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竹竿胡同113号

    四九城

    我，祖上杭州，生在苏州，养在上海。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我随母到了北方的唐山，快要上学了，又被带回了北京。

    我回到北京后不久，我爷爷走出了秦城监狱，我们家的元气开始有些慢慢地恢复了，那话说是1975年。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告诉了我三种颜色：蓝的天、白的云和灰的瓦。

    气派！ 不愧为千年古都，没有一点俗媚之气，走在街上的人，也是大大方方的。

    我们家在东城南小街，早先的门牌是八大人胡同27号，后来改为南竹竿胡同113号。

    在一个物是人非的年代里，所谓的东富西贵，也就剩下胡同和四合院了，住在里面的人，都被一茬茬地革了命。

    1949年以后，我爷爷他们那一代的很多文人“书生作吏”，走上了仕途，可是，之初的他们依然是文化人。譬如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用自己的稿费买院子，像丁玲、艾青、叶君健……都是自购房产。

    我爷爷也说过，他当时手里正好有一笔可用的稿费。刚刚调到北京当部长，他就看好了一座带花园的四合院，还没等买，文化部就分配了他这处房子。

    作为四合院，这算不上好宅子，平平常常，既没有雕梁画栋，也没有假山后花园，简单呆板，但规矩方正，对于当时四口人的家庭，足够了。

    还有足够好的是地段，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

    南竹竿胡同隔着一条小街，正对着是礼士胡同，著名的刘墉府是后来的电影局。隔壁就是我上的礼士小学，我每天上学走路十几分钟。

    这条南小街上，分布了很多耳熟能详的胡同，24路公共汽车把它们串了起来，往南沿线两边：北竹竿胡同、竹竿胡同、南竹竿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新鲜胡同、红星胡同、芳嘉园胡同、干面胡同……一直开到终点北京火车站。

    往北，到了朝阳门内大街。有以前的文化部、外交部、图书进出口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最重要的是朝内菜场，逢年过节，凭票供应，排队购买，那可是一年之中的大事。

    除此之外，81号里的那两幢鬼宅，天长地久地摇曳在日晒雨淋中

    ……

    那时候的北京四九城，不大，东城以内，皆可步行。从东城到西城，骑自行车最适宜。

    在公交车里面，我对24路的感情最深，这座古城留给我的最初记忆，都是24路帮我串连起来的，它所停经的每一站，都是记忆库的一扇门，不要轻易触动。

    我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小卖部，开在一个居民房的低矮窗口，只有一个小售货口。我总是探进头，跟里面的老大爷说，要5分橘瓣糖，1分钱两块，每次就买10块。口袋里的这5分钱，我在课堂上就攥着，心里盘算着，买了这10块糖，要在这两天回家的路上和做作业的时候，分几次吃光，这是对自己上学辛苦的偷偷奖赏。

    如果从南竹竿胡同出来，去坐24路，要走到演乐胡同那一站上车，在这不到5分钟的路程中，有一家早点铺，除了清晨卖油饼豆浆，也卖烧饼糖耳朵之类的小吃，到傍晚才关门。

    我们从南方过来的人，最受不了北方的这种小吃店，简陋得很，跟上海的糕点店没法比。

    玻璃窗的木门只要是营业时间就一直敞开着，冬天挂上个厚厚的棉门帘子,终日都在昏昏暗暗中，一两盏黄瓦斯灯泡，总是提不起精神，随时要熄火的样子。高高的、我踮起脚才够得着的柜台，三两个没精打采、说话硬撅撅的售货员，几张方桌子和条凳，是供吃早点的人用的，桌子上放着筷子筒和搪瓷调羹盒。柜台里没几样点心，麻酱咸火烧、麻酱糖火烧，有时候还会有焦圈和应季的绿豆糕。

    在这几样可怜巴巴的点心里，我最爱吃的是一毛钱一个的豆馅火烧。白白的硬面烧饼皮上滚了一圈白芝麻，在烧饼的肚子中央点了一个红点，最关键的是，它一定要裂口，露出里面的豆馅，是带红小豆豆皮的馅，不是南方的细沙。它的学名极其生动，叫蛤蟆吐蜜。

