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F1

    1623年11月8日，被后世称为“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由一位书商在伦敦登记入册，至今，整整400年。

    为迎接这个被国际莎学界公认为莎剧“最权威版本”出版400周年的日子，世界各地早已掀起了纪念热潮，各国莎学界纷纷开会纪念，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纷纷布展，不只英国早在2023年7月18日即由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在温莎城堡举行了庆祝莎士比亚戏剧第一对开本出版400周年招待会，甚至远在西非的喀麦隆也为此发行了一枚5盎司的纪念银币。这是第一对开本序言作者本·琼生所断言的莎士比亚“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新验证。在此时间节点上回顾第一对开本的诞生及其在文化空间中的发展，可以使我们获得多方面启示。

    一“第一对开本”的历史地位

    在莎士比亚作为演员、剧院股东兼剧作家的年代，剧作家都是将自己的剧本卖给剧团，剧团再准备排演用的舞台演出本，并尽量不让其他剧团或出版商染指剧本。因而，莎士比亚的剧本都是为演出而写作的，也就是说其创作所考虑的对象是“观众”而不是“读者”。迄今没有证据表明，莎士比亚本人有将自己的剧作结集出版传之后世的打算。如果不是第一对开本的出版，莎士比亚的诸多巨作就很可能失传。

    历史的机缘在于，因为莎士比亚去世前后英国戏剧界面对各种“盗印本”的泛滥，逐步形成了出版“善本”的风气。莎士比亚遗嘱中提到的两位好友，原剧院同事约翰·赫明斯（John Heminges）和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在莎士比亚逝世7年后筹划出版莎士比亚戏剧集，并邀得当时著名戏剧家本·琼生（Ben Jonson）等题词作序。他们在书的献词中说明，编辑这个戏剧集“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是为了使我们这位如此杰出的朋友和同事能为人们所牢记”。这是莎士比亚的幸运，也是人类文化史的幸运。

    “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通常简称F1），题名为《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据真实的原始稿本出版》（MR.VV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EIS,HISTORIES,& TRAGEDIES，Pu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True OriginallCopies）。强调原始稿本，是为了和此前的各种“盗印本”（通常为四开本）区别开来；而未用“全集”之名，应主要因为其中并不包括当时已经问世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及其他长短诗作，亦或许也是出于编者审慎的考虑，也许他们并不确定可划归莎士比亚名下的剧作是否均已纳入其中。不过，本书所收36部剧作，距经后世一再考证确认的莎士比亚剧作只差两部，基本上堪称保留下来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至于“原始稿本”的由来，编者并未详述。因为剧本是为剧场服务的，会历经修改，稿本的存在形式可能有：手稿（原始稿、修改稿、誊写稿）、剧院舞台工作稿、盗印者或管理者速记稿。尽管400年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莎士比亚生前在出版的剧本的编辑、修改、审稿、定稿和印刷上，做过任何主动的努力，他更是不可能染指其离世七年之后出版的F1的编辑和定稿，但因为编者既是莎士比亚生前好友又是剧院同事，其所依据的应当是剧院保存的莎士比亚剧作终期文本之“真身”。

    F1的书名页直接把莎士比亚戏剧分成了“喜剧”“历史剧”和“悲剧”三类，目录也照此排列，其中喜剧14部，历史剧10部，悲剧12部。目录页只有35部剧名，在悲剧栏目下漏印了内文中的《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据考证可能是因为该剧手稿直到全书付梓之前才拿到。

    如前所述，F1的首要功绩，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保留”作用。尽管在本书出版前，已有多种莎剧的“四开本”或“八开本”出版，但迄今所发现的这样版本只有18部剧作。如果不是F1的问世，像《裘力斯·凯撒》《麦克白》《暴风雨》等18部剧作，也许会化作尘烟。若如此，后世基于莎剧所创造的历史文化空间就会大打折扣。即如大卫·卡斯顿（David Kastan）所言：“这一点似乎是明确的：莎士比亚成为一个文学人物，最终成为全球性的重要人物，应该归功于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种种活动，而不是他本人的抱负。当然，他的杰出才华使之成为可能。”（《莎士比亚与书》，商务印书馆，2012年。P5）

