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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对冀中抗战学院的记载是空白的。处于那种特殊环境，学院几乎没留下任何文字档案，我苦苦搜寻多年，也只在1940年2月28日《新华日报》上看到一篇《河北抗战学院》的简短报道，作者杜因。到目前，也只有个别教官、学员的零星回忆，其中，孙犁教官的回忆是比较早的。
但我相信，在冀中、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在战火中诞生的这棵教育之树，却是开花结果，幻化成满天繁星，光芒四射，连同学员们那高亢的歌声，永远闪烁、回荡在天空。
西南联大、西北联大，迄今被人们津津乐道，其实，晋察冀边区冀中区的冀中抗战学院，也是一所“联合大学”，在抗战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教官孙犁对在学院的工作和同事记忆深刻，晚年多次回忆。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面对敌人的入侵，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狼狈南逃，其各级政权组织土崩瓦解。
在冀中，共产党员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老红军孟庆山及侯平（孙犁育德中学同学）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对日本鬼子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的群众经过一年的工作，已经初步组织起来。1938年4月底5月初，中共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正式成立。黄敬任区党委书记，鲁贲任副书记，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行署主任。区党委领导机关还不健全，除正、副书记外，只有以张君为首的组织部，周小舟尚未到达冀中，宣传部还未建立起来。根据区党委决定，党的宣教工作暂时由史立德兼管起来。
随后成立一系列群众组织，5月上旬，冀中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成立，史立德任主任，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任秘书长，孙犁任宣传部部长。
中共冀中区党委为积极建立抗日组织，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斗争，认为应该在敌后组建一所抗战学院，吸收、教育、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斗争。从调查冀中学生来源和师资情况看，办一所大学是有条件的，为吸收培养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也是完全必要的。
冀中抗战学院在这一重要指导思想指导下应运而生。
二
1938年5月，杨秀峰在平汉路西接受邓小平的指示，以冀西民训处教育特派员的名义率一批干部到冀南，表面上是为冀西游击队募集布匹、棉花，实际目的是与冀南一带的知识阶层和开明士绅接触，筹备成立冀南行署，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冀中区党委得知杨秀峰来冀南的消息，立即与冀南区党委联系，请杨来冀中。
杨秀峰及夫人孙文淑会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宋任穷、李菁玉等人来到冀中，黄敬、吕正操、孙志远、史立德接待他们，并在任丘县青塔镇召开各界群众大会进行欢迎，冀中妇联会主任赵亚平还专门招待了孙文淑。
史立德同杨秀峰除师生关系外，还在他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师生友谊是很深的。冀中一些曾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如北大的周克刚，辅仁大学的王奂如，东北大学的金肇野，天津法商学院的刘哲华、高铁英，地下刊物的编者路一及各群众团体的负责同志数十人，也专门举行集会，欢迎杨秀峰老师和孙文淑。杨秀峰在戎马倥偬的抗日前线，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见到他亲手培养教育的学生们，特别欣慰和高兴。
黄敬同宋任穷、李菁玉商定冀中、冀南、冀西联合办一所大学，定名为“抗战学院”，院址设在冀中，一切筹备事宜由冀中负责，请杨秀峰出任院长。杨既是大学教授，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熟悉教育工作，又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大革命时期和“一二·九”运动中积极参与革命斗争，影响很大，深受知识分子的爱戴和尊重。他还有国民党党员身份和冀西民训处教育特派员头衔，由他担任抗战学院院长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于是，冀中区党委向晋察冀分局做了汇报，要求留杨秀峰在冀中工作。经过批准，杨秀峰即走马上任，他确定由吴立人负责，组建筹备小组，开始选址建院工作。
