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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伟大实践，激发了当代学人在诸多领域的创新探索，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发展变革的反映，其本身也成为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旨在通过严格遴选，系统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优秀学术成果。丛书自2016年启动，不到十年的时间已出版110余种，更多成果正在规划、整理和出版的进程中。
我们特设此专栏，通过采访丛书的诸位作者，记录这些学术名家的探索历程和贡献，及其最新的思考和感悟。
2013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内，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此隆重举行。80岁的张卓元先生站立在主席台上，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手中接过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杯。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这个以我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的名字命名的奖项，主要奖励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优秀人文社会科学家，被视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奖项。其颁奖词云：作为我国久负盛名的优秀经济学家之一，张卓元参与了我国重要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过程。1984年，他提出并从理论上论证了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关键的重大命题；1987年他成为稳中求进改革和发展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1992年，他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伟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论证；1993年，他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家之一；2000年之后，他又殚精竭虑地设计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途径。30余年不间断地紧跟改革步伐的理论探讨，成就了他稳健改革派的尊崇地位。他有关中国改革的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构成中国转型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一
1954年，张卓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年，50岁的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一当就是十年。1993年，他被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所长。1995年后又转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百度“张卓元”词条中显示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和价格学。但实际上，他在不同阶段的研究重心都有所不同：在财贸所期间，流通经济之外，主要致力于价格改革研究；在工经所时，除了工业经济，开始较多地将研究重心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到经济所以后，更多偏向于基础理论研究，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再后来，他又开始着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而其肇因，则是他长期在《经济研究》杂志工作，从编辑干到主编，因为这一平台，使得他对经济学的动态有着较为充分的了解。
应该说，张卓元在经济学界的成名源于他早年参与价格改革时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和观点，写就并出版于党的十三大开幕前夕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正是这些理论和主张的集中呈现。时隔36年后的今天，这本书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该系列上承“中华现代学术著作辑要”，主要收录中国大陆学者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人文社科类原创名著），历经时间的沉淀和淬炼，今天，它已然成为中国当代经济学领域的原创经典。
张卓元关于价格改革方面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前所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1955年，张卓元所在的经济所正式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筹办《经济研究》双月刊，他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组，并参加《经济研究》的筹办工作。1957年底，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经济所领导被扣上反党帽子，上级派孙冶方到经济所任代理所长，不久又调骆耕漠任《经济研究》主编。“孙冶方和骆耕漠的到来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经济学界正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展开热烈讨论，孙冶方是价值和价值规律“宽派”的代表，而骆耕漠是商品货币“窄派”的代表，作为他们的下属和助手，张卓元受益良多，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写争鸣文章。
孙冶方特别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为此他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遭到批斗，被说成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孙冶方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孙冶方赞同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论述，我也认识到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并且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62年11月26日，张卓元在《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论证了商品社会使用价值，即效用，是商品价值能够实现的前提。1964年，在孙冶方提出的生产价格论的基础上，他与何建章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联名（当时使用的笔名“张玲”）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这一对反对生产价格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的文章，在当时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在争论中，张卓元和孙冶方、杨坚白、何建章等人成为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
二
而《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的写作则是缘起于20多年后的另一场大讨论。张卓元在该书“再版前言”中回忆：当时还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初期，正“摸着石头过河”，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如何推进改革，包括是否坚持市场导向改革、是逐渐推进还是快速转轨、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等八个单位，上百名当时出众的经济学家，就我国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对此后市场化改革如何推进提出不同的方案。报告写作过程中，还专门组织研讨会，交流各家主张，并展开热烈讨论。当时，有的主张中期改革应以企业改革为主线，有的则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还有的则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推进；在改革推进的速度上，有的主张快速（五年左右）基本转轨，有的则主张稳中求进等。