    卡斯顿所言，昭示出当时出版F1的一种历史情境，也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当时已得到广泛欢迎而被出版商所青睐，否则两位“既不为名也不为利”的编者是无能为力的。大学才子学院派眼中“乡野村夫”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兴盛，到F1的顺利出版，实际上是文艺复兴后期英国社会文化氛围之根本性变化的一个标志。

    此外，F1的出版，也是莎士比亚“真人”身份的重要标志。该书以多种方式确认了莎士比亚“作者”身份。除了书名明确写着“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还在书名页上放了一幅莎士比亚肖像，本·琼生在肖像旁边写了10行“致读者”，特意提醒读者，这幅像“并不能刻画出莎士比亚的智慧，大家要看他的剧作，而不仅看他的外表”。书中还印了一份莎士比亚剧团演员名单，莎士比亚排在第一位，本书的编者赫明斯和康德尔也列于其中。这些都是莎士比亚确有其人的证据。因为F1刊印发行时莎士比亚刚刚谢世七年，除了他在伦敦和斯特拉福的亲朋，与他共过事的剧院同事和戏剧同行还大有人在，如果作者身份、演员身份和肖像与实际出入太大，F1也难以顺利推出并被接受。

    有意思的是，由于印刷错误，F1封面上莎士比亚的姓氏SHAKE⁃SPEARE与表示归属关系的S之间没有右上撇号，而右上撇这一印刷符号在当时已普遍采用，有人据此认为，这是编者有意留下的一个“密码”——作者不只是一位姓Shake⁃speare的剧作家，而是由多名剧作家组成的、以Shakespeares这个复数为代码的创作群体。实际上，就文学本体而言，作品本身的品质比之其出自谁人之手更重要。F1为人类的文化积累留下了这些旷世巨作，无疑厥功至伟。

    二关于莎剧版本与校勘研究

    如前所述，在F1之前，莎剧的18种剧目出版过各种“盗印”性质的四开本（也有少量八开本）。是否因为F1的权威性，就否定这些之前版本的研究价值呢？ 朱光潜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曾对英国学者的“版本的批评”做了如下评论：“他们整年地讲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某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某一年印第一次‘对开本’，‘四折本’和‘对开本’有几次翻印，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开本’里又改成什么样，某一段在某版本里为阙文，某一个字是后来某个编辑者校改的。在我只略举几点已经就够使你看得不耐烦了，试想他们费毕生的精力做这种勾当！”“勾当”这个贬义词体现了朱先生早年对这种研究的不屑，可能也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共鸣：既然已确定F1是“权威版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细枝末节的校勘比较研究？

    然而，这样的版本比较研究，实际上在莎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道理就在于前面所说，莎士比亚戏剧是为剧场而写作的，以前的版本很可能反映出这些剧作创作与修订的发展脉络，或者代表着该剧不同的演出阶段。比较研究的成果，对于认识与把握这些巨作的精髓，往往具有重要启示。

    比如就1601年上演的悲剧巨制《哈姆莱特》来说，现存有两个四开本，1603年第一四开本（First Quarto，简称Q1），因其与F1版本相比过于简短，通常被认为是来自剧场偷偷速记，被称为“劣四开本”；1604年的第二四开本（Second Quarto，简称Q2）则非常接近F1的文本，被称为“好四开本”，通常认为这是根据舞台演出本盗印的，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莎士比亚看到其心力之作被Q1印得不成样子而有意放行的。无论如何，两个四开本有可能反映这部大悲剧的不同创作阶段，而且有些地方对于解决F1理解上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印刷错误）也发挥了作用。就笔者的研究实践来说，也发现关于该剧的F1文本和Q2的一些重要差异的把握，对理解莎士比亚倾力打造这部悲剧巨作之“匠心”具有重要价值。这体现于笔者在1993年7月召开的“首届国际元曲研讨会”上，对《窦娥冤》和《哈姆莱特》进行比较的发言之中。通过这两个大悲剧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的同构映射研究，笔者发现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哈姆莱特在戏剧后半段的一大段独白，体现出与戏剧前半段“to be，or not to be”著名独白一样的心理张力，这在戏剧结构上是非常突兀的，而这段独白在F1文本中已被悉数删除。（参见从丛：《相映生辉的悲剧性格塑造——〈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研究新探，《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

