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史研究的矫枉与过正

    在过去半个世纪，原住民问题成为西语史学界一个经久不息的热门话题。纵观整个世界近现代史，殖民掠夺、种族压迫与民族觉醒的故事绝不鲜见，但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还当属所谓“新大陆”的原住民。尽管学界与公共舆论的注意力多数时候集中在美国身上，但我们不应忘记许多美洲与大洋洲国家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英语学界在讨论美洲原住民时常常用“na⁃tive”一词，而对待澳大利亚原住民时则专用“aboriginal”，尤其是当该词首字母大写时。在更广泛的语境中，形容非本族的原住民时又常用“indigenous”一词。对绝大部分人而言，这些英文单词就像中文里的“土著”与“原住民”一样不容易也没必要严格区分。只是这无论如何提醒世人注意，虽然原住民们有相似的命运，但在具体时空中经验不全然相同，不应采用“东方学”那般的思维方式看待他们。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研究迅速挣脱了传统上默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以矫正极端白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论为己任，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的史家们主要是猛烈批判欧洲移民对原住民的戕害，进而指出一贯以来的对澳大利亚历史的辉格主义叙事是大言不惭，完全忽略了它是一部原住民的血泪史。大致到20世纪最后十年，这种激进反思的研究终于引来了保守派学者们的强烈反弹，比如著名的墨尔本学派的领军人物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称这种史学为“黑臂纱史学”（black arm⁃band history，引申自参加葬礼时的佩饰），因为它改变了所谓的“欢庆史学”（three hails history，引申自 向英国 国王三呼万岁的礼仪）。一味追求澳大利亚历史的黑暗面，不仅偏狭，而且会造成澳大利亚社会认同的混乱。

    作为一种对批判的再批判，原住民历史研究确实也因此转型。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不再仅仅纠结种族主义制度的兴废及其历史罪恶问题，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发掘本土知识及原住民历史能动性问题上。最关键的转变是，原住民不再被历史学家们强调为一种亟待平权的孱弱的受害者，而是澳大利亚特色历史的缔造者。在这个过程中，后殖民主义理论、生态/环境视角的考察以及物质文化素材交融跌宕，最终形成了澳大利亚史学的新前沿与新亮点，也对全世界原住民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2014年首版并于2019年推出修订本的《黑暗鸸鹋：澳大利亚原住民及农业的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23年推出了中译本）就是这样一部继承了上述问题意识的代表性作品。它试图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系统重释原住民历史。本书作者布鲁斯·帕斯科（Bruce Pascoe）虽然有墨尔本大学原住民农学系业务指导教授（Enterprise Professor）的头衔，但他早年以新闻工作者而非职业史学家身份出名。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的作品，《黑暗鸸鹋》一书文字可读性特别强，适合大众传播，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书销量至2021年已达到了惊人的25万册，还衍生出了儿童阅读版与纪录片。但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同样引发了主流学界的关注，还夺得了2016年新南威尔士总理图书奖年度最佳图书奖（非虚构类）。几乎所有读者都能深刻感受的是，本书采用的跨学科方法与材料能够如何冲击刻板历史印象。对澳大利亚域外的观察者而言，了解本书内容及其学术史价值也有助于对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的当代世界历史观的思考。

    矫枉：澳大利亚原住民做过什么？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澳大利亚历史是无足轻重的。这倒未必是刻意贬低，因为连英语世界内部也常常轻视之——一个立国仅200余年的寡民之国乏善可陈。然而历史对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都如此重要，它关系到一国集体认同的根本来源。所以包括澳大利亚在内，许多国家承认自己还很年轻，但至少在文化溯源上，无不崇古重史。20世纪最后20年，在植根于英国殖民地历史的白澳认同瓦解之后，澳大利亚社会也面临重塑历史认同的挑战。人们鼓吹多元文化社会，但它如果仅仅强调盎格鲁—萨克逊之外的西方文化传承，则对内无法面对广大业已归化且还在涌入的亚裔及太平洋岛屿移民，对外也不利于融入近在咫尺又突飞猛进的亚太合作圈。所以从原住民历史中汲取新营养素材，成为澳大利亚重塑社会认同的重要选择。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在许多基于欧洲移民拓殖而起的国家，今日正视原住民历史，不仅是良心发现使然，也有重大现实需求。澳大利亚推崇原住民历史研究与它提出“脱欧入亚”的思想是一体两面，并非偶合。

