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贺敬之前辈的忘年交友谊

    ■秋石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出生于1924年11月5日的贺敬之，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

    贺敬之15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6岁从就读的四川绵阳中学步行出发，历时整整三个月，步行进入革命圣地延安，开启了他的一生以诗言志、以诗报国的革命文艺创作生涯。年少的他，在延安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与年长他20岁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年长他16岁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等一道，荣获了1951年苏联政府颁发的斯大林文学奖金。

    我和贺敬之前辈的交往，已有21个年头。但知道他的名字和读他的名篇，是在60多年前苏州上小学时，我被他的一首气势恢宏、感情真挚的《回延安》抒情诗所深深吸引，从此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但景仰归景仰，可从来不曾有过和他有所交集的念头，尤其是近距离亲切交谈，更没想过他会在临近百岁之年，欣然泼墨，为我书写我心仪了一个甲子多，脍炙人口的《回延安》的精粹诗句。

    因党中央命名萧红而结缘

    第一次听前辈作家谈贺敬之，是在1987年11月28日晚上，在哈尔滨省文联后院汽车库楼上的一间陋室里，听萧军老友、险些惨死在日寇731细菌部队试验台上的沦陷区硬骨头左翼作家关沫南，详细讲述1981年5月他奉省委之命，就即将举行的黑龙江省纪念萧红70周年诞辰大会，给予萧红以何种称号，进京向中宣部请示事。当时与关沫南接洽的，正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关沫南向我这样回忆道：“1981年，我们要在哈尔滨举行萧红诞辰70周年纪念大会时，中共黑龙江省委派我去北京请示中共中央，给萧红以何种称号。当时任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要我等待两天。经请示中央后告诉我，可以给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并希望我们开成一个团结的会。我马上去当时住在团结湖的萧军寓所，说了这个消息。萧军是多么高兴啊，拉着女儿萧耘和我一同到舒群府上，由萧耘录音，听我转达中央的决定。”

    12天后，我离哈南下经停北京，在后海银锭桥侧鸦儿胡同的那座危楼上，萧军同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叙谈。当我提及关沫南谈及的萧红被党中央命名一事，萧军的神情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他感慨异常地说道：“惨死在日本人占领下香港的萧红，在新中国受到的厚遇，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第一和唯一。”对此，萧军的诠释是：头一个“第一和唯一”，是1957年8月萧红骨灰自香港回迁和安葬在广州的银河烈士陵园，所受到的一系列厚遇。萧军说，这是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她、对我们这些鲁迅学生的关怀和爱护。第二个就是1981年5月党中央命名萧红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一事。距关沫南同我讲述他的赴京请示之旅和萧军呼应15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向贺敬之前辈当面请教、求证了。

    2002年5月20日，我应多年来一直给予我坚定信仰支撑的地下党前辈、延安文艺研究会会长陈明之邀，赴京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座谈会。正是在这里，我得以与魏巍、贺敬之等十余位延安文艺前辈相遇。会议中间休息时，我与魏巍前辈合了影。魏巍向我郑重嘱托道：回去后，抓紧时间，仔细、认真地多读几遍《鲁迅与我七十年》书尾的那个“再说几句”，对近几个月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毛罗对话”展开调查。临了，他着重强调了三个“一定”：一定要走进历史现场的原发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进行调查考证；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找到那些仍健在的亲历者，能当面印证当然更好；一定要把它从源头上搞个水落石出，不留任何遗憾地为历史做一份真实的证词。

    正午时分，座谈会结束步出新疆厅时，就多年来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即1981年有关萧红被授予“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一事，我抓紧时间向到会的贺敬之前辈请教。贺敬之证实，当年，在接到黑龙江省委委派的代表关沫南的请示后，确实是由他向部长王任重同志汇报并向中央书记处请示的，尔后又由他奉命向关沫南当面作了传达。他还证实道，由于关沫南是持省委宣传部介绍信来京请示的，并没有正式的请示报告，所以，回复都是口头答复传达的。关沫南所说关于党中央授予萧红称号答复的回忆，没有任何出入，是真实的。关沫南的回忆，和贺敬之的印证，为我后续20多年的萧红、萧军研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年11月3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刊发了我撰写的《萧红“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33年追踪调查》。紧接着，对萧军《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生死场》这两部抗日小说，同地下党和东北抗联之间不可或缺的内在联系，我作了进一步的深挖。特别是萧红机智、沉着，坦然面对随时都有被日寇伪满洲国当局捕杀的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刻印机关刊物《东北民众报》及反满抗日宣传品，和萧军一道接待南北满抗日游击队同志等情节的挖掘、细化，以及她在香港临终前，因不能实现重走长征路夙愿，书写一部全面反映红军长征的“那半部‘红楼’”，一再发出的“不甘，不甘！”的痛苦心声，我认为，萧红绝不是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个体自由写作者。在此基础上，2021年以来，承原哈尔滨地下党联络站及多位原东北抗联负责人的后代提供父辈生前留存的手写珍贵回忆资料，我完成了5万余字史料考证《“三结合”形成了〈八月的乡村〉整个内容，与沦陷区早期反满抗日左翼文艺运动探析》，将由复旦大学主办的《史料与阐释》刊发。

