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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已有部分关于这一历史的专著或纪实文学，进一步开拓挖掘殊非易事，但与历史共情的过程中，仍有部分角度值得关注。考察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除了考究其“事实之始末”，还需要观察这一历史与同时代之历史变迁、时代大势和思想状态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平抗日斗争历史丛书”之《故宫文物南迁》，主要聚焦自1933年起至1949年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南京，后至西南地区，最终复员、迈入正规化保护的历史过程。人们或许难以想象，作为当今文化顶流的故宫博物院，其精美绝伦的多数文物珍品曾在近百年前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无论是南迁的选择本身，还是实施的历程，均是一波三折，但最终却实现了近乎“完璧”的成功，这无疑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值得赞叹的奇迹。在此背后，离不开诸多有高度责任感的“故宫人”把握时机、精心筹备起运，典守文化、守土有责，体现了战火迫近下中华民族的韧劲和坚守。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作为一首跌宕起伏、却饱含深情的历史长歌，值得被铭记和记述。
既往已有部分关于这一历史的专著或纪实文学，进一步开拓挖掘殊非易事，但与历史共情的过程中，仍有部分角度值得关注。正如清代史学家刘咸炘所谓“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考察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除了考究其“事实之始末”，还需要观察这一历史与同时代之历史变迁、时代大势和思想状态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如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变动中，对于时势的观察便深刻地影响了时人的心态，进而关涉到关于文物迁运的讨论及选择之上。文物迁移的地址选择背后也隐藏着国民党政府高层的各种互动，以及在具体实施中实际负责者不同的调整和判断。所有的因素中，日军侵略动向是影响文物迁运的主要原因。在华东地区沦陷于战火后，故宫国宝自南京陆续分三批向内陆迁徙，由于湖南、陕西、四川多地均受敌机轰炸的威胁，三批文物亦不得不辗转多地，最终形成自汉口至长沙、贵阳、安顺的“南路”，自宜昌经重庆、宜宾至乐山的“中路”，及自西安至宝鸡、汉中、峨眉的“北路”这三条线路，体现出文物的运输和保存情况与这些地区实际军事和政治形势变动的紧密关联，需要综合政治、经济和军事多方面的材料予以分析。关于这些问题，都需要察时势之变迁，方能勉力接近合乎历史纹理的阐述。
在透视宏阔的历史过程背后，还需要将历史叙述落脚于无数鲜活的个体。需要走进参与故宫文物南迁工作者们的所思所想、所体验的悲欢离合。“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是在千钧一发的迁移命令之下，故宫工作者们怀着对使命的高度体认，选择义无反顾地打包文物、登上远行车船的坚定无悔；“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他们在迁运文物的途中，怀有着对远在他乡的妻子儿女的无尽思念，仍任劳任怨地辗转在前往下一个栖身之所的码头上；“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是在南下川黔后，文物工作者们在寂寂古佛旁，守护着数以千计的历代文物，探索着几千年中华文脉之精微奥妙时所获得的一方心灵的宁静。这些内容虽然柔软，却汩汩而有力量，有待人们沉浸并感动于其中。战火纷飞，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热爱未曾停歇，故宫文物迁运还得到了来自同时代学者民众、各类党派团体的密切关注。这一过程中，文物迁运得到了中华民族儿女的协力帮助，而珍贵国宝也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滋养和抚慰了人们的心田。关于这些，也都是本书力图进一步补充探讨的内容。
随着参与或见证故宫文物南迁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日记、年谱及档案等一手资料陆续出版，相关史实的进一步丰富也成为可能。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书综合使用了档案、报刊、原版资料、资料汇编、日记、年谱、回忆录等多种资料。档案资料方面，全书首次综合运用了来自北京市档案馆、“国史馆”（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台北）馆藏档案或图片等一手资料。报刊文献上，本书爬梳了《时报》《新闻报》《申报》《大公报》《北平晨报》《益世报（北京）》《国闻周报》《时事月报》《故宫周刊》等各类报刊，其中既包括文物清点、参展目录等具体数据，又有舆论关注、参观感受等生动讨论，为故宫文物南迁的准备、实施及社会反响等内容提供了具体例证；此外，本书还集中探讨了文物南迁过程中故宫与国外的交流与联系，具体包括1935年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及1940年赴苏联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系统搜集了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有关报道，具体呈现出中外文化交流中故宫文物参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原版资料集方面，本书系统利用了《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南迁物品清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故宫博物院档案汇编·工作报告》（国家图书馆藏）、《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等；资料汇编则包括《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外交档案选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
此外，本书还聚焦了参与故宫文物南迁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马衡、徐森玉、庄严、那志良等故宫工作者在运送文物过程中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参考了与之相关的日记、年谱、文集、回忆录、传记等多元资料。例如，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故宫五十年》、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吴瀛《故宫尘梦录》等；相关工作者后人记述的回忆，如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庄因《漂流的岁月：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栖迟天涯》等。各类回忆录的出版，为还原相关历史场景提供了丰富资料，如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所记《马衡日记》；同时代对故宫文物迁移有所关注的文人学者，如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常任侠日记》、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运书日记》等日记资料，《马衡文存》《马衡年谱长编》《徐森玉文集》《〈徐森玉年谱〉手稿》《蔡元培年谱长编》《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等年谱或文献，均为厘清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史实及时代背景提供了具体线索。既有研究如《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院刊》《民国档案》所刊专题研究或史料摘编，《故宫学概论》《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民国学者与故宫》等研究专著，亦为本书提供了宝贵借鉴。总体上，相关讨论力图尽可能立足一手史料之基础，补充多种类型的资料，对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脉络进行完整阐述，并进行一定的综合性创新。
（本文作者为《故宫文物南迁》一书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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