冀中区党委遂派史立德到河间和深县选择抗战学院校址。史立德先到了河间，仔细考察了河间中学。杨秀峰早年曾在河间中学任教，该校教学设备较全，史立德倾向把校址设在这里。
史立德又到深县，在中共深县县委书记刘书亭陪同下，对深县进行深入了解和调查。深县是革命老区，中共群众基础深厚。全面抗战爆发后，深县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抗日组织发展迅速。1938年1月建立了深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5月，通过战委会选举建立了深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即，深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深衡游击大队、深县人民抗日武装基干大队以及工人、农民、妇女、青年、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相继建立起来。
从位置上看，深县位于冀中南端，与冀中其它县相比，距平、津、保、石等敌占区相对较远。冀中区党委领导常来深县视察、指导工作，了解深县情况。河北省立十中旧址（即旧州中学），操场、教舍、教学环境也相对优越。
基于以上原因，史立德在向黄敬汇报时，黄敬认为学院选址在深县为好，因为那里距冀南近一些。于是，在深县县委大力协助下，定校址于该县河北省立第十中学旧址，即旧州中学。
三
抗战学院由民运院和军政院两院组成，民运院设在原河北省立十中，即现在的旧州中学；军政院设在原深县第一高小，即现在的深州第一中学初中部。两院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大部是由冀中、冀西两个地区选派的，干部任职由冀中区党委决定。教师都称为教官，一方面体现出军事色彩，另一方面体现出对教师崇高地位的认可。
冀中区一方面选派干部和聘请教师，一方面发出招生通知，要求各县和全军，根据学生的入校条件，限期选派学生。冀中行署选派饱读马列主义著作的王晓楼，冀中抗联会推荐作家孙犁，冀中军区推荐阎久祥和刘亦瑜，原在人民自卫军宣传部任文艺工作领导的陈乔等孙犁的老朋友也到学院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并由杨秀峰推荐原《大公报》吴砚农出任教导主任，吴立人为副教导主任，无党派爱国人士谌厚慈任教育长。深县县委推荐在任束鹿县县长、原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老教育家张庆儒先生出任教务主任。杨院长又特聘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知名人士罗青到校任教。
陈乔、李之琏到孙犁家里请孙犁参加抗日工作，但孙犁到抗战学院工作，却是冀中抗联会按照区党委通知推荐的。
这里有个史实点：
冀中军区推荐任军政院先任副总队长的闫久祥，最初是河北游击军的参谋长，孙犁在《同口旧事》中回忆，1937年冬季，侯世珍（即侯平，时任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邀请孙犁到河北游击军司令部所在地肃宁；离开肃宁时，“正好有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一辆卡车，要回安国，他托吕正操的阎参谋长，把我带去”，此处回忆有误。阎久祥担任的是河北游击军参谋长，到冀中军区成立时，阎久祥担任的是人民自卫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所以他到抗战学院任总队长也顺理成章。
据部分学员回忆，先后在抗院担任主要领导干部的有：院长杨秀峰，秘书长吴砚农，秘书孙文淑。教导处主任陈乔、吴砚农、邢仁杰（注：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杨秀峰出任行署主任，抗院工作由吴砚农主持。抗院第一期第一任教导主任由陈乔担任，陈乔调冀中军区后，第二期教导主任由吴砚农兼任，后由邢仁杰接任。）副主任吴立人、甘春雷、刘亦瑜。教务处教育长谌厚慈。教官罗青、王晓楼、刘亦瑜、孙犁、陈肇。总务处处长张子仁。民运院总队长郭慕芬，副总队长杨绍震。教导主任陈乔（兼分总支书记），副主任甘春雷。教员杨沛、石汝舟、刘喜生、边疆、陈时、劳成之、魏震、白云峰、王金山。军政院总队长邢仁杰、阎久祥、李云起（可能是先后任职），副总队长阎九祥（一说是李云起）（可能是先后任职）。教导主任刘亦瑜，副主任吴立人（兼分总支书记）。领导干部还有张子铨、张仲瀚（后任津南自卫军司令，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等。
四
1938年7月初，抗战学院开始招生。招生信息通过当时发行的报刊和各级抗日组织传出，传到了冀中、冀南广大地区，传到了平、津、保、石各大、中城市。
“七七事变”前，冀中地区有河北省立中学六所。在保定除河北大学、河北农学院、河北医学院，还有河北省立第二师范。还有私立育德、志存、同仁、培德、民生等中学，这些中等学校也大都设有高中。冀中各县都设有中级师范，乡镇都有完小。“七七事变”后，高校停办，学生被迫回乡。冀中地区因距平、津很近，在那里读大学、中学的学生也不少，有些学生失学住在家里。同时，冀南的冀县、大名、南宫、衡水、枣强、巨鹿、隆尧、柏乡等地，也有许多中学、师范及乡村讲习所。在这些学校毕业或肆业的学生不愿做亡国奴，他们得知冀中地区的深县成立了一个抗战学院，正在组织招生，便似春风吹遍大地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地相互宣传、传递这个令人振奋的信息。他们纷纷涌到深县，到抗战学院报名投考。有的兄弟一齐报名，有的姐妹共赴考场，还有的学校诸如深州师范许多学生和老师一起报名应试。北京城有位母亲，带着十几岁的女儿，步行600多华里，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不辞艰辛来抗院报考。