    对了，到了下午，小吃店会供应炸糕，就是天津的耳朵眼炸糕，也是带豆皮的豆馅。

    这家早点铺离我们家很近。有的时候，早上，小孩子赖床，大人就把早点买回来。冬天屋里生炉子，用锅装回来的豆浆就放在蜂窝煤炉子上小火温着，油饼夹在铁丝箅子里烤在一边，吃的时候嘎嘣脆。

    我觉得糖油饼是最好吃的，比普通油饼要贵，一毛钱一个，是油饼里的战斗机。那时候，大人要是给小孩儿两毛钱买早点，就有点奢靡之风的意思了。

    我们家里的南方人总是怀念油条，北京当时没有，天津有，他们叫果子。

    让我最早知道果子就是油条的人，是一个郎中，他住在我们家院子的对门。

    这个人，充满了故事，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故事。

    街坊

    过去北京的夏天，白天热，晚上凉，不难熬。

    三伏天，太阳底下是火辣辣的，树荫下晒不着的地方，小风吹着凉快。

    一到7、8月份，树上知了喳喳地叫上一整天，到了太阳落山，还不肯“下班”。

    进入雨季，地上房上的狗尾巴草像小孩儿抽条似的向上蹿，蚊子也跟着猖獗起来，大家吃完饭坐在院里乘凉，人手一把蒲扇，漫无目的地拍打着……

    我刚回北京时，没有找到小学接收，像个失学儿童一样每天在家里东跑西颠。父母上班，好在有爷爷教我语文，不过他的教学方法不规范，也有可能是他根本看不上“四人帮”他们编的课本，不好好按照教材教，所以，我一个夏天都在家快乐地“放羊”。

    趁大人不注意，我便溜出院子，跑到对门去玩。

    某一天，那位郎中，姓余，正站在院中间跟三两男女说着话：“天津那大果子，炸得是金黄锃亮，暄暄腾腾，站得直，立得住，笔挺挺，北京见不着。长江以南的人，他们管这叫油条。”

    说这话时，他不像北京人，但又不像天津人，这果子里透着见识，却不是思乡。

    余郎中长得像李雪健，五短身材，平头板寸里藏着白发，黝黑的面色中埋着皱纹，我总感觉他的眼白比别人都多，眼角中露出的余光比李雪健扮演的人物还要狡诈，他的嗓音也跟李雪健的角色一样是从鼻腔里发出来的磁性般沙哑，他的声音从来不高，但是一听就知道是他在说话。

    他一看见我跑进了他们的院子，就开始收起话头，摇着扇子，准备往自己家门里走。上了台阶，手一背，给了我一个后脑勺。

    我们家是胡同里的著名“黑线人物”，这条街上没人不知道。我们家被抄过30多次，家里一排房子的书都被几卡车拉走了。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标语直接写在了院子的白墙上，正对着我们的门窗，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家是专政的对象。

    随后，院子里搬进了7户“革命群众”，我们被轰进了连厨房都没有的3间房子。

    我出生的1969年，是我们家最倒霉、最悲惨的年月，我爷爷被抓进去3年了，生死未卜。

    所以，给我取名“芸”，一是取芸芸众生的老百姓含义，二是芸香，为一种夹在书里防虫的草，取义“书香”。

    从小我被保护得很好，在家里没有受过夹起尾巴做人的自我矮化教育。

    我曾经在胡同里，趾高气扬地跟街坊们说：“我爷爷是‘四条汉子’！”街坊们觉得我很好玩，故作一番惊叹状。唯独余郎中，从我身边“哼……”的一声走过去，摔了一下院子的大门。

