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运河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画的是清明节，“清明上河”就是说在清明时节里，大家到岸上和桥上去看春天的景致。笔者模拟导游的身份带领大家沿着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绘画路线穿越到九百多年前开封城外的运河两岸、船里船外看个究竟。

    一、码头之秘

    自古柳下的漕船码头经漕船船队大码头、散船码头、穿过拱桥到客船码头，为《清明上河图》卷的第二个自然段：画家将百分之四十的画面留给了以漕运为中心的河道，描绘了漕船到港、卸粮、藏粮的细节，画家要透露出什么信息呢？

    我们从高空纵览这条运河，它并非管状，有宽有窄。拱桥建造在运河最狭窄的地方，桥梁和河岸形成标准的直角，以节省建桥成本。运河右侧有三个大小不同的人工凹湾，基本上采取分类停泊船只的方式，船舶停靠在凹处，不影响航道通船，宋人的城市规划是花了心思的（图1）。

    咱们先认一认运河船只的种类。漕船是一种半封闭的运输船，从船的顶棚一直包裹到船体，有点像龟形，两侧开有小窗户。

    客船的两侧均是通体的直立式的挡板，它是可以活动的，抬高后可以遮阳挡雨，露出船窗，船窗可以开合，舱门上有遮雨棚。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船，如居家过日子的家船，船家水上艰辛的漂泊生活，历历在目。

    下面我们沿着右岸先逛一逛几座码头：

    古柳漕船码头是一个小码头，前后停靠着两条船，缆绳牢牢地拴在岸边的木桩上。它们吃水很深，可知满载了粮食，在当时，水运的价格比陆路便宜四倍，每石漕粮走百里水路才14文钱，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力夫们穿着统一的坎肩，艰难地踩着跳板将粮食背负到岸上，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粮商坐在麻包上吆三喝四地指挥着卸粮的民工，好不神气。

    往前是一个漕船船队大码头，停靠着多艘大型漕帮船队。停靠排序相当合理，形成了漕船平行排列的规矩，漕船卸货从最外侧开始，力夫始终是往下走，省力，横跨同帮漕船，无碍。力夫们背着麻包，朝着远处的私家粮库行进，粮库就藏在饭馆的周围。一个监工向一队力夫发放计酬用的竹签，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计件工资制”的方式。漕船船队大码头外侧的粮船船帮高高浮起，显然，船上的粮食等货物已经卸完了。这些都当时载重量最大的“万石船”，能装载一万两千石大米，约合今600吨。一户船家在高高浮起的船帮外侧吊起一个临水的小祭台，上面摆放着祭品，这是宋代船家祭祀水神的活动，答谢水神保佑航行平安、卸粮顺利。

    往前是桥下码头，供停靠散船之用，皆为船头抵岸，斜侧排列着五条家船和客船，各家从船头登船，互不干扰。粮商将舱里最后一点空间都挤满了粮食，船工不得不在船顶的遮雨篷里栖身。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运的都是粮贩子的私家漕粮，在北宋初中期的朝廷为了稳定京畿的粮食市场，是不允许私家漕粮控制粮市的。但在崇宁三年（1104），徽宗废除了旧制，敕令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动用大量的官船和国库六百万石米的粮款到江南收购花石纲，向东京运送奇石异木，自动放弃了官粮市场。在画中私粮漕运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粮食危机。

    北宋的造船汇集许多高科技，不妨一赏。当时的许多高科技都集中在大船上了，大船的桅杆是人字形，稳定性较好，俗称“人字桅”，采用的是转轴技术，使它可以躺倒，以便于通过桥梁，又称“可眠式桅杆”。北宋有些技术连当今的造船专家都十分惊叹，船舶设计专家席龙飞先生说，北宋不可能有高等数学上的悬链线方程式，但画中的拉纤牵拉的系在桅顶的纤绳的形象，却合乎悬链线方程，这样在行船的时候不会影响其他大船。

