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几位红学家朋友

    一生交往的朋友很多，有从小就厮混一起的同窗好友，有成年后各个时期相互扶持的同事，也有一面之交始终不忘的知心朋友，当然还有更多的属于亦师亦友的饱学之士。我在这里介绍的几位特殊朋友，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提起他们的大名，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惊叫一声：啊！ 是他！ 对，他们三位都是有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即通常所说的红学家。

    李希凡

    第一位是李希凡。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6年11月29日晚上，那一次相遇是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天晚上开预备会议。与会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不过我住在老楼，李希凡住在新楼。预备会议在饭店后面的一个礼堂（叫北京宫）里召开。我进了礼堂，找到自己的座位，远远地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李希凡，立即走到他身旁。虽然都在北京，多年也很少见面，寒暄几句，谈些家事，方知他的夫人徐潮大姐已经离世，又听他说起他的长女李萌也走了，不禁十分惊诧。多年前，李萌因工作问题找过我，我曾介绍她去我主管的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但她不满意，这件事没有办成，我也很抱歉。万万没有想到，李萌这么年纪轻轻就走了，据我所知，晚年的李希凡，饮食起居，一直是孝顺的长女照顾，这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金涛，我今年90了……”临分手时，老哥拉着我的手，抬高声音说——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两年后，2018年10月29日，李希凡也走了，享年92岁。

    关于李希凡，众所周知，他在1954年第9期《文史哲》发表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另一篇《评〈红楼梦研究〉》（和蓝翎共同署名），被毛主席发现后作了重要批语，肯定了两位“小人物”的学术观点，继而在学术界开展了一次思想批判运动。他因而成名，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但是这一场大批判，与李希凡的初衷实在没有直接关系（事先他并不知道），至于如何评价这场思想批判运动，那是另一个严肃话题，恕我没有发言权。

    李只是我的一位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印象中，我觉得他始终为人低调，保持了一介书生的本色，多年过着无职无权的生活，活得非常坦荡潇洒。

    关于李希凡的学术成就，历史自有结论。这里我想借叶圣陶老前辈的一封信予以说明。

    1959年李希凡向叶老约稿，叶老慨然允诺，过了一段时间，李希凡写信催稿，于是叶老于7月1日复信作了解释。信中叶老专门写了一节看了李希凡的近作的“读后感”：“近读尊撰长文数篇，识广思深，见理通达，真心钦佩，绝非虚语。与足下晤面数次，黙察气度渊雅，深印于心。循诵大作，益复窥见其奥蕴。我倾倒于足下矣。文学评论工作，足下固优为之，宜多所致力。我远不逮足下，虽竭力以赴，未能及其什一也。”（《冬草》第23页）据李希凡回忆，叶老所提的他的作品，当是1959年连续发表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的几篇谈《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文章。他很谦虚地认为：“那不过是一位文学前辈看了后辈人写了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欣喜之余，不免说些奖掖的词句。”但我以为，除此之外，恐怕这恰恰是这位文学界前辈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吧。

    吴恩裕

    第二位是吴恩裕先生。

    我跟吴先生只有很少的接触，似乎连他的照片也没有留下。不过，我看过他不少有关曹雪芹身世的考据文章。相对而言，与那些对《红楼梦》的理论剖析及人物研究，我还是对曹公本人遭遇的考证比较感兴趣。上溯历史不过几百年，看一位家世显赫的世公子，家庭突遇变故，从繁华温柔之乡，沦为下层社会的奴仆，以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一败涂地，该是怎样深刻地反映现实的残酷，揭示出多少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

    另外，顺便提及，我已多年不记日记，以前的日记在那个特殊年代早就付之一炬。有趣的是，留下的一页日记竟然和吴先生有关，内容竟是随他去北京城郊寻找曹雪芹的晚年住地。这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都说不清了，就把这篇劫后仅存的日记抄录于下吧。

    1973年6月1日

    到北大的时候，还只有6点半钟，可见我今天起身之早，动作之速。我们一行5人，有吴恩裕、侯仁之、我、侯方兴（侯先生的幼子）、吴的小侄女。

    从颐和园乘46路车，经万寿山后背，过青龙桥之东侧，沿着山麓与京密引水渠之间的公路，途经红山口、黑山扈、韩家川、亮甲店、大舟坞、黑龙潭到达白家疃温泉公社的一个大队。这里，据最近发现的文献资料证明，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前最后四、五年栖息与安息的地方。吴恩裕最近在《文物》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其中谈到：“雪芹大约于乾隆十五年左右，从北京城里迁至西郊香山键锐营。到乾隆十九年，他已乡居四、五年。根据传说，他初住香山四王府和峒峪村中间的地方，后来不知哪年又迁到香山脚下镶黄旗的北上坡。……”据新发现的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残文所述：“……春闻芹圃曾过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值余赴通州迓过公，未能相遇。苦念綦切，乃往返其新居。几经询问，始抵其家。其地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而院落整洁，编篱成锦，蔓植杞藤……有陋巷箪瓢（之乐），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桥而达……”

    吴文认为，从（乾隆）二十三年到二十八年（癸未1764）逝世，曹雪芹一直住在白家疃这里。

    我们在白家疃西口下了公共汽车，穿过马路，循着当年曹雪芹的足印，来到白家疃小学。这原是一座庙宇，有匾额上书“贤王祠”。侯先生讲，据文献记载，是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的祠堂。