    不过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确实悠久，今天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作为南方大陆的第一批定居者至少已经繁衍了5万年。他们看似原始落后，但绝非无能孱弱。事实上，欧洲移民社会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漫长岁月中竭力“生态扩张”，但是总有各种实例表明原住民不仅更适应这片土地，而且传承着外人一时无法理解但最终被证明是精妙合理的生计。白人殖民者并非不想消灭原住民，甚至采取过“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这样极端的同化政策，但无不破产。恰如乔瑜在《荒野还是庄园？ ——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澳大利亚》的书评中所示，硬把原住民刻画成他者，将其描绘为人类社会线性进步图景中注定消亡的原始人，藉此树立起白人统治的合法性，在理论上是一厢情愿，在实践中是千夫所指。这终究迫使学者们郑重思考原住民的历史能动性。

    在这个目标的感召下，《黑暗鸸鹋》做出了全面且生动的溯源性论证。它分章考察了原住民的农业、渔业、基建、仓储、治火历史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的文化，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根本不是世人所想的那样是依靠采集狩猎生活的所谓原始人，而是勤于农耕、懂得养殖、通晓建筑、精于储藏，更能驾驭烈火的能人。需要指出，帕斯科的这种论断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比尔·甘觅奇（Bill Gammage）的观点，即要真正理解原住民历史的伟大与精彩，就必需考察他们与自然环境互动演化的特点。但帕斯科明显比甘觅奇更大胆，因为他完全颠覆了既有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的结论，即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原住民不曾拥有农耕定居生活模式。当然这不是因为原住民低能，而是他们为了适应澳大利亚贫瘠干燥的土地、变化莫测的气候以及营养匮乏的生物圈，被迫长期控制人口规模并维持采集游猎。事实上，这也是全世界所谓原始人类的普遍形象。

    与帕斯科不同，甘觅奇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史研究的巨擘，他长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当选了澳大利亚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在2011年发表的专著《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原住民史研究的新经典，获得了澳大利亚总理图书奖。因为他空前结合了殖民生态批判与环境史的理论，积极采用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景观的历史性变化为考察切入点，揭示了原住民生生不息的根源在于他们真正理解澳大利亚的大自然，包括能够适应并利用以火为主的本土自然要素，最终在数万年中以微小的土地资源消耗绵延后代。这类研究完全解构了殖民者侵夺原住民家园的惯用借口，即原住民不曾管理并改良利用土地。但是，甘觅奇并不认为原住民管理了土地就等于他们是农耕者，他们可能偶然耕作定居，但迁徙狩猎才是原住民的基本生存方式。

    对此，《黑暗鸸鹋》立论伊始就指出甘觅奇的论证存在局限。因为甘氏特别关注原住民用火问题，所以没有太留意最初的欧洲殖民者已经观察到的重要现象，即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活动区域里，土壤肥力存在人为造成的差异。甘觅奇的论证也没有利用原住民依据土地肥力划分地块功用的记录，而帕斯科找到并应用了大量遗存于不同地区的此类记录，足以证明原住民耕作是一种普遍现象（中译本第19页，以下均为中译本页码）。只不过在雨水较多的地方，原住民耕作的是本地特有的薯蓣等物种，而在更干旱的地区，他们耕种着以“库栗”（cooly）为代表的禾草类谷物（第29页）。不仅如此，原住民驯化并相对集约地种植了从块茎类到种子类可食用的作物，也为此营造了包括水坝和渠道在内的灌溉设施、专门改造了洞穴贮藏粮食，还研磨和烘焙加工食物，这都说明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具有集约化农业的自在起源。

