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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颜钧（1504-1596年），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万历帝朱翊钧讳，更名为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中陂村人。父颜应时为苏州常熟训导，世代以儒为业，相传为唐代名臣颜真卿后裔。《颜钧年谱》载，颜钧自幼羸弱，心性冥昧，“人皆目为痴儿”。少年随父在学宫读书，“穷年不通一窍”。十七岁时父病故，后长兄被陷粮役，家道由此中衰，他失学居家。
嘉靖七年（1528），二十五岁，其二哥于白鹿洞听讲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手抄阳明《传习录》，归示颜钧，“诵味至‘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四语，遂自醉心启”（《明羑八卦引》），他闭关七日后，复潜居山谷九月，心性豁然，光明洞开。
二十八岁，守母事毕，辞家游学，曾师刘邦采，乃无所得。三十三岁，他在北京师从王艮大弟子徐樾，“三年授规，三教肆明”。嘉靖十八年（1539），三十六岁，赴泰州从学于泰州学派开山王艮。《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颜钧即是独树一帜的泰州学派中个性鲜明的一位。
乡土气息——颜钧自称“山中农夫”“布衣素夫”“山谷之匹夫”“游汉”“农子”“樵农”“樵夫”，他的学问中总是透着一股乡土气息。他学养不深，根基不厚，注重生活历练与反观内省，终生以布衣身份从事讲学，游访四方，口传心授。有问难起，他片语立解，且往往于眉睫间得之。
热心社群——他二十五岁开悟后，感奋不已，决意实行。在家乡立“三都萃和会”，集自家、本族、同乡老壮男女近七百人，“讲耕读孝悌之学”，“士农工商皆日出作业，晚皆聚宿会堂”。嘉靖十九年（1547），他从泰州返回江西，在南昌同仁祠张贴《急救心火榜文》，宣讲“六急六救”，旨在通过心理咨询而祛除因功名利禄心太重而致的“心火”。“急救名利心火”的招贴，招徕落榜举子们登门求救，听讲者逾千。其中南城罗汝芳落第后即拜其为师，后成为颜钧门下最著名的弟子之一。颜钧还好组建讲会，主张“圣人因心以立学，因学而成会。会惟成学，学必立会”（《杨城同志会约》）。他热心于民间讲学布道和乡村建设，以期达于“人人亲悦，家家协和”。《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说他：“颇欲有为於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
率性直为——他“率性而行，纯为自然”。史传他曾于讲学会中突然兴起，就地打滚，遂曰：“试看我良知！”此举为文人学子传为笑柄。李贽则引为同调，为其辩解道：“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又以为禅机也？”“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本知山农果有此乎，不知山农果能终身滚滚乎！”（《答周柳堂》，《焚书》增补）
忠于师友——嘉靖十九年冬十二月初八（1541年1月2日），王艮病世。颜钧在江西闻讣音后，从长江历金陵赴泰州，拜谒王艮祠墓，守墓三年，并聚友千人，析论《大学》《中庸》之学。三十年（1551），时任云南布政使的徐樾战死于云南沅江叛乱，颜钧闻讯即孤身赴滇寻其尸骸，往返数年，几经奔波，终于寻获樾的碎骸，归葬于泰州王艮墓旁。
出谋致胜——嘉靖三十六年（1557），颜钧以“知兵法”的“异人”身份受到总督胡宗宪的礼聘，与门人程学颜同往宁波总督府，参与“征剿海寇”。舟山一役，倒溺千百倭寇于海。与颜钧为“同年同道友”的两广总兵俞大猷聘他为军师，俞用其计擒海寇、破边乱。
轻财好施——颜均仗义疏财，豪宕不羁，“倾万金之产了不惜”。（《耿天台全书》卷十二）贺贻孙《颜山农先生传》载：
先生（颜钧）豪宕不羁，轻财好施，挥金如土，见人金帛则诟曰：“此道障也。”索之，无问少多，尽以济人。罗公（罗汝芳）为东昌太守，先生来，呼之曰：“汝芳为余制棺，须百金。”太守故廉，不能更具百金，则蚤起，瞯其尚寝，跪床下白之。先生诟怒，不得已，称贷以进。取之出，又散于贫者。罗公归旴江，先生至，罗公为制美材赠之。舟次金溪，见门人蔡制没，无棺，又以与之。
这是讲，他不仅轻财好施，还索钱济贫，不仅以制棺为由向弟子索要巨金散与贫民，还将弟子为其置办的棺木径用于夭亡的贫寒弟子的丧葬后事。弟子罗汝芳评价他“轻财尚义，视人犹己，鬻衣装以给生徒之费，忍饥寒以周骨肉之贫，求之古人，亦难多得”（《揭词》）。
世人称颜钧为“儒侠”“江湖大侠”“当代畸人”，而被当权者视作“黄巾五斗”“左道惑众”，拟除之而后快。嘉靖四十五年（1566），六十三岁的颜钧，在扬州买船南归时，被南都提学耿定向派人诱往太平府（今安徽马鞍山）讲学，三日即遭逮捕，解往南京监狱，遭严刑拷打，几近于死，“刑棒如浆烂，监饿七日，死三次，继遭瘟痢……”。（《自传》）后因查无实据，被以“盗卖官船”的罪名，罚交“赃银”350两。弟子罗汝芳变卖家产，并发起募捐，携众门人持隆庆普赦哀诏，前来营救。穆宗隆庆三年（1569），缴纳银两后颜钧出狱，被发边充戍。后助俞大猷克敌，俞欲授以官，颜钧谢绝，回归故里。万历二十四年（1596），颜钧逝于永新家中，享年九十三岁。
二