    许多船尾是当时最先进的升降式舵板，加大了舵板的调节功能，便于大船在任何吃水位上的航行。

    这么多船聚集在这里，可借机细赏画艺。画家借鉴了篆书的线条，使其表现漕船的线条显得很有功夫，就说画缆绳吧，两根平行的长线就是缆绳，画一根长直线，似乎容易一些，再画一根与此平行的线就不容易了，而且还要粗细一样，那就更难了。就算过了这个技术关，还有一个艺术关。一般水平的界画很容易将物体刻画得机械和死板，缺乏生气。而张择端并非如此，他的界画能根据法度和规矩造景造势，其精确程度可依照图样营造出来，船体外部有透视感，船体内部有通透感，数船云集，尽显纵深感，毫无杂乱之弊，充满了生命的律动。

    穿过拱桥，就是客船码头，也是船头靠岸，有客上船。北宋最大的客船可以装载近四百人，有航班时辰和固定航线。在客船码头的周边，有许多小餐馆、茶馆、修车铺和算命摊，为出行者提供各种临时服务。

    二、街巷深处

    看完船，我们回过头走走运河两岸。

    两岸的商家是汴京城门外的特色风光，开卷后的河岸相当于“城乡结合部”，已经初现繁华和喧闹了。在右岸的路口，紧挨着古柳漕船码头的前方，是一家即将开张的码头饭店，临水一侧的铺面建在吊脚平台上，上面还支起了防雨篷和大伞。寒食节结束了，家家都升火做饭了，一个老伙计正用一根长竹竿支撑起彩旗带，以招揽顾客，店门口挂上了菜谱招牌，一天的生意就这样开始了。门口放着一个大垃圾桶，城市的公共卫生分摊给各个商铺来承担，近似现代城市的卫生管理。

    在码头饭店对面的茶肆里有一只煤炉，说明煤炭已经进入了市场。炉子上面炖着开水壶，水壶下面露出一个把手，可知炉子的内膛是活动的，方便起火和倒煤灰。煤炭的使用净化了环境，增强了安全性。

    这一片形成了城外的一个坊里，一排排临河饭铺的门前是一条与运河平行的街巷，一侧是临河饭铺的门面，另一侧是一家家店铺，我们转到这个街巷里看看近郊的商铺，拐角处有一小贩在卖刚出笼的馍馍，大蒸笼临街而卧，很是招徕人。往里走，是一家支起小欢楼的酒店，欢楼是有档次饭店的标志，是招徕顾客用的，它是用木头搭建在屋顶或门楼顶上的架子，架子越高大，酒饭的档次就越高。窗外斜架着两扇遮阳板，屋檐上横插着写有“小酒”的幌子。“小酒”是一种春酿秋饮的米酒，系短期酿造而成，一女店家在门内待客。在城里头，还有更好看的欢楼。小巷深处就是“王家纸马店”，销售在清明节使用的纸马等冥器，清明节到来了。

    往前就是一丁字路口，一白衣文士头戴避风帽策马往右行，前有马弁扛伞开道，后有挑夫尾随。在头一家店铺里，屋里屋外均有牲口，想必这里是买卖牲口的地方，另一侧是刚刚开张的饭铺。

    沿着河边，可以看到许多临河的吊脚屋，里面是酒肆饭庄，前方是一家酒馆的后门，门口挂着酒旗，这里是粮商们的天下，他们卸了粮食，没遇上一个管事的官人，满心欢喜，互邀对方小酌。

    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由于临近码头，十字路口的饭馆已渐渐有了人气，准备出摊的小贩手拿货架、头顶货盘，寻找摆摊的地方。沿着这条小路穿过漕运大码头，则是比较讲究的吊脚屋，里面是一家茶馆，屋外围了半圈雨搭。往前经过两家带门钉的官家后门，看到有五个纤夫在拉纤，原来这条道最早是纤夫踩出来的。

    回到左岸边，一个头戴荷状席帽、穿着便服的官人在骑马缓行，前面是扛着大伞的侍者，这位官人看来是个文士。

    近处，有几个年轻的文人在会面，谈兴正浓。两株中空的古柳在即将枯萎之时赶上了初春，顽强地伸出了新枝，古柳下是几家中低档的饭庄，一个江湖郎中打这儿过，肩上扛着膏药牌。统揽全卷，店里喝酒人都是三三两两的散客，官府怕老百姓聚众饮酒后，引起造反，按宋代法律，禁止聚众饮酒，否则，捕头就会来抓人。宋代禁止官员在饭店吃喝，因此画中的店里没有官员的身影，大凡官员去吃喝，往往着便装而入。