    帕斯科的论证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史料，首先是殖民者的观察记录。他们关于原住民活力的记录与评论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虽然后来的移民社会有意回避甚或抹除记录，但丝毫不妨碍今人依然能找到大量文字证据。不仅如此，帕斯科还大量利用了考古学的成果说明原住民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广泛开展了农耕与定居活动，这里不仅包括遗址的发掘证据，还有大量石器工具的类型学分析。更有趣的是，帕斯科并非科班出身，毫无学科本位主义的束缚，结果考古学、人类学、档案、口述史甚至民族植物学和古生态学的成果无所不用。他还采用了职业史学家轻易不尝试但确实亮眼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他利用媒体向全社会征集并考证可能证明原住民农耕活动的专业工具，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的农场做试验田，与志同道合的农学家、植物学家等一起按照历史文献中记录的方法培植、改良并收获原住民作物，用科学实践来佐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所以帕斯科笔下的环境史故事引人入胜又不天马行空。

    根据这种套路，帕斯科又讨论了原住民的捕鱼活动，指出他们能够采用近海渔栅收获海鱼，又用石材木材筑坝并制造鱼篓获取淡水鱼，关键是他们还会蓄水饲养鱼获以备不时之需。除了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学证据，在此他也利用了营养学的研究证明鱼类蛋白对原住民的意义。他甚至专门考察了欧洲殖民者不食用但成为许多沿海原住民重要营养来源的鲍鱼捕捞情况，以此证明原住民食材之稳定充裕。帕斯科戏谑地描绘说：“英国人的厨艺向来名声就不是太好，所以殖民地的厨师们用他们最难以言说的方法来烹饪鲍鱼：煮。鲍鱼用这种方法加工后肉质就像工业橡胶。”而原住民的吃法是，炭烤带壳的鲍鱼，鲜嫩可口。（第87页）

    假如农耕是真实的，那与之相应的定居就需要住房与仓库等基础设施配套，这有迹可循么？ 帕斯科也给出了肯定性的答案。他考察了澳大利亚殖民史上最知名的勘测官托马斯·米切尔（ThomasMitchell）的海量记录，从中证明米切尔频频遭遇原住民的定居区，并占用过原住民的房屋。原住民用植物茎叶打造的小屋能容纳15个人，墙体至少厚30厘米（103页）。米切尔的主要观察区是澳大利亚东南部，而在热带的昆士兰及更干燥的内陆，有更多原始记录证明原住民利用原木、石材与黏土营造过建筑群，其中有不少适用于仓储、祭祀及其他公共活动。在论证了诸多人造景观之后，帕斯科又讨论了原住民的用火问题。最后他认为，要维持这样的生产生活聚落，没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制度安排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帕斯科又讨论了原住民的宗教仪式、语言词汇与习惯法，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论证许多文化现象是基于农耕定居的生活。

    在一番经验研究之后，帕斯科发出了与甘觅奇一样的感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是对人与土地关系的理解。”（第193页）毫无疑问，《黑暗鸸鹋》自觉地以生态有机联系与总体论为立论基础，不愧是一部观点鲜明，史料详实且方法综合的著作。它再次生动而深刻地说明，当环境史不仅仅作为一种专门史而是一种理解历史的视角时，古老的故事可以得到何等新颖的阐释。

    过正？原住民史研究的是非之争

    《黑暗鸸鹋》一书能引发如此多的关注，自然也少不了遭受批评。本书的最终结论是：“在殖民地时代之前，澳大利亚自然资源使用的集约化、语言发展和社会组织都已经呈现出伟大的变革趋势”。（第193页）那么一个大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过去一个多世纪人们没有证实甚至意识到这一点呢？帕斯科认为，这恰恰说明澳大利亚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都要深刻反思。一方面是要直面殖民破坏历史证物的罪行，比如英国殖民者虽然没有系统地屠杀澳大利亚原住民，但是移民社会侵占了原本原住民最密集分布的家园，也是自然资源相对最丰富的地区，结果原住民社会及其人造景观特别是农田与建筑都被迅速摧毁了。所以说，原住民农业社会的转型趋势是被殖民者蛮横打断的。由于实物证据的损毁，导致从19世纪后期开始，几乎只有考古学才能零星提供支离破碎的物证，而此时澳大利亚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已经建立在白人至尊的基础上：

