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浪漫，并非凌空而起的飞翔

    ■凸凹

    海涅的《论浪漫派》，我耽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7月的初版本（译者：张玉书）。

    那一年，我是北京良乡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课业繁重，登科心切，为什么还能买下，系“浪漫”一词的诱因。窃以为，浪漫是凌空飞翔的翅膀，可从压抑的现实中逃离，万一高考落榜，就去搞文艺，在不切实际中，轻松地活。

    那时候，还不能完整地理解海涅的论述，只是被他形象、生动、活泼的文笔所打动，当作别样的散文。特别是他在阐释浪漫派在德国的起源时，说道：“一个人要是在德国进行论争时遭到攻击，他是完全可以指望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眼泪的。德国人就像那些每次行刑绝不错过观看机会的老太婆。她们是最好奇的观众，挤在头里，看见了可怜的罪人和他的苦难便大放悲声，甚至为他说些好话。这些好哭的娘儿们每当文坛上‘行刑’的时候，也总是哭得那样悲切，眼巴巴地等那个罪人挨一顿鞭打；可是如果那可怜的罪人突然遭到赦免，以至于她们什么也没有看成，只好漫步回家的话，她们一定十分扫兴，甚至愤怒，她们那高涨的无名之火便全部落在了那些让她们白等一场、大失所望的人身上。”这不禁让我联想到鲁迅的小说《药》和《坟》，觉得“看客心理”，无论中外，都是相通的，所谓的浪漫，如果不与疗治痼疾、改革旧俗相关，不过是以别人作为“牺牲”，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悲悯”趣味，以“假哭”的方式所作的一种抒情表演而已。

    那么，这种“抒情”就是浪漫主义？ 我不禁设疑，兴致就黯淡下来，深入的研读就搁置了。到了本世纪初，我突然迷上了歌德，几乎读遍了他所有的著作，感到，他是德国（魏玛）古典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唯一的代表），其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巨大含量，使他伟大在伟大之上。或许是因为常年的阅读，使我有了“我思故我在”的批判理性，便有意地向海涅寻求“验证”，又复读了他的《论浪漫派》。也是因为当年的阅读给我留下印象，海涅在那本书里对歌德有大量“任性”的议论，并且把歌德的存在，视为浪漫主义在德国为什么不像在法国那样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重读，让我知道，歌德在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十分“暧昧”的角色。

    其一，歌德虽然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制度对艺术的干预和束缚，而以书写“人性”和人间情感为宗，但是，他又怕自己的古典主义巨擘的地位被“浪漫主义”的时代力量所动摇，便固守，甚至冷眼以对。用海涅的话说，“歌德对每一位有独创性的作家都感到害怕，于是，对一切微不足道的小作家都赞赏不已，以至于弄到了这步田地，那些受到歌德无节制赞美的作家，被深度催眠，不思变革、不思进取，慢慢的变得平庸起来。”就这样，歌德的地位得以确保，他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肖像来创造自己的人物”“沉浸在个人的感情之中、艺术之中”，因而加固了传统的力量。“但是，这是不良影响”，海涅忧愤地说，“我在此绝不抹杀歌德的杰作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这些杰作点缀了我亲爱的祖国，犹如美丽的塑像点缀一座花园，但是，它们毕竟只是塑像。人们可以对它们钟情热恋，可是它们却是不会生儿育女的。换句话说，歌德的作品不会激起人们的行动，这一点，不比席勒的作品。行动是语言的产儿，而歌德的语言，虽然优美，却不孕育儿女。追求‘纯粹’，反而迎来厄运，他有了被人们从艺术的王国里驱逐出去的担忧。”于是，歌德对“浪漫主义”不由自主的缺乏热情，虽然没有公然站到对立面上，却也不摇旗呐喊、站脚助威。他当“看客”，看有没有从中获益的机会。

    其二，面对一些势力对“浪漫主义”阻挠、斥责、甚至杀伐，歌德也并不以为然，他主张把艺术交给艺术，“把情感交给诗歌”，要理性看待，让其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当一些“古典派”的信徒以维护歌德的传统地位为名义，对“浪漫派”的人和作品，在聚会上谩骂，在报刊上发难的时候，他蔑视、他制止，他不喜欢他们这样做。用海涅的话说，只要看见某一个地位卑下的小人物（某一些才华平庸的小文人）也来责备浪漫主义的维新之举的时候，歌德的贵族气质就立即登场，就一如“贵族们即使对他们的君王满腔愤懑，可是如果贱民也起来反对君王，他们就会大为不悦，甚至会断然翻脸”。海涅的分析，让我不禁大笑起来，因为同样有“斗争意识”的鲁迅先生与他“互文”在一起：阿Q摸了尼姑的头，尼姑满脸通红地说，你怎么动手动脚？ 阿Q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但赵太爷一甩大辫子，脸色阴沉，那意思是说，你还真动不得。赵太爷虽然是阿Q的本家，但毕竟比他高出三辈，你一旦摸，就是触犯了他的权威地位，你这三孙子就是孽畜，就是大逆不道。

    海涅的《论浪漫派》大量地“结合”了歌德而展开去，歌德既是德国浪漫派的起点，也是绕不开的必然路径。与其说是论著，不如说是另一种面貌的“歌德论”。对待歌德，海涅从始至终，采取了尊重的态度。歌德虽然是一把“旧扫帚”，上面沾满了杂物和灰尘，但是，它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清扫之迹”。所以他说：“虽然我们推崇席勒，但是，再没有比贬低歌德以抬高席勒更愚蠢的事了。难道贬低者真的不知道，席勒所塑造的那些备受赞扬、高度理想化的人物，那些德行和道德舞台（祭台）上的神像，创作起来，远比歌德作品里的那些浑身污垢、罪孽深重的下层人物要容易得多？”他又说，“一个伟大的天才往往是通过另一个伟大的天才的教育和启发而产生而存在的，这与其说是通过‘同化’而不如说是通过‘摩擦’——是一颗钻石磨光了另一颗钻石。”也就是说，他们互为因果，不可替代，共同发光。

    这样一来，海涅的《论浪漫派》就不朽了。它不简单是对某个流派的颂词，也不简单是对某种风格的批判，而是历史地、理性地阐述了古典与浪漫、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而且一切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抉剔骨骼与血肉、枝干与叶脉，以微观见大观，以个体见整体。所以，它的确是多义的散文，且具有常读常新的静观价值。

    同时，我们也从文字中感受到了海涅的可爱，他真诚地告诉我们：所谓浪漫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文学态度和生活态度：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象而贱理智，强调神秘而不注重常识，欢悦于“破坏”而忽略于“建设”，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现实主义的直白晓畅；不言而喻，它有着排斥多元而唯我独尊的强烈倾向。那么，歌德的制衡，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