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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11月01日 星期三

    绍兴会馆“铁屋子”的复建

    黄乔生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11月01日   08 版)

        补树书屋

        拆迁中的会馆

        100多年前,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有一坐西向东三间房“补树书屋”。鲁迅在此居住期间,发表了日后作为《呐喊》(新潮社,1923年)的首篇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纪念《呐喊》出版一百年,自然不能忽略这一具有新文学原点意义的事件。

        一

        1918年春天,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对话。钱玄同(金心异)来拜访周树人,邀请他为《新青年》撰稿,两人以“铁屋子”为喻,对鲁迅是否投身新文化运动问题进行反复论说。我想可以将这场对话称为“铁屋对”。

        “铁屋对”不是一次谈完,应该有很丰富的内容,但鲁迅在《呐喊·自序》只写出一个重要片段: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后来,绍兴会馆院子虽在,房屋却残缺不全了——补树书屋在岁月侵蚀和历次改建、搭建的过程中已经面目全非。可喜的是,目前整个院落正在作为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进行整修,日后将作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分馆对公众开放。

        绍兴会馆被称作新文学的发源地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人们走进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第一个问题可能是:“鲁迅在哪里写了《阿Q正传》?”而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老虎尾巴则会问:“两株枣树在哪儿?”到绍兴会馆,问题可能是:“鲁迅住哪里? 在哪间屋写的《狂人日记》?”

        鲁迅初到北京,住在绍兴会馆的藤花馆。这里很不安静,鲁迅的日记里很多记载。恰好,院中的补树书屋空出来。鲁迅搬家那一天,钱玄同的侄子钱稻孙去看,感觉院子、屋子都比藤花馆小,但亮堂一些。鲁迅住的是三间中南边的一间。

        二

        绍兴会馆整修,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以及如何复原《狂人日记》创作地补树书屋。复原历史场景(文化遗址),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注意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的细节。

        无论如何,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房屋的方位、形状以及周边的情况。在鲁迅、钱玄同的对话中,“铁屋子”这个意象与补树书屋有什么关系? 这也许与钱玄同和鲁迅谈话是坐在房间里还是在院内槐树下有关。

        鲁迅日记1918年2月9日、15日、19日、28日,3月2日、18日、28日都有钱玄同到来的记录,时间多是在晚上。有时鲁迅留钱玄同夜饭,一般是到附近的广和居小饮。3月28日晚上这一次访问,钱玄同应该是吃下了定心丸——因为鲁迅可能开始写作甚至已经完成了《狂人日记》初稿,小说序言后作者题识完成时间是4月2日。

        我们设想一下:1918年春天,具体说3月,如果月光好而天气不冷,坐在屋外自然较为舒畅。在没有电灯的时代,月光有时很显珍贵。但据某种医学理论,月亮的周期变化与精神疾病或有关系。《呐喊》中有两篇以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其中的月光描写都很令人不安。《狂人日记》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白光》写陈士成见到的月亮有些异样:“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应该是月光透过树的枝叶打在地上的光影,寒意逼人。

        “铁屋对”应该发生在屋内——就鲁迅描写的这一段来说应是如此——因为钱玄同是翻着“古碑的钞本”发问的。

        夜晚,坐在房间内,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环顾四壁,会滋生出封闭的铁屋的感觉。即如从屋内来到室外,月光透过大树的枝叶,照在白色或青砖灰瓦的房屋上,也会像陈士成看到的那种“铁”的光影。那样的话,鲁迅《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对”的叙述就可以添加这样的描写:鲁迅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住的房间,月光下,树影打在屋顶和墙壁上,暗淡、黝黑,闪烁着铁一般的光,于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补树书屋或者就是“铁屋子”的原型。

        无论坐在室外或是室内,院内那棵槐树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复原,补种一棵槐树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补树”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真的如传闻是因为原来的一棵楝树死了,补种了一棵槐树? 周作人也不知道“补树”是什么故典。但我想提出另外一种可能,即用房补树。这种情况在北京并不少见:根据树的方位、形状来盖房子。鲁迅住进来的时候,大槐树已经很高大,夏天,好像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挡住夏日,房间里固然可以感觉凉快,但光线也就显得昏暗了。

        这棵槐树还有一个故事,即可能催生出鲁迅的一个斋号,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师曾是鲁迅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教育部的同事,擅长书画、篆刻,日常交往中赠送给鲁迅多幅画作和多枚印章。有一方印文是“俟堂”,是他为鲁迅刻的斋号。许寿裳曾询问“俟堂”的含义,鲁迅回答说:“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揣摩上下文语气,陈师曾的斋号已经用了“槐堂”,鲁迅只好用另外的树木作斋号,即是“柿堂”。但可能因为柿树作斋号不好听,就改为“俟”了——等待的意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按编辑的要求,署名必须是像一个真人名,鲁迅就把这个斋号颠倒过来叫做“唐俟”——又增添了“空等”的意思。钱玄同有一个时期给鲁迅写信,称呼他“待斋兄”,即是“唐俟”斋号的演绎。