为了吸引进步青年进入学院学习，特别是对农村出来的基层干部，考试灵活多样，重点审查政治表现，等他们进入学院以后，再有意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62节里春儿参加考试的细节，孙犁基本就是实录。
因此，招生工作进展顺利，8月初如期正式开学。
五
抗院在学院大门的影壁上鲜明地书写着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广大学员必须遵守的校训校规。抗院一切为抗战服务，用什么、学什么、因才施教、学以致用是办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开学第一天，区党委书记黄敬和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都到校祝贺。吕正操给学员上第一堂课，讲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黄敬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以后，周小舟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和当前的任务。
学院根据各位教官的学术专长，在授课方面作了详细分工：杨秀峰讲授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谌厚慈讲授政治常识；刘亦瑜、孙文淑讲授统一战线；陈乔讲授抗战形势；吴立人、杨立钧讲授群众工作；孙犁讲授抗战文艺；罗青讲授国际政治。
在讲抗战文艺时，教官孙犁介绍了苏联文学如《母亲》《铁流》《毁灭》等作品，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使大家懂得了文学如何反映工农兵人民大众，如何写散文、报告文学等等，增长了创作知识。
抗院的组织编制和学员管理完全执行军事化制度。根据入校学生人数，从上到下编为总队、大队、分队和小队（班），总队设正副队长兼正副教导主任；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兼正副教导员；分队设正副分队长兼正副指导员，以上干部由在校干部担任。每个分队下设三个班，设正副班长，由学院选派学员担任。
民运院是准军事组织，学员以学习政治、文化为重点，兼学军事，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又根据被录取学生的文化水平和性别、年龄编为七个大队：第一大队是大学毕业生；第二、三大队是高中毕业生；第四、五大队是初中毕业生；第六大队是少先队；第七大队是女生队。每个大队130-140人不等。
军政院是完全军事组织，学员以学军事为重点，兼学政治、文化，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其学员多来自部队保送。此外，军政院还有一个任务，是审查训练杂牌武装人员。因为统一战线政策是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大地主等，共同携手抗击日寇侵略，杂牌武装人员也属团结抗战的对象。
在学员管理方面，完全执行军事化要求，严肃、严格、紧张。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入校时穿着各异：有些男生穿长衫、留背头；女生穿旗袍、留长发。入校后一律换上灰布军装，打上裹腿，剪成短发，戴上军帽。出于实战要求，无论盛暑酷寒，干部、教官同学员一起，每天早晨出操跑步，一跑就是一两个小时。
无论在宿舍里、操场上，还是在田间的阡陌小路上，总能听到同学们嘹亮的歌声，《五月的鲜花》《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本院教官孙犁创作的《抗战学院校歌》等等，此起彼伏。同学们还编了顺口溜小调：“小米干饭、小米干饭，辣椒萝 卜白菜，辣椒萝 卜白菜，吃个饱、吃个饱，坚持把日寇全打跑，全打跑！”用北伐时《打倒列强》的调子愉快地欢唱。尤其在大操场上组织集体活动时，大合唱的旋律更是悦耳动听，总是一个大队歌唱其他大队叫号：“该谁唱，××队，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呼号声和歌声一浪高于一浪，直冲云霄。同时，同学们还自发地开展课外活动，布置“救亡室”、出墙报、写标语，丰富多彩。在《风云初记》第62节里，孙犁对学员们的学习、生活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
孙犁教官第一期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事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他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提纲，每周讲两次，课堂是在操场里搭的大席棚，可容500人，横排一条条杉木板当作学生的座位，中间竖一个小黑板，孙犁就在那里站着大声讲课3个小时。所以，晚年的孙犁说话时声音仍然很宏亮，他告诉我他就是当八路军练出来的（我就认为这与他在冀中抗战学院大声讲课养成的习惯有关）。3个月时间，孙犁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并介绍革命文艺作品，例如《母亲》等，结合作品着重讲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讲课与时代同步，所以很受学生欢迎。