作为社科院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张卓元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几派不同的意见中，张卓元所在的社科院课题组属第三种，即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推进。“我们之所以提出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是针对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课题组）这之前写的一篇文章《先改价格还是先改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1月3日第3版）。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是‘层次很低’的改革，不能成为经济改革的关键。厉以宁主张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思路，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不解决根本问题，顶多只是为市场创造环境，与所有制改革相比较，价格改革存在十大弊端。当时我们财贸所价格室，包括我在内，不赞成这样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确切地说是从1984年初开始，张卓元及其带领的价格研究团队（包括杨圣明、王振之、温桂芳、李晓西、边勇壮、石小抗等）写了几十篇论文和几本专著，主张中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并同主张用完善计划价格体制、实行浮动价格体制、采用决策价格体系等作为价格改革目标的观点进行商榷。他们坚定地认为，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同等重要，都是关键，不能只强调所有制改革而贬低价格改革。198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卓元的专著《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系统论述中国价格改革问题，指出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行政定价体制，转向市场价格体制。其中第六章《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将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归结为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明确主张价格形成机制在一般情况下实行自由价格或市场价格，或者以它为主要形式。
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价格改革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而这一成功的背后，少不了以张卓元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的贡献，正是他们主张和坚持市场价格体制，对价格改革实践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回首这一进程，张卓元认为，除上述因素外，一大原因还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价格学会（2000年更名为中国价格协会）很活跃，年年开会，讨论议题主要就是价格改革问题。而当时推行价格改革的主管部门国家物价局的局长刘卓甫、成致平、马凯等，都是当时中国价格学会的会长或负责人，张卓元本人则长期担任副会长，负责具体工作的学会秘书长则是中国社科院财贸所价格研究室主任王振之。“因此，我们关于价格改革的主张和观点，经常能反映到国家物价局负责人那里，他们也比较重视学界，特别是中国价格学会年会上学者们的意见，这也可能是中国价格改革在那个时候走在各项改革前列的一个原因。”
三
整个采访过程中，张卓元表述时大多使用人称复数“我们”，而极少用“我”来指称自己。在他学术自传的“自序”中，他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十几亿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斗争，其丰功伟绩是十几亿中国人共同创造的，个人的贡献只有汇合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从1993年夏天开始，他先后参加过13次中央文件（其中11次为党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央全会文件，包括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我有幸作为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做过经济学权威杂志的编辑，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做过一些经济学课题的牵头人，参加过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参加过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等会议，到过一些城市做调研，包括跟随中央领导同志到地方调研，到国外考察并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还经常出席各种研讨会并发言，著书立论、献言献策等等。我智商不高，水平有限，还算勤奋，主要是碰上改革开放大好时光，也就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微薄的力量。”
时光回溯到74年前，彼时的张卓元还是广东省梅县的一名高三学子。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读到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也许他一生的命运会迥然不同。列昂节夫书中描写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如经济危机时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工人经常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出现像摩根和福特这样的大富豪等，让他觉得大开眼界，对了解千奇百怪的社会经济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0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张卓元一心想着的就是考进经济系学习。当时他分别报了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广东省立法商学院，第一志愿都是经济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但可能是由于没达到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分数线，只能上第二志愿社会学系，张卓元最终选择了中山大学经济系。对于来自一个闭塞小山城的贫家子弟来说，这样的结果他已经很满足了。
大三时，张卓元就读的中山大学经济系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地处武汉的中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他被分到政治经济学专业班（又叫“理论班”）学习。在理论班，造诣深厚的张寄涛教授给他们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求学期间最难忘的是临近毕业时，他受张寄涛的鼓励写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文章，没多久，被老师推荐在中南财经学院《通讯》（相当于现在的学报）上发表。至今他依然记得很清楚，文章发表后给了6元稿费，他拿着6元稿费，请同班十几个同学到附近饭店喝牛肉汤，三角一碗。
从195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做经济学研究工作至今，张卓元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常是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开始看书写作。60多年的研究生涯里，他出版专著10部（其中个人独著3本），个人论文集12部，发表论文500多篇，主编著作和丛书10多部，个人著述约300万字。数量的丰饶之外，还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著作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和二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众多荣誉。
四
今年，张卓元先生整整90岁了。我们约定采访的地点在位于月坛北小街2号院的孙冶方基金会办公室，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内。那天我怕迟到，特意早早出发，在经济所楼外的巷口，远远地看见瘦高的张先生拎着黑色的公文包，缓缓地走过来。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老先生思路清晰，很多细节记得分毫不差。问他何以有这么好的状态，答曰每天早睡早起，坚持走五千步，另外再做一套保健操。学术上，虽然不再做系统的研究，但他依然关心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以及中国改革的理论演变发展等。此外，他也偶尔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参与年轻学者书稿写作提纲的讨论，为他们写写序言。
截至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4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在不断完善中。在这当中，价格改革是进展比较顺利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谓一枝独秀，走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前。“当然，到现在为止，中国价格改革也不能说已经完成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张卓元指出，价格改革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改革方面进展得很快，现在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已放开由市场调节，剩下像能源、医疗、交通运输等方面还有不小改革的空间。“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任务比较重，所以十九大报告专门提出来要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价格改革。现在贷款利率双轨制尚未完全打破，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外币，劳动力现在受户籍制度束缚，影响自由流动。还有土地问题更大，土地价格的双轨制突出。技术、数据等价格也仍需完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比较难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后市场化价格改革更大的空间。”
肇始于40年前的价格改革问题，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的新的问题，依然盘旋在张卓元的大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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