    回顾这么多年的左翼文学研究历程，倘若没有关沫南、贺敬之等前辈的帮助，特别是感奋于党中央对萧红荣誉称号命名产生的原动力，作为一个基层业余研究者的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些工作的。

    对“毛罗对话”的溯源调查

    继向贺敬之求证萧红被党中央命名事后，我做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根据魏巍、陈明等延安文艺前辈的嘱托，开启了对“毛罗对话”的溯源调查。这一项工作我自进入新世纪就着手进行，持续时间长、也是全身心投入的。2002年9月17日，与新中国同龄的《文艺报》以14000字篇幅，刊登了我依据鲁迅书信日记及其至爱亲朋留存文字，历时44天撰写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对“毛罗对话”提出质疑。之后14年调查考证，我寻觅到了其他9位历史现场健在者，并且向其中三位德高望重者取得相关印证，还获得了毛泽东专职摄影师徐大刚拍摄的历史现场照片的授权使用。2006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求是》杂志特约发表了我撰写的《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依据前四年初步调查的结果，以及我的两位忘年交——萧军、黄源，还有深得鲁迅器重的女弟子萧红，对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心相通的深刻理解，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假如鲁迅活着”这个伪命题。2011年6月，我给中国作协老领导郑伯农送刚出版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郑伯农同志亲切地同我说：敬之同志可关心着你哩。你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那篇论鲁迅精神的文章，他仔细读了，说不空洞，有干货，有历史事实依据，写得不错。听说你搞“毛罗对话”的源头调查已经坚持了多年，敬之同志表示坚决支持，并寄希望你把它办成铁案。你放心，我会亲自把你的书送给敬之同志的。

    在随后多年的调查考证中，我依据新发现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图文资料，又出版了先后两个修订本《“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每每新版问世，我都委托原《求是》杂志刘润为同志代为转交给贺敬之。刘润为同志、郑伯农同志也都告诉我说，看到你的书，特别是有感于你连续十多年考证一件事情，贺老一再表示他的支持立场。

    令我倍感振奋的是，从北京到我寓居地昆山，各级党组织都对我的调查考证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真诚支持。2011年8月29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著名学者李洪华撰写的评论《当“亲历者”遭遇“追寻者”——读〈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称：“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毛泽东在家书中的那句‘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感慨确系发自肺腑。”拙著十年间先后印行了五版，发行逾2万册。2011年9月，我获邀来京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座谈会。2016年11月30日，年届七十的我，又被确定为出席中国作协九大的特邀代表，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重要讲话。

    也正是在这次全国文艺界的盛会上，我得以与贺敬之前辈再度相会。12月2日晚举行文艺晚会的前一刻，在人民大会堂二楼通往金色大厅的甬道上，身边有人向前面的贺敬之同志打招呼，孰料，记性忒好的他一回头就发现了我，他同我亲热地握手，对我为澄清历史真相所做的努力，再次给以肯定。

    2017年春节过后我应召来到北京，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贺敬之，两次安排秘书同我会面，并把我的一份关于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所作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议，转呈相关部门处理。

    2018年8月14日，我接到了来自《党的文献》主编的约稿电话，说根据一些老同志的提议，请你依据你的十多年调查考证结果，撰写一篇从源头上厘清“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文章，“本期就刊登”。10月10日出版的当年第5期该刊，刊发了我撰写的含有多幅历史现场图片的《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回忆的追踪调查》。贺敬之同志知晓后很是高兴，托人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题赠《回延安》诗作

    2019年7月，应我请求，96岁高龄的贺敬之前辈克服年迈手发颤的困难，泼墨为我题写了《回延安》名篇中的两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听其秘书在电话中感慨异常地说道，为你题诗，贺老可真用心哪！ 他一连气地写了有十来幅才歇手，从其中挑选了一张最好的，左看右看，直到满意了，才吩咐给你快递寄出……

    贺敬之前辈在1956年写下的这首《回延安》，是一首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成的新诗。诗人以滚烫的赤子之心，饱满的革命激情，富有陕北黄土高原特色的语言，放开心扉，纵情讴歌养育了一代革命者的延安精神。人们读后，从中可以鲜活地感受到诗人火热跃动着的脉搏——对“母亲”延安的那份永不泯灭的真情和深深眷恋……

    双手捧着贺敬之为我题赠的《回延安》诗句，我明白，他以近百岁高龄亲笔题赠，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自少年时代以来的夙愿，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对继往开来的新一代所从事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研究事业，和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历史虚无化斗争的进一步鞭策和鼓舞。

    自上世纪50年代读到他的经典诗作《回延安》那一刻，到今天手捧他赠予我的《回延安》的墨宝，不由得感慨万分！

    自1979年8月17日在哈尔滨与萧军相交以来，我先后与40多位鲁迅学生、左翼作家、延安文艺前辈交往相叙，自是获益匪浅。是众多前辈高昂的民族气节，为人为文的高风亮节，始终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引领我这个仅有一介化工中专学历的县级基层业余研究者，成长为有所建树的左翼文学研究者。是他们用敦厚坚实的肩膀，托起了我的昨天和今天，并且还将继续引领我的明天。我所取得的一切，是因为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今年是贺敬之百岁华诞，特撰此文表达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