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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沃斯特 文 侯文蕙 译
1960年代后期，我向研究院的学位论文委员会提交了本书的选题。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对我说，这个题目还需要慎重考虑。它既不符合专著的规范，也于我毕业后求职无补，而且它论述的也不是一个“重要”的事物。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除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一位亲切的折衷派宗教史学家，悉尼·阿尔斯托姆。对他，我是永远心存感激的。另外三位都是享有高度声誉的学者，其中一位是科学和医学史学家，一位是性别“科学”的解构主义批评家，还有一位是美国哲学史学家。虽然我的论文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各自不同，但他们在学界规范的评价上都是很精明的。不过，在什么样的作品可能具有最持久的公众价值和个人意义的问题上，他们未必完全正确。最终，我的选题获得了他们的批准，完成后的论文，在毕业典礼上还得到了学校的一项小奖。不过在我眼中，最重要的是，比之一般情况下博士论文对其作者的影响，这本书对我日后学术生涯的形成更具奠基性影响。它证实了我对自己的时间和才能的恰当利用，因为它指向一种研究历史的全新视角，一种我和一些人后来称作生态的或环境的历史。虽然当初我为之付出了无法以此题目找到一份显赫教职的短期代价，其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可等闲觑之的。
自那时起，让我和其他人一样惊异的是，那篇不循陈规的论文竟然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一直不断印行，并且有许多版本，既有美国的，也有外国的，其中就有这一新的汉语译本。在此，我要感谢侯文蕙教授，感谢她熟练而精美的译文。正是她，首先将我的名字和著作，实际上是整个环境史学科，呈现在具有广阔复杂性的中国的读者面前。同时，侯文蕙本身就是一位重要的学者，她为推动国际的思想流通和跨越语言的障碍，做出了无私的贡献。
这本书是第一部关于生态科学的通史。与其说它是对生态学逐渐产生过程所做的细致分析，毋宁说它对这门学科的知识和文化根源进行了探索。在这种探索的深层，无疑是关于科学在现代思想中的地位问题，是它向真理和权威发出诉求的合理性的问题。几百年来，自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和尼可拉斯·哥白尼的时代起，科学在西方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革新了我们对自然界的了解，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影响。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条上升的途径似乎已到了尽头。在大学里，尤其是在人文学科中，对科学的批评在不断增长。甚至在美国政治中，左右两派的人都开始攻击科学界，将其看作邪恶、异化，甚至是健康危险的根源。美国文化战争的所有瞄准器都将科学当成了靶子。生态学与进化论一起（两个“e词”），在保守派的圈内变得声名狼藉；而在其对立的激进派中，科学则被看作一个帝国的、非正义的、大政府的和西方霸权的有力工具。
作为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同路人，我承认的确有反对科学的理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凝固汽油弹、原子射线、污染和杀虫剂。但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某些最有学识和影响的，对暴力、偏见、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及环境破坏的批评者，正是科学家。我敬佩科学，同时又相信它的原罪。如何在此困局中为自己定位？ 如何取得平衡？ 我的书成为一种自我教育的训练，一种对自然性质的个体探究，也是一种在自身的疑问与困惑中寻求出路的探索。
不可避免地，在最为宏大的问题上，我做出了某些错误的判断，或至少没有对它们作出清晰的、决断性的结论。但是，我的有关生态学的事实仍然是真实可靠的，对其过程的组织安排也仍然是有效的。不过，现在回头来看我的书，我应该在声言“科学的各种思想，是可以和其他思想一样对待的”（见旧序。——译者注）时候更谨慎一些。科学思想，我现在承认，或许可以以那样的方式对待，然而，它们是有区别的——历史学家和人文学者们有必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科学思想与观察、试验和确认的过程有关，与以神学、虚构和空想为基础的思想不同。科学，和所有那些人类表达一样，建立于“信仰”之上，但是科学家的信仰，与那些常去教堂的信徒，甚至文学教授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一位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可以说他或她“相信”上帝确实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或人类并未导致气候变化，但是这种信仰并非来自任何认真收集的证据、证词、事实或发现。它们来自信念或先入为主的道德认同。相反，科学则发展出一个特殊的、缜密的验证信念的过程，显著区别于非科学。
西方受过教育的人曾遵循古代思想家托勒密之说，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有千百年之久。没有人真正检验过那种说法，只把它当作一种既定的看法，但是，现代性所包含的学识认为，托勒密的宇宙学完全是不真实的。这是一种建立在缺乏疑问、观察和检验基础上的信念，它出自我们物种不加检验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我写作此书时相比，我愈来愈深刻地领悟到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这种区别。这正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领悟的区别，因为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关键是依赖于它——远非我们的德行、信念或对传统的忠诚。科学地验证信念必须成为所有思想的基础。同样，它也必定成为通向智慧的一扇大门。
科学，包括生态学，应当是智慧的关键部分，可能是一种新的思想。它不是古代世界的思维方式，那时候，智慧被认为来自预言家和先知，这些人因为超凡的个人魅力而赢得权威。在现代世界，智慧通过比较非人格化的发现和了解而获取。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科学家们就应该受到崇拜，以替代过去的伟大先知和导师。我们应该致以崇高敬意并寻求智慧的对象，不是个体科学家，而是约定俗成的科学规范。作为个人，科学家们可能会跌撞犯错，令其智能屈从服务于权力、金钱、声望，或者自负。但是，从科学规范的角度，现代科学可以纠正这样的扭曲和挫败。规范在惩戒与纠偏。学识在改进，它所赋予的智慧也一样。
我会将历史学（虽然并非所有的历史学者）归入科学的序列，强调历史学者能够帮助生态学者以及其他科学家学会更加审慎地运用其方法，提供其建议。向科学家们说明过去他们曾走过各种不同的、偏差的道路，而其中很多并不明智；指出他们对地球成为今日模样——不论好坏——的责任；展示过去的局限和他们在理解上的偏见；这些全都是历史学家可以改进学识和增进智慧的方式。
不过我必须补充的是，在此合作中，科学史的研究似乎经常性地，甚至彻底地失败。它往往无意扮演一个有所助益的角色，同时越来越急于毁掉对科学的任何尊重。某些历史学家对任何科学工作都变得自以为是，充满敌意、吹毛求疵。他们太过经常地教诲科学家们要谦卑，却从不检点自己。某些人，在其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事实之上的错误努力中，要让科学家们以预判的价值观和预设的目标去开启其工作，此举将会把我们带回信念、专断、迷信和臆想的黑暗时代。
我希望此书不会把任何人带往那个方向，也不会鼓励任何为意识形态，或者原本甚至是善意的理想主义所歪曲的错误判断。撰写生态科学的历史，筛选证据，观察工作中的科学家，使我坚信，科学方法肯定是我们知识的渊源和智慧的支柱。这一结论，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伴随时间的迁移变得更加坚定。通过这本书，不仅使我对生态学有了更好的了解，而且使我接受了它和其他环境科学。在我作为一个学者，将人类社会放还自然之中的终生事业当中，它们是我无价的盟友。自然，因其自身的原因，对科学家非常重要。而出于对我们自身在世界所处地位的更好理解，它对历史学家也同样重要。自然，作为人类生活的至关重要的环境，作为最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根源，作为人类健康和幸福的需要，在今日，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研究的既有事实与工作前提。所有的历史著作今后都必然是生态的。我们时代的巨大需求，就是在相互的尊重和共同的事业中，将科学和历史带至一起。
（《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版。本文是作者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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