    在学校南边一座殿宇的西边地上，有一块被毁坏的残碑，经铲去洋灰，洗去积尘，果然证明是怡贤亲王之祠，并证明曾因该地“泉甘林茂，诛茅筑馆”，成为别墅，故有大戏台之建筑一遗址。听学校教员讲，还有一块碑埋藏于地下不深处，已嘱学校取出，约定下周星期三再来观看。

    日过中午，去村西一旱沟中见一石桥遗迹，今桥面已高出路面，久已失去“桥”之作用。花岗岩之长石条，斑驳残破，据老年人讲，已数百年了，是当年旗人修的，通往莹地的。

    据吴恩裕先生讲，这里便是当年敦敏来找曹雪芹所越水之桥也。

    一行人在石桥边留影纪念。

    这份无心保存下来的日记，现在重温，颇觉珍贵，半个世纪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往事，记下了当日几位前辈的身影与音容笑貌，读罢不由地心潮澎湃，也在无意中留下一页红学研究的真实历史。可惜那张珍贵的桥边留影已经找不到了。

    这里，仅凭记忆，稍作几点补充：吴恩裕（1909—1979），辽宁沈阳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公费留学，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政治思想史，博士论文为《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指导老师为国际社会党鼻祖拉斯基。半生马列，半生红梦，是对吴先生学术生涯的精辟概括。相传1952年吴先生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时，这一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政治学专业遭到取消。

    中国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吴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他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翻译出来，又注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出版《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算是对历史有个交代吧。当然也是亮明他的学术根底。

    从1954年开始，他就“不务正业”，致力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研究了。

    我曾问吴先生，为何有这么大的变化，他意味深长地笑笑，未置一词。

    我的老师侯仁之也是留英的，1946年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历史地理学家达比。侯先生去英国比较晚，至于侯仁之与吴恩裕什么时候认识，我就不清楚了。

    吴恩裕进入红学研究，独辟蹊径，专门对《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和他一生的经历情有独钟；侯仁之专注于北京的历史地理，也热衷于追溯北京城址的形成与演变，乃至胡同的变迁。他们两位虽然不在同一个探索的领域，却在相同的空间意外地邂逅了。这正是吴先生与侯先生这两位留英的老同学相邀而行的背景。

    至于吴先生对红学的贡献，也无须小子在此妄言，可以翻翻吴先生大作的书单：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的《吴恩裕文集》共6卷，其中一、二、三卷为政治学类作品，而四、五、六卷都是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著作，包括《曹雪芹佚著浅探》《曹雪芹丛考》《曹雪芹的故事》《考稗小记》等，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冯其庸

    第三位红学家是冯其庸。

    我在《童年·戴家老屋·戴震》（载《中华读书报》2023年9月6日第七版）一文中提到：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到黄山参加一个会议，在下榻的黄山宾馆遇见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翻译家荒芜先生。他们住在同一个宾馆，是来参加关于《红楼梦》研讨会的。很巧，两个会议同日闭幕，我们同时前去屯溪，转车返回北京。

    闲谈中，我谈起隆阜，谈起戴震，谈起戴家老屋……一听戴震大名，几位前辈兴致很高，执意要去隆阜寻访古迹。屯溪与隆阜咫尺之间，我也自告奋勇为他们带路，毕竟那里的乡间小路留下了我的脚印，对我是熟门熟路。

    岂料，我的老皇历早已过时了。时间的流水早已洗刷了旧日痕迹，仅仅四十年光景，昔日的隆阜早已消失，我记忆中的“戴家老屋”不见了，那门前的池塘和青青的草地也不见了，我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令人困惑的村庄，童年记忆仿佛是一个远去的梦……

    诸位前贤都很理解我的尴尬，一笑了之……

    得知冯先生大名，可谓久矣。

    我从北大毕业第一次领了工资，记得当时买的第一本书，就是冯其庸先生领衔、多名学者共同选注的上下两册《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这本书伴我多年，对冯先生也是心仪久矣。

    冯先生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他身上凝集了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本色。这大概与他的人生之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出生于无锡农家，少小家贫，很早务农，常年过着食不能饱，以瓜代饭的贫困日子。因而后来以“瓜饭楼”命名他的书斋，自称“瓜饭楼主”，以示不忘当年以瓜代饭的苦难生活。

    我和冯先生相识，那就比较晚了。1975年国务院文化组成立《红楼梦》校订组，冯其庸任副组长，主管校注业务，前后7年。1979年成立红楼梦研究所，冯先生任所长。记得我得知李希凡在1986年9月离开《人民日报》，调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常务副院长，在这同时，冯其庸也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们都在什刹海附近的恭王府里面办公，我还不时收到他们主持校订的《红楼梦》内部印刷本。

    我收到冯先生寄赠的大作，是1984年3月2日赠送的《梦边集》，内容包括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关于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关于曹雪芹的世界观及其创作的研究，关于曹雪芹的文物的研究。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的现状。后来设法买到一本他和李广柏先生合著的《红楼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0月）。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的析论，以及曹雪芹最后的归宿，这也是冯其庸多年关注并从事实地考察的一个重要课题。

    冯其庸先生曾经应我之请，为《光明日报·中华大地》专页题写刊名，可惜他给我写来刊名和一封长信时，我已调离。这幅留下真迹的珍贵信函，只能付之历史的尘封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