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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11月08日 星期三

    我的教育理念及实践

    陈平原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11月08日   13 版)

        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因既不是教育部长,也没创办过几所学校,甚至未曾在大学的教育学院任职,若需自报家门,只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而且,我的大部分学术成果及奖励,还有诸多重要的学术头衔,都主要基于我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业绩。虽然大家承认你视野开阔,兼及文史,纵横古今,跨学科著作也不少,可到了填表,还是只能老老实实填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可人生除了填表,还有一些重要的工作经验及体会值得诉说,在我,那就是教育理念及实践。首先,我自认为是称职的好老师。我们家三代教书,祖父教私塾,父母亲教中学/中专,我教大学。而且,我教书一辈子,阅历丰富,十六岁下乡插队,当民办教师,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初中毕业班,这一经历对我日后谈论中国教育以及编写语文或乡土教材,有很大帮助;1987年北大博士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大学教书,除了北大,还有国内外若干大学的教学经历。我曾经说过,科研考核容易,数数论文及著作,基本上就可以了;至于教学用不用心,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记得刚留校任教,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便告诫:在大学教书,站稳讲台是第一位的。到今天为止,教学方面,我获得过北京市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北大十佳教师(2006)、北京市教学名师(2009)、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23)等。

        2006年12月31日午夜,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正举行“北大十佳教师”颁奖典礼,我作为获奖教师代表发言,题为《“专任教授”的骄傲》:“这些年来,除了专业研究,我还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荣誉感’正在急遽滑落。……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即便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这篇文章初刊200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后收入我的《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一个月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新书发布会,提问环节,有读者问及我的读博经历以及指导研究生细节,人文社剪辑成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推出十天,阅读量35.1万,转发量1.7万,大大出乎我和出版社的意料。还有人专门来电询问,你说你每周都跟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吃一次饭,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已经二三十年了,只要在京,就坚持这么做。不过不是在饭馆,而是在办公室,且各自打饭,主要目的是聊天。在我看来,专业问题,课堂上解决;私下闲聊,不设题目,上天入地,这才叫“熏陶”。学生天资、性情、机遇不同,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成才;但当老师的,尽最大可能扶正祛邪,助力成长。这里没有一定之规,也不是理论问题,关键在愿不愿意花时间,能否设身处地,体贴但不纵容,跨越代际鸿沟,跟他们一起成长——这么说并非矫情,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局限;带学生起码使得我心态较为年轻,不怎么固步自封。

        走出大学校园,关注中国教育,2013年我获搜狐教育年度盛典的“中国教育变革人物奖”,2014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除了我和清华大学钱颖一,其他人都是教育专家。因术业有专攻,我的教育研究及实践,能做的事其实不多,姑且戏称为“上天入地”。所谓“上天”,就是利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这一平台,开展大学调研,撰写教育建议,上交国务院领导参考。我更有兴趣的是“入地”,那就是以大学教授身份,介入中小学教育改革。早年参加北大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负责高二年级,以及主编《语文(选修)中国小说欣赏》,还有就是与郭预衡、章培恒合作主编中华书局版《语文》(小学及初中,共18册,2005年12月),这些都算不上成功。自认为做得比较好的,第一,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共四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初版,已多次重印;第二,与蒋述卓合作主编《中国语文》初中及高中教材(连同教师用书、学生用书,共36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广东教育出版社/澳门启元出版社,2022年8月全部出齐。后者所谋者大,得到上级部门的鼎力支持,只是刚刚启用,且牵涉面广,最终效果如何,有待评估。前者基于我对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考,认定兼及国际视野与乡土情怀,才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理想的知识结构。这个工作效果很好,也有好些朋友愿意跟进。

        作为某语文教材或乡土教材的主编,你只是起引领和协调作用,事情还得靠大家做,业绩再好,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因此,我更愿意谈谈自家有关教育的著作,那起码是我独立完成的。再说,教学生、编教材、上条陈,做得好的大有人在,我并非最出色的,只是尽心尽责而已。在中国学界,我真正出彩,或者说得到较高评价的,是大学史及大学评论,以及在史学著述中将思想转变、文学革命、制度创新等落实到教育层面。不算略为涉及教育制度的史学著作,如我的小说史五书、学术史三书、五四运动三书等,这里单列专论大学的图书。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十一种:

        1)《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3)《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2016年;

        5)《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2016年;

        6)《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增订版】,2019年;

        7)《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8)《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9)《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

        11)《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21年。

        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有六种:

        1)《老北大的故事》,台北:立绪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新北:华艺数位,2018年;

        2)《“文学”如何“教育”》,新北:新地文化艺术,2012年;

        3)《大学何为》,新北:华艺数位,2018年;