    可是，很奇怪，我一点也不怕他，照样往他们院儿里跑。

    我们家的院子经过这场劫难后，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景致，成了一个大杂院，院子的中间还被邻居盖了小厨房，东南角的一棵桃树被挤得见不到阳光，不久就无影无踪了，只有一溜西房的前面还保留了一些残存的遗迹。我爷爷亲手种的一棵枣树，从小树苗长到碗口那么粗了，树枝也长过了房顶，却从未见它结过枣。一棵开不了几朵花的紫丁香，瘦小枯干，营养不良。还有一个葡萄架，那只等了我爷爷八年多的大黄猫，死后就埋在葡萄架下，或许是这只“义猫”的气场太大，在它入土为安后没多久，这棵葡萄藤就死了。

    隔壁建了一个金星钢笔厂，每天都有难闻的赛璐珞味道飘过来。可以说，这个院子的风水已经给破坏完了。

    从监狱里出来的爷爷，身心俱疲。家未破，人安在，已经是万幸了。

    “文革”前那种打理庭院的好兴致，荡然无存，也力不从心。他只是在自家房前的小块空地上种些花生，教我种些“死不了”和地雷花，我奶奶倒是喜欢盆栽的粉红色韭菜莲。他们看见我将采来的指甲花捣碎了，来染红指甲，很开心的，这也算是劫后余生的一点小快乐。

    对门的院里养着一只黑猫，是翟大妈家的。翟大妈是满族人，一位体面的老太太，对我家很友好，欢迎我去玩。

    朝内大街以南，在前清时是镶白旗的地界，门第低不了。翟大妈家的四合院比我们家可是气派多了，北京人的老话，她家是高门槛。走上高台阶，进深是一个门洞，黑褐色（以前四合院的大门很少是大红的，褐色、黑褐色、红褐色比较普遍）的大门口立着一对神气的圆门墩。虽然大门的里边已经是个杂院了，但依旧庭院深深，垂花门的雕梁画栋，游廊的迂回，都看得出这座一进的院落，在前朝不是一般的人家。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说的应该就是她以前的家。

    所以，我们一般不说对门，都说翟大妈院儿。她那个院子里有一个大葡萄架，遮阳蔽日，快8月的时候，绿葡萄珠就垂了下来，等着慢慢变紫，葡萄架底下还种着白色的玉簪花。她家院里的一棵大枣树，一到秋天结果时，大枣子挂在树梢上像是一颗颗玛瑙，沉甸甸的。翟大妈的东跨院窗根底下有一棵号称百年的老月季，据说这棵月季和这座院子同龄，它的枝干跟一棵小树一样粗。一到入冬，就用草苇子和棉絮包起来，相当于穿上棉衣。

    这个院子的前院已经被破坏了，几家住户都在自己的门前接出来一个简易的小厨房，把走路的地方挤成了只能走一个人、推一辆自行车的小道。垂花门的里面，格局未变，保持完好，连花坛都还在。

    老北京院子里的春华秋实，是一种很高级的奢侈。种什么树，养什么花，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院里都会有一棵枣树，然后是丁香、石榴或海棠。

    我们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有一棵枣树，北小街46号也有一棵枣树，大六部口14号还有一棵枣树，同时，种了一白一紫两株丁香。

    翟大妈家除了有枣树，还种了一棵香椿树。打枣的喜悦在秋天，摘香椿芽的欢乐在春天。翟大妈院里每年用铁钩子摘香椿芽，是一大景观：大人钩，小孩儿捡，邻里街坊的一下子仿佛成了一家人。翟大妈好像会做各种跟香椿有关的菜，她更喜欢把香椿分送给四邻尝个鲜。她让我带回家去一把刚摘下来的香椿芽，送给我奶奶，炒个香椿鸡蛋。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商店里突然投放了一批巧克力，得知消息后，大家闻风而动，赶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张秉贵”糖果柜台，蜂拥着排队购买。从那时起，似乎是个分水岭，“文革”也似乎进入了后期。

    大家都被“阶级斗争”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都不自觉地想将那些“路线”啊、“斗争”啊，放到一边去，渐渐地回到人际交往的正常轨道，盼望着能平平安安地过上人的生活。

    （本文摘自《南竹竿胡同1 13号》，沈芸著，文津出版社2023年9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