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殿爵的哲学翻译与古籍整理研究

    刘殿爵（D. C. Lau）祖籍广东番禺，1921年生于香港，幼承庭训，家学渊源，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二战后负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西方哲学，学成后任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讲师，1970年任中文讲座讲授。1978年，刘殿爵回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座教授，后兼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刘殿爵教授融通中外，学纳古今，在中西哲学对比和古籍整理方面创获尤多，著述丰硕，主要有《新式标点广雅疏证》《语言与思想之间》《采掇英华——刘殿爵教授论著中译集》《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等，并设立“先秦两汉全部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开创了古籍数字化的先河。他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典籍，中英文造诣甚高，翻译的《道德经》《孟子》《论语》成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典范之作，在哲学界和典籍研究界影响殊深。

    哲学翻译家：

    训诂索微探赜，迻译如琢如磨

    刘殿爵多年来醉心哲学与古籍研究，翻译典籍实属机缘巧合。1959年，他两次受企鹅经典丛书编辑、古典文学学者里乌（E.V. Rieu）之托审阅《道德经》译稿，分别指出内容失真、个人解读过多的问题并建议退稿。在里乌的肯定和邀请下，刘殿爵欣然应允亲自翻译这部典籍，历时三年，于1963年出版《道德经》英译本。刘氏后又历经数十载笔耕不辍，英译《孟子》（1970）、《论语》（1979），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并与安乐哲教授合作英译《孙膑兵法》（1996）、《淮南子·原道》（1998），出版于兰登公司。此外，他还有少量诗歌、散文的翻译，散见于《译丛》（Renditions）杂志。其翻译作品译笔晓畅、形神兼备，在译界享有盛誉。

    关于翻译标准，刘殿爵认为，在优美与准确不可兼得时，优美须让位于准确。他的《论语》译本于1983年、1992年、2008年多次修订再版，不断精进臻善，糅合典籍原作、译者、读者多重视阈，在复译循环中螺旋上升，延续着经典文本的生命。他从中西语言文化对比的角度去寻找《论语》的真义，在传达《论语》的哲学本意上，比较接近原作，但不是逐字逐句的迻译，而是整套哲理体系的移植。在沿袭经典注疏、精心选词、小心造句、建构优美译文以外，他的译本还包含了个人创见和以往译家的解读，附有长篇引言、附录、章节对比分类表、术语表和年代表，通过介绍典籍成书背景与时代思想脉络“知人论世”，为读者呈现了典籍思想的全局统观。同时，他的译本文风言简意赅，并未在译文中呈现过多注释，为读者保留了自由阐释的多元空间。

    在翻译过程中，刘殿爵孜孜不倦，索微探赜，尤其重视对古籍文字的训诂和思想内涵的揣摩。他乾嘉考据功夫颇深，又受益于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对中英文字和思想转换字斟句酌、细心揣摩。刘殿爵尤其指出，翻译哲学著作的一大困难在于关键术语的翻译，一要考虑术语的一致性，二要考虑其引申意义的内在关联。基于此，他撰文阐述不同语境下义、信、知、仁、命、学、文等核心概念的翻译和选词辨析，对复言、格物、在宥等概念亦有专文释义。他主张除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建议用音译，因此花费大量时间推敲字词。他的译文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脉络机理和深刻意涵，也显示了典籍翻译不免“受制于英文束缚”的语言局限。

    刘殿爵治学严谨，既有学者的权威，还有作家的文笔，如邓仕梁所言，其一字、一句、一义均潜藏了博大的学养和敏锐的识见，其文风精炼澄澈、辞微旨远，是为“秋水文章不染尘”。其企鹅三译本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力，为儒道思想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籍整理者：