        4)《大学有精神》,新北:华艺数位,2018年;

        5)《大学新语》,新北:华艺数位,2019年;

        6)《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新北:华艺数位,2019年。

        在中国香港出版的有三种:

        1)《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

        2)《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

        3)《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香港:中和出版,2015年。

        另外,还有两种谈论“大学”或“中文系”的随笔集——《花开叶落中文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怀想中大》(花城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这么说,不等于上述大学史或大学评论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著作。恰好相反,论述立场的坚定与著述文体的驳杂,是我的一大特点,下面会专门提及。

        我的专业著作多有获奖并外译的,谈大学的图书则不同,除了《中国大学十讲》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0),其他都属于“市场图书”——主要面向普通读者而非教育专家,并非论证严密的“专著”,而是发人深思的“文章”,好读,专业性不强,但社会影响大。

        这就说到我为何关注教育问题。我不想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那样的大话,因那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或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可以/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多次提及,若真正关心中国命运,不妨就从教育入手。因教育的得失成败,预示着中国的未来;更因国人言说教育的姿态,蕴涵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文化基因。我的能力很小,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大学。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谈及自己的工作目标——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1998年,我合编的《北大旧事》以及撰写的《老北大的故事》刊行,学界与市场反应很好,不少朋友感到意外,以为我要转行,我于是发表《辞“校史专家”说》(《新民晚报》1998年5月10日),其中有这么一段:“从学术史转入教育史,对我来说,乃顺理成章。或者说,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

        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大学有精神》以及香港三联2009年版《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书前均有一“代自叙”,题为《我的“大学研究”之路》,除了介绍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7)原本有一章专论“从士大夫到留学生”,洋洋洒洒好几万字,最后没把握,删繁就简,成了“导言”第四小节。功夫没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坚信,自己的思路没错——谈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必须将其与新教育联系起来。如此起点,使得我的大学史研究始终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比如,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面乃至抗衡。此前我强调开眼看世界,上世纪90年代以后,“接轨说”渐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恨不得直接拷贝某著名西方大学,我转而提醒“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在《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节本刊《解放日报》2009年2月9日,全本刊《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我看来,有两种‘大学论’:一是专家著述,发表在各教育学院的学报上的;一是大众发言,刊登于报纸专栏或文化期刊。我本人因专业及趣味,更倾向于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说得更具体些,有两种谈论大学的立场与姿态,一侧重人文,一归属社科——前者倾向于理想,擅长历史研究,注重文化与精神;后者立足于现实,强调社会调查,突出制度与实践,二者目前各行其是,但最好能合而观之。

        我之所以跨越学科边界,在北大开设谈论大学的专题课,是希望同学们不仅在大学念书,还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仔细地阅读、欣赏、品味、质疑。“我所理解的‘读大学’,不仅要学具体的专业知识,还要研究生产这种专业知识的机构和机制。这样,你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才是鲜活的,具有批判性以及再生能力。”文章中还有这么一段自白:“正是这种参与感与忧患意识,这种兼及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大思路,使得我在谈论大学时,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专家,也不同于充满道德诉求的‘愤青’。或许不够专业,但很可能元气淋漓。”(《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我当然重视像《中国大学百年?》(《学人》第十三辑,1998年3月)、《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岭南学报》新第一期,1999年10月)、《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现代中国》第一辑,2001年6月)、《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教育学报》2005年第1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那样的专业论文,可说实话,我更拿手,或者说更受关注的,是那些由演讲或会议发言转化而成的、直面当下困境、立场坚定且表达清晰的报纸文章,比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书城》2005年第9期)、《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从“文化的观点”看“大学”》(《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14日)、《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文汇报》2009年3月14日)、《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等,短则五六千,长则万把字,没那么多客套话,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好处是旗帜鲜明,但又不情绪化,起码读起来畅快淋漓。

        我的《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中有一篇《三说“拓展211”》,那是三则短文合并而成的,最初连载于《文汇报》2015年3月27日、4月3日、5月22日。第三篇结尾有一段:“我再三陈述拓展211工程的好处,虽获得了不少掌声,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基本上是‘说了等于白说’。”

        继续“白说也要说”吧。双一流工程推出后,我在2017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双一流”建设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其中有一段略为发挥作用:“西部某些没有原985大学的省份或自治区(如云南、贵州、青海、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高等教育本就比较落后,越讲‘公平竞争’,他们就越没戏。我担心的是,在这次重新洗牌中,他们会不会成为彻底的输家——不仅好看的头衔一个都捞不到,还可能因人才外流而严重受损? 中国大学两极分化以及‘孔雀东南飞’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双一流建设’很可能加剧这一趋势。如何帮助西部大学培育、引进、留住人才,在我看来,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样,也应该成为国家战略。”为什么强调评双一流不能只看科研成果,还得考虑人才养育,那是因为,在我看来:“办教育,国际视野之外,还得添上本土情怀。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人才的在地化,是个更迫切的大问题。”