孙犁教官那时候也是很活跃的。从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协与作家雷加一起到冀中的诗人高敏夫，对那一段时间的活动记有日记，经过多年动荡，竟然由他的夫人迟竹森保存了下来；在这部珍贵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孙犁的一些活动，例如，在1938年11月29日中记载：“在路一处认识冀中抗战学院教官罗青、孙犁二同志，他们是冀中区的文化人。”12月13日，记述高敏夫读《红星》杂志上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等两篇论文，孙犁和讲哲学的教官王晓楼住一间屋。王晓楼讲课时“矛盾”不离口，孙犁总把“典型”挂嘴边，所以，学员们给王晓楼取名“矛盾”，给孙犁的代号是“典型”。有一天，王晓楼和孙犁在学院附近庄稼夹峙的大道上学骑马，孙犁不时从马上坠蹬，或在马上东倒西歪，引得观看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在教官孙犁、陈乔的倡导和支持下，学院成立了抗日剧团，叫抗战剧团，推选了一名具有文艺才华的学生张春林任团长，利用课余时间编排了《放下你的鞭子》《活路》等文艺节目。节目在学院组织的“九一八”纪念大会上演出，还到深县县城演出多次，吸引了上万名群众观看，也推动了当地文艺活动的开展。由于演出取得成功，同学们的信心更足了，剧团成员也不断增加。
孙犁对剧团热情支持辅导，专门为剧团编写话剧《鹰燕记》，主题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日战争思想认识转变过程的。陈乔叫抗战剧团排演这个剧本，但因日本鬼子的进攻，没有来得及在学院多演出。后抗战剧团在一二〇师多次演出过；抗战剧团撤销后，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也多次演出过。可惜剧本没有保存下来。在《风云初记》変吉哥在学院学习时的生活上，能找到孙犁自己这一段工作情形的影子。
抗战剧团的团员，后来大部分分配到冀中军区火线剧社，郭筠、管林、陈立中、张子舫等就是这个时候调进火线剧社的，成为抗日宣传的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国家文艺工作的栋梁。
孙犁还指导学生编写壁报，并根据杨秀峰院长的要求，写了《冀中抗战学院校歌》，大概是由音乐教官陈肇谱了曲。其歌词经过学员张子舫回忆是：
同学们，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在不远的前方。
我们的兄弟们，正和敌人拼，奋勇不顾身。
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强占，
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
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
同志们在战斗，家乡在期望。
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奔赴战场。
把自己的刀枪擦亮，教智慧放光。
我们在烈火里成长，
我们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胡业昌等人所编《冀中军民抗日歌谣故事集》（上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录了《抗战学院校歌》歌词，但没有注明作者是孙犁。王瑞璞主编的《抗战歌曲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也录了《抗战学院校歌》，注明了作者是孙犁，尤其珍贵的是，还录了康丙峰记谱的校歌全部曲子，可以传给后人永远歌唱。
虽现在各家所录歌词个别词不同，大概系传唱中产生异音或记忆所致，但这不能遮蔽它的光辉。这首校歌，每天朝会时师生们要唱，剧团每次演出时也都要演唱，它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热血；像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歌声随着学员们奔赴战场而传到冀中、冀南蓬勃的抗日大地。
六
国民政府对抗战学院并不放心，国民党派人打入学院任教官和当学员，进行策反、捣乱和破坏，玩弄女学员，后来都被一一识破。在《风云初记》第63节，孙犁也通过艺术的手段进行了再现。
1938年9月间，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国民党河北省民政厅长、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受蒋介石指派来到河北。当第一期学员将结业时，鹿、张以视察之名来到抗院。学院在大操场举行了欢迎大会。鹿钟麟首先登台讲话，他说：“我是河北的孝子，我要尽孝心，为抗日救国收复河北而努力。蒋委员长派我来，问我省府设在什么地方，我说设在老百姓家里，我要爱护老百姓，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当时，师生们怀着一致对外，抗日高于一切的心情，对他的表态表示欢迎。但大家心存疑虑，恐其自食其言。果然，在他后来的行动中，完全悖离了他在抗院的言论，他接受蒋介石的授意，离开抗院又去冀南筹建“抗战救国学院”，以达成与中共争夺知识分子的目的。由于报名人数很少而未办成。
