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如何做有个性的学术

    几年前，一位著名高校的面试老师，很感慨面试中见到的学霸们，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制造出来。人人成绩优异、奖项金光闪闪，但看不出有什么个性所长。这番感慨引发许多共鸣。缺少个性的情形，现在颇为普遍。很多学术成果，精严规范，但学术个性似乎不那么鲜明了。人文学术的优秀成果，往往都来自学者的个性化创造，如何让学者做更有个性的学术，是很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近，杨阿敏先生编著的《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以下简称《学海》）由崇文书局出版。书中汇集了谭家健、薛天纬、葛晓音、陈洪、邓小军、赵敏俐、谢思炜、傅刚、刘跃进、诸葛忆兵十位古典文学著名学者的访谈录。十位名家对自己学术成长经历、求师体会、治学经验，谈得十分充分。全书内容充实生动，带给人多方面的感动和启发。十位名家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激扬文苑的学人。学术的春天、开放的时代，带给他们奋进的热情与开阔的视野。今天重温他们的学术故事，除了感受其奋斗精神，深入认识其学术成就，也许更值得体会的是他们如何在治学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做出了有个性的学术。有意思的是，十位名家虽然取径不同，师承有异，但他们形成学术个性的道路，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体会这些相似处，很能引人深思。

    首先是师生自由交流。

    从师问道是古今为学之通义，但《学海》中所记录的师生交流，很多在今天看来，似乎已是远去的风景。上世纪八十年代高校招生人数少，十位名家所师承的老学者，大多用类似师徒相授的方式来指导学生，注重随时随地的交流。薛天纬先生回忆自己研究生期间，除了外语课是按课表上课，有教科书，其他的专业课都没有课堂教学，都是师生相互接触、交谈。学生写出文章，然后去和老师交流，写的文章也不一定是老师讲过的东西。葛晓音先生师从陈贻焮先生，陈先生要求她每两周完成一篇读书报告。赵敏俐先生师从杨公骥先生读博士时，他回忆“杨先生基本不给我们上课，他说：‘书你们都会读，我的著作，别人的著作就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但是我要给你们作指导，我要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们。’”赵先生当时就是先自己读书，准备问题之后，两个星期去一次杨先生家里。杨先生听他的读书汇报，和他交流。

    以前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样的师生交流太随意，不规范，是八十年代学术百废待兴时的权宜之计。现在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课程管理、教学大纲日趋完善，这种“落后”的方式已经基本被严格的课堂教学所取代。但是，对于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来讲，这样的变化效果如何呢？

    《学海》中陈洪先生的访谈，就记录了陈先生对此的感慨：“现在研究生的课都要确定课时、确定教室，一次讲三个小时，这符合不符合这个层面教育的内在规律？ 尤其博士生，书院那种师弟切磋，喝着茶，广泛地讨论，是不是更好一些？ 或者，多种形式，灵活安排，会不会更好一点？ 完全把工科思维，类似工匠、车间管理的方式引到高级人才培养中，可能有些简单化了。”师生自由广泛的交流，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能让学生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学术方向，锻炼学术能力，而且对学生的立身为人，也有涵养化育之效。谢思炜先生师从启功先生，启先生的指导方式就是和学生讨论问题，没有固定题目，他有什么想法都会和学生讲，也会听学生的看法，让学生介绍一些学术上的新观点之类。谢先生认为这样的交流，学到知识和治学方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见识了一种做人做学问的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研究生课程体系越来越严密，但也不要忽视师生自由交流的意义。

    第二，关注经典。

    《学海》中的十位先生，研究路数各有不同，但都对经典下过很深的功夫。关于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的专著，谭家健先生有《墨子研究》，薛天纬先生有《李白诗解》《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合著），葛晓音先生有《杜诗艺术与辨体》，陈洪先生有《亦侠亦盗说水浒》《西游新说十三讲》《红楼内外看稗田》《四大名著导读》，谢思炜先生有《白居易集综论》，傅刚先生有《昭明文选研究》，刘跃进先生有《玉台新咏研究》，诸葛忆兵有《范仲淹研究》。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普遍强调要以整体的眼光认识文学的时代发展，对较受忽视的二三流作家，也要给予关注；因此群体研究、时代文学的通观综论往往更受研究者的青睐。《学海》中的先生们，在通观通史的研究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华古今骈文通史》，葛晓音《八代诗史》《唐诗流变论要》，陈洪《中国小说通史》《中国小说理论史》，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中国诗歌通史》（与吴思敬共同主编），谢思炜《唐诗与唐史论集》，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演变》等等，这些著作都是综合研究的代表。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研究虽然不聚焦于某个经典作家或经典文本，但都是立足于经典研究的成果。前面提到各位先生关于经典的专论专著，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有真正吃透核心经典，才能对时代的整体面貌获得深入的把握。