    即使被称为“劣四开本”的Q1，人们也发现了不少独特价值。比如，三个版本中，只有Q1在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与哈姆莱特首次见面时，提到“咱们一起在威登堡时”，明确了他们与哈姆莱特的大学同学身份，这就使得这两位威登堡大学的同学加好友稀里糊涂地被哈姆莱特送死更加令人唏嘘。Q1在奥菲利亚上场时的一个舞台指示“奥菲利亚弹着竖琴上，头发散落唱着歌”，在Q2中被简化为“奥菲利亚上”，在F1中被泛泛地写成“奥菲利亚上，神情恍惚”。Q1的提示显然对奥菲利亚的舞台形象塑造更有助益。还有，Q1中的很多词都把字首排印为大写字母，比如哈姆莱特与奥菲利亚对白中关于“美丽”与“贞洁”的“怪诞之谈”，Beauty，Hon⁃esty，Paradox这三个词分别大写了

    第一个字母。要知道，当时活字印刷，排版工人需要到上面一层的盒子（upper case）去找大写字母。如果不是所本的原稿上是大写的话，排字工人应该不会特意把忙碌的双手从下排盒子（lower case）移到上面去。而这个“原稿”中的诸多大写，或许是“盗印”者从舞台演出本获得的，这可能是莎士比亚为了增加强调意味而有意为之，亦或许是偷偷记录者据其听到的舞台上演员的强调重音而做的标识。而这些大写，在Q2和F1中，全部被“修订”为普通的小写字母，这种“统一”的编纂做法，或许满足了现代学术规范的需要，但减弱了其之于舞台演出和内涵意蕴的特设效果。

    实际上，由于作为“善本”的Q2和F1的存在，Q1在相当长的时间近于消失。直到1823年，也就是F1出版整整200年之后才被重新发现，现在只有两本硕果仅存。由于莎学研究的长足发展，人们对三个版本各具千秋已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比如哈姆莱特临终前对霍拉旭的交待，三个版本都有所不同，Q1中哈姆莱特最后关心的是死后声誉，关心的是自己上天堂（“Heav⁃en receive my soul”）；Q2中哈姆莱特最后看淡生死，接近东方思想的“其余皆沉默”（“The rest is si⁃lence”）；而F1中，哈姆莱特最后还在懊恼自己等不到英国使臣带来杀掉两个同学的消息，同时他也以丹麦最高权威的身份，把王位传给了即将抵达丹麦王宫的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并在“其余皆沉默”后面，又加了四个彰显内心不甘与无奈的语气词（“The rest is silence. O, o,o, o.”）。三个版本的变化，可能反映了莎士比亚本人思想的发展，或者反映了Q2和F1编者从剧情完整角度或剧场演出效果的考量。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Q1的再发现表明，三个版本最后都是以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没费一兵一卒而取得丹麦王位结束全剧。这个令观众或读者感到错愕的结局，被后来的许多改编本删除（如劳伦斯·奥利弗的电影《王子复仇记》那样，完全没有福丁布拉斯这个人物）。这种改编显然是由于没有体会到莎士比亚精心注入该剧中的反讽和荒诞意味：致力于复仇大业的哈姆莱特，以一场不在自己“to be，or not to be”的抉择之内的决斗而迎来“悲剧结局”，与复仇对象新王克劳迪斯同归于尽，而自己为之而奋斗的王位，却被曾经也想为父报仇并夺取丹麦但半途放弃的挪威王子意外获得。其实，Q2和F1这两个成熟版本，在全剧开场第3行即有“吾王万岁”这样的伏笔。这种荒诞结构，实际上体现着作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莎士比亚对人类生活荒诞现实的深刻思考，及其艺术构思上的缜密呼应。