    通衢四方的桥头，周围的店铺最热闹。大伞下挂着书有“饮子”的招牌，在卷尾“久住王员外家”的招牌下，也有两把遮阳伞下挂着“香饮子”的小招牌，这是一种解渴的饮料。一贩夫身后放着饮料桶，正持勺而售。这里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建筑群，皆为抬梁式的高档屋宇，墙是悬山、顶是黑瓦，建筑高大，这一段是相对平稳和安闲之处，也是观者视觉休息的地方。其实，画家正酝酿着下一个、也是全卷最大的矛盾高潮，你看，在这些建筑的背后停泊着一艘大客船，船工似乎在等客，有一个船工在船顶上大声疾呼，好像发生了什么险情。

    三、船桥险情

    经过前面的层层铺垫，画家在画卷的近二分之一处人流的高潮中激起了全卷矛盾的高潮，以大客船与拱桥为中心构成了全卷的矛盾焦点，即众人战胜船与桥即将相撞的险情，加上拱桥上下出现的官官矛盾、民民矛盾和官民矛盾，交织成社会矛盾的中心点。

    开封的拱桥是有历史的，北宋早中期的拱桥是有桥墩的，但行船经常会撞到桥墩，很不安全，船桥相撞一直是汴京百姓的心头大患。这座大桥的结构是木构单跨拱桥，学名为贯木拱桥，两头各立有两座华表，华表上立着一只仙鹤。这是当时最先进的伸臂式桥梁，工匠们采用钉接铆合的技术，将原木以榫卯箍扎的方式组合成上下两层叠压的拱骨，从两岸凌空通向彼岸，每层接续拱骨四次，形成坚固而长的拱骨，然后在拱骨上横架木板，因没有桥墩，俗称“无脚桥”，以防船舶与桥墩相撞。

    本想“无脚桥”不可能与过往的船只发生相撞事故了。不幸的是，这座当时世界最伟大的木构拱桥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桥上正上演着险中有险的惊悚大剧（图2）：

    占道经营的小贩们一一拥挤在桥头和桥的两侧，在桥上拥挤的人群里，坐轿的文官与前面两个骑马的武官相遇，轿夫与马弁各仗其势，争吵不休，互不相让，狭路相逢勇者亦无胜。朝廷对出行的官员在途中相遇，都有严格的规定，此时谁还顾得上啊！ 桥左侧还有两头毛驴驮着面袋，一路穿行，行人更是无处可让。尾随轿子后面的骑驴老者带着三个挑夫在人群中穿梭，更增添了桥上的拥堵。

    在拱桥这边的尽头是一个贩夫在向孩子兜售小玩具，他不知道身后有一辆串车正疾行下坡，两个车夫前压后拽，企图减轻车辆下滑的惯性，毛驴前进的惯性使它难以自控，打着趔趄，真可谓险象环生。

    桥上的险情没有结束，桥下的灾难片又上演了！ 桥下的这艘大客船的桅杆正要撞上这座拱桥的桥身！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发现险情的不是船工，而是拱桥上观春景的人群，眼下的情景着实让他们大吃一惊——迎面而来大客船的桅杆即将撞上拱桥！ 客船吃水很深，满载而行，透过舱门可以看到里面的男女乘客，要知道，这样的大客船在当时可载上百人啊！ 拱桥上下的人们和邻近的船工发现了桅杆要撞桥的险情，纷纷向大船发出告警！由于惯性的缘故，客船不可能立即停下来，它还继续前行，距离拱桥不到一丈时，纤夫闻声立即止步停止拉纤，船顶上的船工赶紧随着松开的纤绳立即放下桅杆，为了争取时间，舵工立即转舵横摆船身，以增强前进的阻力，但船的惯性并没有消止，这艘刚刚侧转过来的客船有可能撞上左岸停泊的一条大船，船头的两个篙夫在谨慎地调整方向，旁边的四个船工大声向前方报警。可是左船舷背后的两个篙夫不知险情，还在埋头撑篙前行，一个船夫从舵工房里跑出来，急忙招呼他们赶快罢手。在运河两岸停泊的船顶上都站着一个船工在大声发出警示，以防这艘客船的船头或船尾在调整方向时会意外撞上来，桥头的看客或指指点点，或惊呼不已，把拱桥的右侧护栏围得水泄不通。有五个人越过栏杆企图施救，两人为防船工落水，急中生智地从摊贩那里弄来两根绳索抛下，一根已垂落下来，另一根正在空中盘旋。