    入侵者喜欢杀死土地的原主，然后夺走土地；然而更有甚者，他们还喜欢侮辱土地的原主。一旦这项残忍的工作结束，入侵者的子孙们就会改写这片已更名的土地的历史，把他们的祖辈们描绘成仁慈的梦想家。（第201页）

    另一方面，世人也要反省西方中心的历史观。虽然不少殖民者目睹并顺手记录下原住民耕作定居的景象，但是他们总体上刻意避免宣扬这些史实，而且仅仅采用欧洲标准来评判所闻所见，竭力在历史编撰中塑造原住民低等落后的形象。事实上，殖民者一旦遇到不符合欧洲人对原住民落后想象的证据，就分外排斥，甚至编造史料。比如当19世纪后期殖民者在西澳大利亚发现大象山巨石阵（Elephant Rock）时，在媒体报道中坚决否认这是原住民遗留的。他们坚信这是更早的欧洲拓殖者的作品，为此甚至想象地创造了一幅版画，故意放大巨石阵的基柱，然后在边上画上原住民简陋的遮棚，以此证明原住民不可能完成这样宏大的建筑。这幅版画在当代一度被用作历史证据，但其实是近代的发明。（202页）

    然而，由于竭力强调殖民之恶，《黑暗鸸鹋》的批判也陷入了另一种窠臼，即环境衰败论叙事。帕斯科准确地认识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之外，环境史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从环境变化的角度反思欧洲殖民史，其中一大负面内容就是为建设所谓的新欧洲而压榨并破坏澳大利亚的原生态。现代移民对原住民社会所处的生态体系及自然环境肆意干扰，无视澳大利亚自然规律与资源禀赋，这与政治与社会中的不正义问题一样是需要批判的。只不过，为了强调原住民历史的伟大、为了让保守的白人精英们不仅向原住民说“对不起”还要说“谢谢你”、为了让世人关注并认可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悠久，就要如此拔高他们的形象？ 比如比尔·甘觅奇总体上盛赞《黑暗鸸鹋》让更多澳大利亚人重新认识原住民历史，但也忍不住评论说，帕斯科将殖民地时代之前的原住民历史过于浪漫化了：“说石器时代的原住民已经创造了民主制而且善于烘焙，实在过于夸张！”（《澳大利亚人》，2019年5月19日）

    从专业的角度看，且不论这本书在史料利用方面明显的选择性举证问题，它也存在学术史及论证逻辑上的不足。比如帕斯科说澳大利亚学界一直打压有利于证明原住民发展定居农业的研究，但事实上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就一直在自由且公开发表成果，早已证明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对自然环境存在密切干预和有计划的管理实践。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赖斯·琼斯（Ryhs Jones）及西尔维亚·哈勒姆（Sylvia Hal⁃lam）等人发掘出的“烧荒农业”或曰“点火棍农业”（Fire-stick Farm⁃ing)。但是，之所以这些研究没有引发广泛注意，除了大众科普方面的问题，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专业历史学家通常不敢轻易将不同地方的个案叠加，然后就推论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是农耕社会。因为学界始终无法证明原住民主要是依靠定居农业为生。

    此外，考虑到原住民在澳大利亚生活已经有5万年以上，则假如原住民在过去5万年中始终保持着帕斯科所谓的那种生存状态，那么就很难说殖民者到来之前，原住民社会正处于农业转型（对人类文明史而言，数万年的转型期似乎太长了）；而假如原住民是在殖民者抵达之前不久才形成农耕定居的状态，那么它具体的起点和标志在哪里？ 又是什么自然和社会动因促使几万年中都没有本质变化的原住民生计决定性地转向了农耕和定居呢？

