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嘴里吐人言”

    1927年3月13日晚，在上海的郁达夫到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工人家吃饭。饭前，他翻阅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小说书目。“见有一本英国Arthur Morrison’s Tales of the Mean Street，也已被林纾翻出，我很觉得奇怪，因为他不懂文学，更不懂什么是艺术，所以翻的，尽是些二三流以下的毫无价值的小说，而这一本小说竟也会被翻译，我真不懂他所以翻此书的原因，或者是他的错误，或者是书目的错误，我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狗嘴里吐人言，世界上那有这一回事情。明朝过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倒想去问个明白。”（郁达夫《日记九种》，北新书局1927年9月版）

    彼时郁达夫在上海的创造社事业顺遂，情场也得意，与王映霞处于热恋之中，正是人生的“新生”阶段。这位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自然看不上桐城派“遗老”林纾的古文翻译。只不过话说得有些过，毕竟林译小说在我国的小说翻译中有着开先河之功。那个时代，接触西方文化的人比较少，他正逢其时，以扎实的文言文功底，把西方的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传播给人民大众，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文化。周作人指出：“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

    林纾古文功底深厚，但外文一字不识。他是和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一同译书。先由通外语者将外文书籍的意思一段段讲出，然后由林纾润色，并用文言写出。凭借此法，一生翻译了150多部著作，堪称“译界之王”。钱基博曾评说，“纾饬译既熟，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见者竟诧其速。”此种译法缺点很明显，口译之人一旦出现错误，润色之人必定也会出现错误，加之不能通读原著，整体把握，很多都是节译，与原著的差距很大。

    林纾虽不通外文，但所翻译的也不“尽是些二三流以下的毫无价值的小说”，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即《大卫·科波菲尔》、华盛顿·欧文的《大食故宫馀载》即《阿尔罕伯拉》、乔纳森·斯威佛特的《海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前半部、西万提司的《魔侠传》即《堂吉诃德》、雨果的《双雄义死录》即《九三年》等作品，涉及欧美名家经典作品极多，几乎都是首次引入中国。

    林纾与商务印书馆有着特别的缘分。在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刊行“说部丛书”，收集翻译小说三百余种，其中有120多种出自林译，即以此而别立一套“林译小说丛书”。

    郁达夫有过留学经历，日文、英文、德文等基础扎实，能读能写，他在翻译作品时就有所选择，有所突破。他曾说过：“翻译并没有比创作更容易些。想翻译的作品不但是要自己理解的，而且是要自己欢喜的。自己没有感动过的东西是译不好的。”1927年1月10日，他对一年的翻译作了个计划，把可翻译或必翻译的书名开列清单，有杜葛纳夫小说Ru-din， Rauchen， Fruehlings Wogey 和 Lermontov’s Ein Held unserer Zeit等。这些都是他看过，且觉得有翻译价值的书籍。只是，随性的郁达夫后来究竟译出多少，只能呵呵了。

    就翻译来说，有人认为正是“翻译如女人，漂亮的不忠诚，忠诚的不漂亮”，还是看时代需要、大众品位。林纾1924年10月已去世，两年多后，郁达夫说他“狗嘴里吐人言”显得有些不那么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