    看起来，这场事故的直接责任者是几个纤夫。大客船的动力是纤夫，纤绳的另一头系在桅杆顶上，纤夫们本应该在远离桥梁的时候止步，招呼船工放下桅杆，由于纤道上缺乏航运提示牌和服务设施，他们一直埋头拉到拱桥桥洞下……才有了上文所说的船欲撞桥的惊险情景。

    从高空俯瞰“事故现场”，其险境和船工的处置手段一览无遗，尤其是船顶上的一个船夫用长杆死死顶住拱桥横梁，这根长杆上漆有黑白相间的颜色，看来是一根测量水位的标杆，船与桥的安全全系之于此，正是这一关键性的死顶，使客船无法靠近桥洞，给其他船工留出了放下桅杆的时间。从高空看下去，整个拱桥上下处在无序的争吵和拥挤的状态中,画家在此揭示了因社会管理失控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并达到了高潮。

    在传统绘画里，一般不画险情和事故发生的结果，那不符合艺术欣赏的原则，也不会是欣赏者所期待的。从画面情节发展的趋势来看，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整个局势将会得到控制并转危为安。

    造成这起严重险情的直接责任者似乎是几个纤夫，但真正的原因是缺乏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造成的，在纤夫距离拱桥一定距离的时候，应该有专人或标牌提醒纤夫停止拉纤、放下桅杆。然而，这个开封城，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管理人员在进行督导。说到这里，不得不进一步分析事故的历史原由，桥上的险情主要是占道经营、私搭乱建引起的，这在开封是一个久拖不决的历史问题。司马光曾说，早在五代后周时期的汴京，占道经营就很严重了，挤得大车都过不去。宋真宗诏令要消除这个现象，经办的官员不敢处理，因为有许多是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出租的商业用房在不停地挤占道路，老百姓占不了街面就占桥梁，构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仁宗下诏在京师闹市街道树立木桩为界，任何人不得逾越。然而法不责众，侵街者得陇望蜀，最后在景祐年间（1034-1038）以默认告终。宋代法律对侵街者重惩七十棍，只能吓唬老百姓。

    占道经营、私搭乱建带来了一系列连锁问题，首先是官宦出行麻烦了。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令文武官员不论是在内廷还是在路上，都要各行其道，路上相遇，各靠左行。看看拱桥上拥挤的桥面，哪有什么左右可分？ 更严重的是，由于道路拥堵，一旦发生了火灾，潜火兵无法通过，眼巴巴地看着远处的黑烟变成一片火海……这样的悲剧在开封每年都有，开封的火灾曾经一次烧掉徽宗宫殿里的五千间房屋，下雨天的时候，宫女避雨都困难，朝廷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北宋开封已经凸显出城市病了，城市管理的水平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官员理政跟不上城市的发展，加上懒政、怠政，使得城市病演化成一个个社会矛盾。

    险情被控制住了，我们可以有心思逛逛桥上的各种商铺，桥头有一对夫妇在卖糕点，转过去就是一家售卖铁器的地摊，地上摆着大小不同规格的钳子、锥子、剪子和刀具等，看规格都是一套一套的，都说宋代的制作工艺精细，首先他们的工具就非常精到。往前是在伞棚遮挡下的鞋铺，从缝隙中可看出一位顾客在试鞋。鞋铺一侧，是一位穿坎肩的叫卖者，其面前摆放着折叠式小货架，上面平放着一些熟食，接近桥中心的是熟食铺和工具铺，地上放着绳索和铁马掌等，刚才有人往桥下扔缆绳，恐怕就是从他这里拿走的。

    虹桥对面是各种档次饭店聚集的地方，一家家小饭铺栉次鳞比，河里还有一家建在船上的水上饭馆（图3）。说实话，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包括就餐环境的餐饮文化，特别是一日三餐和夜宵的饮食习惯以及炒菜等烹调方式等，均源自于北宋。再往前走，就是城门口了，里面就是开封城商贸最热闹的中心地段了，有更多的惊喜、惊恐和意外等待着我们。

    北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神和物质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值得深思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之道……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历任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