张荫梧这个“摩擦专家”开始讲话时，就吹嘘他在北京四存中学的功绩和荣誉。抗院中有在四存中学上过学的学生，站起来揭发他在四存中学的贪污行为，弄得他面红耳赤，狼狈不堪。他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激起师生们的愤慨，当场质问：“张司令，去年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时，你和你的军队到哪里去了？（那时他们早就跑到黄河以南去了）你的部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和日本打过仗？”院长杨秀峰也义正词严地驳斥他，谌厚慈给他打圆场，说杨先生耳朵不好使，没听清张先生的话。杨秀峰严肃地说，我都听清了。鹿、张见势不妙，不得不草草收场，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孙犁在《风云初记》里也有艺术描述。
鹿钟麟后在天津支持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1月，鹿钟麟在天津迎来解放，以后在街道热心从事爱国卫生运动，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他，称他为“街道工作专家”。
张荫梧一直不停止反共活动。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后，利用他在北平的四存中学为基地，继续组织“游击队”，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2月15日，他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5月27日因突患病在医院死去。
七
抗战学院第一期于10月底结业，结业学员1400人，遂被分配到冀中、冀南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期于11月初开学。1939年初，日寇开始了对冀中的军事大扫荡，第二期学习不得不在2月底提前结业，学院被日寇烧毁。结业的1300名学员转移到深、安、饶边界集结，跟着到冀中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与敌人周旋在四野肃杀、广漠无边的大平原上，而带领他们前进、指挥他们战斗的，就是举世闻名、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贺龙。孙犁对这一段时间的战斗生活记忆深刻，所以，他在《风云初记》第67-70共四节里，对自己和学院师生这段游击生活进行了艺术再现，并对贺龙进行了热情讴歌。
抗战学院的学员大部分分到冀中五个分区工作，一部分参加了一二〇师教导团，还有一部分由邢仁杰带队去了冀南。当时，学员们满腔抗日热情，不管分配什么工作，不管分配到什么地方，都不计较个人利益，打起背包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从抗战学院走出的学员，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在抗日战争中谱写了一曲曲壮歌。民运院总队长郭慕芬，在冀中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时，5月下旬在深南王家铺战斗中光荣殉职。副总队长杨绍震，在冀南战斗中英勇牺牲。军政院总队长李云起也光荣殉国……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抗战学院师生后来遍布全国各条战线，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院长杨秀峰在河北抗战学院之后，又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先后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教官孙犁离开抗战学院，奉调晋察冀和延安，从事报刊编辑和教学工作。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创作了《荷花淀》《芦花荡》和《麦收》等作品，成为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现当代文学史上卓越的文学家。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对冀中抗战学院的记载是空白的。处于那种特殊环境，学院几乎没留下任何文字档案，我苦苦搜寻多年，也只在1940年2月28日《新华日报》上看到一篇《河北抗战学院》的简短报道，作者杜因。到目前，也只有个别教官、学员的零星回忆，其中，孙犁教官的回忆是比较早的。随着那些教官、学员的一个个离世，学院的很多史实都将化为烟尘，消失于历史的长河里了。
但我相信，在冀中、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在战火中诞生的这棵教育之树，却是开花结果，幻化成满天繁星，光芒四射，连同学员们那高亢的歌声，永远闪烁、回荡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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