    深入典籍研究，硕果泽被后世

    刘殿爵国学修为深厚，数十年间致力于古籍校勘和索引编撰，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刘氏在伦敦大学执教时，与港中大陈雄根教授合作，为清代音韵训诂学家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增补新式标点并加索引，最终校出120处讹误，于1978年出版《新式标点广雅疏证》，成为第一部对该书进行全面研究的著述。除传统语言文字学之外，刘殿爵还致力于对先秦两汉典籍的研究。他认为，成书年代和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至关重要，因此特重成书年代明确、所存思想真实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尤其是对于《淮南子》的研究，他接续并补订王念孙未完成的遗著，依据影宋抄本重新校勘，并钩稽《淮南子》韵谱，其数十年研治《淮南子》的集大成之作《淮南子韵读及校勘》于2013年出版。刘殿爵的《淮南子》研究也成为白光华（CharlesLe Blanc）、梅杰（John S. Major）等汉学家翻译和研究《淮南子》的重要依据。

    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个人电脑逐渐普及，刘殿爵前瞻性地预见到利用电脑程式编撰古籍索引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与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教授合作成立“先秦两汉全部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历时三年，将先秦两汉文献仔细审校后，重新整理为索引文本，输入电脑约900万字，将建置完成的数据库命名为“汉达文库”（CHANT 〔CHinese ANcient Texts〕），并在此基础上编纂成《先秦两汉古籍诸子索引丛刊》。随后，中国文化研究所又完成“魏晋南北朝传世文献数据库（1992）”“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1996）”“甲骨文全文数据库（1998）”“金文全文数据库（2000）”和“类书数据库（2004）”的建置，均据旧刻善本重新标点校勘，涵盖自魏晋六朝至明清所有类书文献，总字数超6000万，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地检索使用，大大便利了海内外古籍的研究和传播，可谓嘉惠学林，泽被后世。

    跨文化学者：

    促进中外交流，培育杏坛菁华

    刘殿爵长期浸润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熟谙中西哲学语言文化，为阅读原著还自学了法文、德文、希腊文、日文、俄文等多种语言，尤其注重语言文化理解和文法对比。刘殿爵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传播，不遗余力促成了许多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中外高校学术的互补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多年来交流频密，离不开刘氏的奔走相助。在英国期间，由于行政事务和学科体系的变化，他缺少归属感，受邀回到故土后，找到了真正的心安之所，迎来了文化传播事业的又一高峰。在港中大期间，刘殿爵主持研究员“讲论会”，担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还参与创办港中大逸夫书院，并先后担任校董、高级导师、高级顾问，推动学术研究，贡献良多，但刘氏“视荣名如敝履”，功成而不自居，唯以诚行事。

    据裴达礼教授回忆，刘殿爵的英文在流利度和准确度方面远胜于大部分母语人士，其学识之渊博令学生都尊敬地称其为“活文献”（Library Lau），其为人儒雅谦虚、抱诚守真，深受学生和同事敬仰爱戴。与刘殿爵相交40余载的历史学家周策纵教授同样以“真”“诚”二字形容他，刘氏虽平日不苟言笑、以本色待人接物，但与其相熟则会感到“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何文汇教授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刘殿爵宽于责人，严于责己，即使是在学术辩论时，也谈吐温文，无疾言厉色。刘氏提携后学，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在英期间培养了众多学品、人品俱佳的门生，日后均成为汉学、哲学、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包括裴达礼、何文汇、安乐哲、尤德爵士夫人彭雯丽、裴德生、古克礼、拉里（Diana Lary）等，可谓桃李芳菲，儒林望重。

    2010年4月，刘殿爵教授辞世。2011年，港中大为纪念刘殿爵的杰出贡献，将其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冠名为“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继承刘氏之宏愿，继续向世界推广汉学和中国古籍研究。正如翻译家汤新楣先生所言，刘殿爵教授仿佛交响乐团指挥家，演绎着东西方文化典籍的不朽华章。先生已驾鹤西去，但他的人格和学术成就仍旧是学林译界的明灯，照亮后人奋进前行。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和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