        2020年起,我在北大教育学院主办“世界变局与教育未来”学术论坛以及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七届年会发表主旨演讲,题为《中国大学“双循环”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华读书报》2021年1月27日),提了两个建议:第一,重新理解世界大学发展路径及基本格局,摆脱各种大学排行榜的羁绊,积极开拓高等教育更加广阔的国际交流空间:“多年后回望,这个被逼出来的留学对象国的‘多元化’,或许反而是好事,起码有更多腾挪趋避的空间与想象力”;第二,“值此中国大学大规模国际化受阻的紧要关头,适当调整发展方向,补上一些短板,提升地方院校办学水平,未始不是好机缘。”当初我在《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2014)中谈及,“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这次的调整,我相信有很大的回旋空间。

        我谈大学的处女作是1998年刊行的《老北大的故事》,那本书引领了一大批以“老大学”为研究对象,兼及文学与学术的图书。此后谈大学历史,开始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才会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

        2009年《老北大的故事》推出增订版,我在后记中称:“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得失与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思想立场,还牵涉如何进入历史——包括研究的策略与叙述的笔调;兼及‘文’与‘学’,将历史研究的探索与写作方式的革新结合起来,这是作者小小的梦想;不是专业著述,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而是半学术半文章,姑且称之为‘第三种笔墨’。”

        需要特别说明的,正是这“第三种笔墨”。我谈大学各书,论文与随笔、杂感、演说混编,而不是将学术专著与随笔集分开出版,这里包含我的独特考量——中国那么多综合大学或师范大学,都设有教育学院,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要找专精的个案研究,或漫天撒网的社会调查、对症下药的政策建议,说实话,不缺我一个。我的特长是兼擅史学的立场、批评的眼光、建设者的姿态、散文家的笔调,有兴趣也有能力面向公众发言。而且,既不申请课题,也无发表压力,更不看领导眼色说话,这样的论述姿态,或许也算独一份。

        至于著作不够专精,有个人能力问题,但也关涉论学旨趣:早年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中间谈论“压在纸背的心情”,近年则发挥“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基于此立场,我关于教育的论述不受学院门墙限制,更多面向社会,力求影响大众。当然,因内外各方面的限制,我介入社会变革及思想文化建设的努力,很少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那是因为,谈论此类话题,属于“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

        多年前,曾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大学校长班做讲座,谈我的大学理念以及对当下中国大学的看法。提问环节,有位熟悉的朋友称:你说的都很精彩,可惜你没当过校长。我明白他的意思,不是为我抱屈,而是感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外人很难明白中国大学校长的无数苦恼。我的回应是,没错,我没有站在校长的立场来思考与表达,因我不是校长。中国人喜欢替圣贤立言,这正是文章写不好的重要原因。我非常清楚,自己不是教育部长,也不是北大校长,只是一个有一定学养且能独立思考的教授。那好,我就站在学者的立场,表达我对中国大学历史、现状及未来的见解,至于管不管用,不在我考虑范围。

        在我看来,中国之幅员辽阔、贫富悬殊,还有城乡、南北等巨大差异,导致谈论教育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所谓“一览众山小”,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会当凌绝顶”。否则,你站在平地,非要做眺望远方科,或俯瞰大地状,那不自欺欺人吗?

        明代苏州出过大散文家归有光,有人说他的文章好是好,就是格局太小,吃不住大题目。我在《中国散文小说史》第六章中有一段辨析:“文章卓然足称雄才者,不只依赖才气,也关乎身世与地位。曾国藩非常佩服归有光之文不事雕饰而足昭物情,唯一的遗憾是其未能‘闻见广而情志阔’(《书归震川文集后》)。曾氏当然明白这不是能力或志趣,而是其没有‘早置身高明之地’。倘若归有光、姚鼐一心追求雄奇之气阳刚之文,反倒让人担忧。这篇化柔为刚、雄厉喷薄的‘大文章’,只能由‘文治武功’的中兴大将曾国藩来完成。”

        同样道理,我也未能“早置身高明之地”,只是依旧“位卑未敢忘忧国”。有教育理想,也有现实关怀,能做研究,也能写文章,选择在专业论述与大众传播之间发言,这种言说姿态,使得我之谈论大学问题,确实也只能是“别具一格”而已。

        (此乃作者10月24日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主办的“寻找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高等教育专场的自我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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