        因为有“俟堂”“待斋”、抄古碑这些情节,鲁迅绍兴会馆前期的静默、沉潜状态就象征性地定格在文学史上了。

        如果书屋是为补树而建,那么房子的形状可能不太方正,中间堂屋与南北两间并不在一条线上,即两边的房屋向后,也就是向西偏过去。周作人在描述这三间房屋的内部格局时,就用了“偏”字:“中间照例是‘风门’,对门靠墙安放一顶画桌,外边一顶八仙桌,是吃饭的地方,桌子都极破旧,大概原是会馆里的东西。南偏一室原是鲁迅住的。”

        三

        鲁迅和钱玄同讨论的结果,是要唤醒铁屋中的人。但如何着手呢,无非是写文章“呐喊”几声。但既然呐喊的目的是打破铁屋子,下一部就要考虑方法步骤。

        开窗户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补树书屋三间房当然有窗户,但是后窗的可能不大。中国北方风俗:“门前少栽树,屋后不开窗。”门前栽树,小时可爱,但长大后,树的枝叶挡住大门,遮盖房子,阳光便照不到房屋里,据说好运气就没有了。至于开窗,主要也是指开后窗。在旧时北方,御寒是房屋第一大功能。窗户,无论封得多么严实,也会漏风。在御寒设备落后的时代,只好不开窗和开小窗。另外,开窗户也不安全,房子后面也许是荒地,不像前面有院子。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隐私。后窗有耳。人们空闲时间说长道短,议论别人,没有后窗户,就不怕人偷听了。

        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而且砸毁铁屋子并不现实,因为人们无法彻底脱离自己的立足、容身之地。最好的办法是折中:先开窗先透气,让屋里的人们不至于立刻窒息。

        鲁迅本人深受无窗和小窗之苦,所以在后来自建房子时,干脆从堂屋向后接出一间,开了极大的窗户,简直有些夸张,为的是采光——八道湾十一号和西三条二十一号都是如此。

        象征地说,鲁迅一生的志业就是开窗——开思想启蒙之窗。

        1927年,鲁迅在香港演讲,透露了当年在绍兴会馆谈论的更多内容: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鲁迅后来写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主要情节也是开窗。有一个奴才,被主人驱使,天天起早摸黑干活,吃住却猪狗不如。奴才有一天对聪明人诉苦,聪明人听了,眼圈发红,似乎要落泪,安慰他说,“我想,你总会好起来……”奴才听了舒坦一些,感觉有了希望。改天,奴才向傻子诉苦说,主人让他住在阴暗潮湿的破屋里,连窗户也没有一个。傻子勃然大怒:“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奴才很吃惊,在他看来,这是越位,是犯上作乱。然而,傻子却径直来到奴才屋外,动手砸墙。奴才问他做什么,他说要开一扇窗。奴才哭嚷着在地上打滚,大声喊叫:”来人啊,强盗在毁我们的屋子了。”一群奴才冲出来把傻子赶走了。最后,主人缓缓踱出来,亲切地表彰了奴才。

        上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上海与红军将领陈赓会面时,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鄂豫皖土地革命中,农民是不是愿意在房屋上开窗子? 当得到对方的肯定答复时,鲁迅十分高兴。

        1918年的鲁迅,在明暗之间,在前进和后退之间,在积极和消极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呐喊·自序》中只记述了“铁屋对”的一部分,其他内容他后来陆续写成小说、随感录等文字。

        如何复建补树书屋这个“铁屋子”呢? 修旧如旧,实在很难如旧,如果像我们模拟的那样,实地就是一座没有(后)窗,方位不正的房屋。然而,如果屋后开窗,而且开得较大,屋内宽敞明亮,观众也许会产生这样的观感:鲁迅的写作条件这么好,为什么《狂人日记》《药》等作品中是阴暗的气氛、禁闭的生活,字里行间满是怨恨和猜疑?

        所谓的复原,只是一种象征的行为,完全忠实的复原是不可能的。历史不会也不能重复。所以,复原应该叫“复建”。在新的绍兴会馆建设过程中,对鲁迅的居住地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既可作为构建补树书屋“铁屋子”的参考,也有助于当代人更真切地理解鲁迅时代的精神氛围,更好认识鲁迅的文化理念和文学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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