    为什么这些先生无一例外关注核心经典？ 这与他们研究生教育所接受的训练大有关系。从《学海》的访谈来看，他们在研究生阶段都有认真学习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的经历。薛天纬先生跟随安旗先生研读李白，通过讨论《将进酒》，确立了硕士论文的题目。陈贻焮先生要求葛晓音先生通读经典作家的全集，撰写读书报告。谢思炜先生读硕士期间，邓魁英先生要求一年读唐代，一年读宋代，选重要作家来读，一个学期读一个作家，他研读了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邓小军先生在硕士期间，研读了十三经中除《榖梁》《公羊》《仪礼》《周礼》之外的九部经典。刘跃进先生师从姜亮夫先生读研期间，姜先生也制定了《尚书》等十二种先秦典籍的选读书目。通过研习经典，入古典文学、古代文史之门，这几乎是十位先生的共同经历。这样的学习方式，在今天是否过时呢？ 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第三，“手工”阅读。

    在网络和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学海》中先生们的读书方式，真有手工作坊里一步步手工制物的感觉。他们都是习惯阅读纸本书，一本本地读，一笔笔写下读书笔记；即使新世纪以来都使用了电脑，但也仅限于电脑写作和进行简单的文献检索。诸葛忆兵先生说他一直有做笔记的习惯，原先是写在卡片上，后来就在电脑里开设文件夹。目前日新月异的大数据处理技术，这些先生们都还没有用之于自己的研究。《学海》中记录了他们读书的艰苦经历，像陈洪先生的导师王达津先生要求他通读《全唐文》，当时《全唐文》只有线装的，陈先生天天去图书馆阅读，读了三个月，记了厚厚的笔记。傅刚先生做《文选》版本研究，调查版本颇为不易，他感慨：“现在条件太好了，只要一上网，很多图书馆都把目录公开了 查阅太方便了。当年我们全靠手抄，连复印都没有，所以是蛮艰难的。”

    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运用，无疑会给学术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助力，但是，对于文献一页页的阅读，这个过程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来加以提速呢？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阅读是身心一体的过程，前信息时代手工式的阅读，可以让所读的内容更加内化于身心，这对于深化思考是很有意义的。

    《学海》中的先生们都认为，他们的研究课题，是一点点读出来的，而不是被预先安排的。我想，正是开放自由的师生交流、对核心经典的认真钻研以及对文献像手工制物一样的一步步阅读，让他们摸索到自己的学术方向。这样找到的学术道路，才是自己的路。学术上的“自树立”，绝非一味放任天性所可为，而是需经过特殊的涵育才可达致。人文学者如何做出有个性的研究，读一读《学海》，会收获许多启发。

    杨阿敏先生成此《学海》，其间经历了许多艰辛。他毕业于一所普通高校，怀着对文史研究的巨大热情，创办了“尔雅国学”公众号，担任《中华瑰宝》杂志的编辑。他曾向我约稿，我们由此相识。其后我看到他的几篇访谈，感到非常详实而有特色，娓娓道来、生动鲜活。他对访谈准备得很充分，关于学者的求学经历，从小学时代谈起，很多内容是以前读者很少了解的。关于学者的治学心得，他的访谈挖掘得十分深入。阿敏先生感慨自己大学时代一位名家都没能见过，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学子，无缘向名家问学，因此他十分珍惜访谈求教的机会。我想一定是他求教的至诚，打动了各位学者，让这些名家在百忙中接受访谈，敞开心扉，回忆自己一路为学的曲折与收获。《学海》前后用时七年之久，中间还经历了疫情。阿敏先生做访谈没有任何经费支持，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力行不殆，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悟学术门径，出版了《胡铨年谱》《三通序笺注》等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十分令人钦佩。

    总之，《学海》是珍贵的学术史文献，年轻学子可以从中领悟治学门径，当代学术发展也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书中的十位名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做出了卓越贡献。让更多的人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思考，这对赓续中华文脉，也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