    再如F1文本第二幕第二场中为读者耳熟能详而且常被文学批评家用来分析人物性格和剧作深刻含义的“金句”：“Let me question more in particular”一直到“I am most dreadfully attended”，一共三十多行，其中包括著名的“丹麦是一所牢狱”“世界也是一所牢狱”“丹麦是最坏的一间”“世上的事情本无善恶，都是人的头脑里把它们分别出来的”“即使把我关在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等等，Q1与Q2均阙如，这应可视为莎士比亚在剧作演出过程中新增的神来之笔。F1这样的“补充”，更加说明了这个版本的重要作用。

    正因莎士比亚的版本比较研究的上述意义，目前比较权威的莎士比亚全集，比如阿登版、牛津版、剑桥版、诺顿版、河岸版等，大多采用了版本校勘的方式，以有利于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展开。2007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推出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和埃里克·拉斯姆森（Eric Rasmussen）主编的皇莎版《莎士比亚全集》，则是依据以往比较研究的成果，首次对F1做了全面修订（特别是适应现代读者与各种需要的现代规范拼写），重要修订以注释的形式给出清晰说明，并以附录形式列出F1与此前其他版本的差异。书中还以双栏印刷的形式，收入了F1没有收纳的莎士比亚的诗作和莎士比亚与他人合作的两部戏《泰尔亲王佩里克里斯》《两贵亲》和以及发现有莎士比亚手迹的《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一个片段。可以说是迄今最为完善的基于F1的全集文本。令人高兴的是，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5年起推出了由辜正坤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英汉双语本》，不仅贡献了整个皇莎版全集的新译，而且每卷都附有皇莎版原文、注释、Q2比F1多出的段落、F1与Q2及Q1和前人修订的选词异同之勘校，为广大读者阅读与研究莎士比亚提供了便利。而译林出版社则以1997年河岸版《莎士比亚全集》为“原本”，邀约国内莎学专家，对莎剧中译史上厥功至伟的朱生豪译本进行了校订、修改和补译。这套译本不仅收入了莎士比亚的诗作，也收入了没有被F1收入其中的《泰尔亲王佩里克里斯》《两贵亲》和1997年刚刚被河岸版接纳的《爱德华三世》，以及《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片段。由于皇莎版没有接纳《爱德华三世》，译林版全集收入这部著作权仍有争议的剧作，对于国内莎剧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

    毋需讳言，尽管国内学界对于莎剧版本研究的重要价值的认识已有所改观，但此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在国内莎学研究中仍处于起步阶段。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原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获得立项（李伟昉为首席专家，项目号为19ZDA294），可作为开启国内相关研究新阶段的标志，有望使相关研究获得较大进展。

    前述版本比较研究的成果启示我们，在莎剧赏析与研究中必须坚持两方面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我们要尊重F1的权威地位，对其任何修订都应像皇莎版这样明确标明，而不能像曾经有学者所做的，对莎剧做个人偏好的“异文合并”编辑，在F1中随意按其他版本更改或插入文字；另一方面也应明确，尊重F1的权威地位，不等于以F1的是非为是非，而应在比较研究中对各种版本之长短加以综合把握。这一点也特别适用于莎剧后来各种改编文本和舞台影视版的比较研究。不能把对F1的改编视为离经叛道，而应将这样的改编视为在新的历史情境和文化空间中，与莎翁原剧所展开的不同维度的“对话”。

    （作者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南京大学高研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伯明翰大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莎士比亚（中国）中心联席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19ZDA29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