    不仅如此，从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论的立场来看，《黑暗鸸鹋》一书还存在一种更本质的缺陷，即为什么一定要证明原住民社会已经进入农耕定居状态才算为其正名？ 比如托雷斯海峡原住民以及更五花八门的部落以渔猎或采集为荣难道就可以被轻贱对待？ 这种话语逻辑恰恰来自农耕社会对非农耕社会根深蒂固的歧视。对此，帕斯科回应说，只要有更多的当代人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并不一定游猎，曾经定居在房屋、收获过庄稼，能够正视澳大利亚历史中原住民的地位，他就达到目的了。（《悉尼先驱晨报》，2021年9月11日）确实，仅就造势引流而言，帕斯科是成功的。

    否思的再否思：矫枉而不过正有多难？

    《黑暗鸸鹋》引发的褒贬评议不能仅仅停留在该著本身。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思考更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观点创新。纵观人文社科研究的学术史，不难发现出色的研究通常都是从反常识的现象切入的，而所谓的创见往往在于矫正了陈见。但是学者们不应忘记，矫枉只是一种目标，它要求学者博学审问，但是真正的难点还在于手段与路径，一旦不够慎思明辨，就会矫枉过正。我们不能以目标正义作为不择手段的借口，否则就是过犹不及，走火入魔，最终戕害学问的品质。

    在美国、南非、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欧洲拓殖型殖民地，如何认识并描述原住民历史，是涉及国家认同的重大问题，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也是学者们展现才华的好抓手。事实上，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传统上亚非拉史研究也把很大精力放在原住民历史及其与殖民者的关系问题上。具体就澳大利亚而言，1996年张天完成的《澳洲史》就在首章讨论了原住民问题。2004年阮西湖主编出版的《澳大利亚民族志》则完成了最早的专题研究之一，后继学者汪诗明、杨洪贵等，也都在原住民历史研究中取得了富有影响力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学界诞生这些成果时，恰恰也是澳大利亚史学界所谓“历史的战争”（Historical Wars）发生之时。这是一场学术大论战，传统的民族主义史学者与自由派学者持续论辩，焦点就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是否真的重要，欧洲移民是否真的恶贯满盈？ 不忿的保守派学者指出许多所谓迫害原住民的历史细节是被夸大和捏造的，而同样风格的自由派学者则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竭力强调白人原罪论并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镀金”。

    真理并没有因为这场论战越辩越明，澳大利亚原住民史学研究圈反而愈加撕裂。这也成为澳大利亚所谓“白左”学术圈兴起的关键刺激之一。而这样的场面同样出现在更广大的学术圈以及学术论辩当中。因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人，而历史上存在诸多类似的曾经的“庶民”（subaltern）或受害者（victims）。新史学研究要为他们证明，并通过他们更充分地讨论基本的学术议题。在此，无论学界还是大众，其实都要慎重面对这样的历史观：即因为受害方曾经深受其苦，所以加害方永恒有罪，而且受害方在相关历史讨论中永远拥有道德制高点。像《黑暗鸸鹋》那样，当历史研究主要是为了给特定意识形态背书，甚至成为一种情绪发泄口时，历史学会变成什么？

    不仅如此，因为帕斯科勇敢地以非专业身份参与专业讨论，尽管写作形式上总体符合学术规范，但其立论明显更放飞自我，为了吸睛效果而不惜极端推论。事实上，这种问题常见于许多非职业历史学者的畅销历史作品中。恰如《黑暗鸸鹋》一书，除前文已述之偏颇，书中还有多处浓墨重彩地鼓吹澳大利亚未来的农业实践的理想应该是恢复利用本土动植物资源，减少种植麦子与饲养牛羊，转为推广禾草类谷物种植，建立袋鼠牧场，并将食用它们作为澳大利亚社会的特色。当环境史理论与原住民研究结合后催生出这种惊人的结论时，简直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民粹主义风格的推论就好像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至少应该重新使用毛笔书写，尽量用甲骨文记事一样。刻板机械而形式主义的崇古，真的是尊重原住民及其历史么？

    无论如何，我以为《黑暗鸸鹋》是一本值得一读的趣书。它不仅能补充我们对世界上最遥远地区人类历史的认知，也给我们可能的面向大众的历史知识生产提供参照。而它所触及的，是我们在讨论所有历史问题时都要保持警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