉字专业化、标准化进行简化过程的各种方法，至今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多达二十七种，包括西班牙语方案、葡萄牙语方案、拉丁语方案，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958年确定、推广的汉语拼音方法，终于在计算机输入达到智能化时代，又重新回归一笔一划写汉字时代，手写汉字再次回归到中国人的手上，只不过这次手写的不是石刻、竹简、绢帛、纸张，而是电子屏幕。
汉字是拼音还是手写，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自明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初次相遇的500多年间，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传教士、汉学家以及一些大名鼎鼎的西方哲学家，长期以西文字母文化为标准审视汉字、汉语所得出的一些观点、判断，也失去了合理性。
比如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就认为中文阻碍了中国发展进步。中文、墨西哥文和埃及文是比较类似的词素文字（morphographic），有时也被称为表意文字（ideograph⁃ic），其中“墨西哥文”被西方殖民者野蛮地摧毁了，而埃及文最终也被拼音化了。唯独中文还在坚持使用这种濒临消亡的书写系统，它“因中国的文学得以传承，因闭关锁国得以巩固，并受到中国人以及周边无书面文字民族的尊崇”。“这种语言所引起的思想孤立”，“将中国人束缚在自己的文学里，使他们变得自负和自我依赖，产生了对其他国家的轻蔑，阻碍了他们的进步”。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也说到，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阻碍”。黑格尔认为，中文的语法结构培育出了某些排斥现代思想的习惯和倾向，它使那些现代思想变得难以言表甚至难以想象，那些用中文思考和交流的人受到了这门语言的限制，始终无法登上进步的大写的历史舞台。类似观点也影响到清末民初救亡图存的一代先贤，如谭嗣同就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鲁迅就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惊人之语。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以事实雄辩证明，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鲁迅、钱玄同等人是因为在西方列强一再侵袭下，无法找到复兴图强的道路，把怨气归罪于汉字头上，也是“恨铁不成钢”之语。而那些最早投入汉字标准化、工业化的先驱者，也是在这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某些观点的影响下，前赴后继地投入到各种汉字的改良方案设计、研制过程中。从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到林语堂的中文打字机、再到1958年新中国颁布的《汉语拼音化方案》，直到1981年王选成功研制出第一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都不过是中西文化矛盾、冲突最后走向协调、交融的一个过程。
李约瑟说汉字是中国人心中的最后一道长城，其实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说的。而笔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汉字的书写传统，顽强地彰显了汉语的表意本质，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提醒着21世纪的人们如何攀登汉语这座宏伟的大山。比如面向母语为汉语的全世界华人群体而言，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探索，已经彻底掌握了中央处理器、操作系统再到计算机程序语言的21世纪中国人，需要的是依据汉字书写本质，研发生产大量适合中文书写习惯的各种电子消费品，比如手写输入法的手机、笔记本、阅读器，等等，起码不要让国人“提笔忘字”。再如，中国相关汉语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机构，在面向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圈内的汉语学习群体时，应推出不同母语、不同文化背景的针对性汉语教材。其中尤其是在拼音学习汉语入门的同时，将汉字书写提到议事日程，并放到最为重要的位置上，让全世界各地纷纷投入到汉语学习队伍的青少年，把握住从写汉字开始学习汉语的窍门。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华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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