失而复得——据清康熙《永新县志》载，颜钧的著作有《山农集》和《耕樵问答》两种，均未刊行于世。到了咸丰间，始有《颜山农遗集》九卷本，以族刻本形式问世，但亦少有流传。后江西遭遇太平军与清军的拉锯战等战乱，这部书湮没无闻、不见踪影。上世纪20年代初，颜钧十二代孙学恕，少时于族叔家中见得用作酒坛盖的线装书，原来竟是《颜山农先生遗集》一至四卷，征得族叔同意而珍藏起来。1943年颜学恕于其所任教的家乡小学一同事家中觅得该书的五至九卷，遂合为足本。
据诸葛计《永新求书忆宣民》一文讲，1991年10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思想室主任黄宣民先生与中国地方志负责人诸葛计先生联袂赴永新访求此书。不想乘车行驶途中遇阻，地方修路挖沟，二人遂下车徒步而行。行进中黄先生气喘病复发，艰于行路。诸葛先生安排黄先生路旁竹篁丛边农家饭馆就餐小憩，他则借用店主的自行车直奔十里外的县城而去，以求援助。最后几经曲折，终于见到颜学恕老先生，并求得慨允，得以携书还京。后经黄宣民先生历时三年的整理编校，《颜钧集》终于在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是我们有了研究颜钧思想与生平的直接与较为全面的文献资料。
思想独特——展读《颜钧集》，除了其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等倡导传统礼乐文化，向基层群众传播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念外，其最具特色的思想学说，便是他的“大中学”。所谓“大中学”是把《大学》《中庸》的篇题排列组合为“大中学庸”，以之作为孔门六经的“题旨”。并将大、中、学、庸四字与《周易》“六龙”搭配，衍生为易知易行的宇宙和人生哲学。在《晰大学中庸》中，颜钧把这四字依序编排为“大中学庸、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看似文字游戏。他解读说：“夫是中也，主乎大之生。夫是大也，家乎中之仁。是故为学以翕丽乎万善之妙，晰庸而适达乎中正之道。”（《论大学中庸》）“大学中庸，大易六龙，三宗学教，乃夫子一生自操仁神为业”，“昭揭其大以为学，庸乎其中也，则曰率性，曰修道，曰慎独，曰致中和，如此而晰四绪”（《论大学中庸大易》）。这里云里雾里，让人难探究竟。门人程学颜在《衍述大学中庸之义》中分别厘定其题旨曰：
大：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学：自我凝聚员神者，名为学。中：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庸：自我妙应无迹者，名为庸。
这种对大、中、学、庸四字的界定，总不离“自我”，多少透露出对个人主体性的自觉、自律、自主、自化的强调。对它的更确切的理解，应与王艮标榜的“大成学”、“大成圣学”及罗汝芳偏爱的“赤子之心”说交相参照，整体把握。
再如颜钧提倡“乐学”，“快活歌兮快活歌，从师归来快活多。仁义礼智根心坐，睟面盎背阳春和。”（《快乐歌》）“人坐住世兮胡自由，惜身保命兮当急求”，“一旦豁然兮孔昭眸，恢复初心兮乐悠悠。”（《歌自由》）他自述：“从游心斋（王艮）业师，引发乐学”。（《急救心火榜文》）
王艮《乐学歌》曰：
人心本自 乐，自将私欲缚。
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泰州学派的快乐哲学，讲的既是致良知而遏嗜欲的清心寡欲的快乐，又是讲合理程度内的世俗快乐、感官欲求，肯认人的趋乐避苦、利生安身的天然合理性。它追求的是一种“恢复初心”的简单的快乐，一种“美美与共”的普遍的快乐。
此外，颜钧还有别具特色的“闭关七日”的修炼秘术与“放心体仁”的哲学命题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王汎森《明代心学家的社会角色》一文，称赞具有平民性、社会性和生活性的思想家颜钧说：“一个草根性启蒙者的身份”，“心理咨商者的角色”，“可能是儒家历史上唯一一次下及草根阶层的讲学活动”。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对包括泰州学派在内的异端思想家特别关注，认为其是思想最为鲜活、最具生命活力的自有传承的一族（朱学文先生口述大意），惜乎该书写作时颜钧的著作尚未得闻。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侯外庐先生曾领导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开展“珍稀思想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且收获颇丰。可以说，90年代中叶黄宣民先生整理的《颜钧集》以及内中所附的《韩贞集》，是这项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为泰州学派乃至中国思想史研究贡献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黄先生生前还曾着力搜寻王艮等其他泰州中人的思想文献及版本，以进行整理和注释，可惜积劳成疾，过早离世，遂成憾事。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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