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他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陈雪

    “这是一场意外之外的意外，我只是一个爱好写作的普通人。”

    这是一场意外吗？ 去年底，54岁的王计兵顶着“外卖诗人”的称谓登上了热门新闻，一首《赶时间的人》在网络上“刷屏”——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争相报道、成为“头条诗人”、连续出版两部诗集、活动邀约纷至沓来……半年多里，这些经历让王计兵觉得“恍如梦中”，他将这一切归为“一场意外”，如果非要在意外之中检索出什么必然，王计兵的回答是——爱好。

    2023年，还有两部由视频平台策划的网友诗集出版，有人说“一群年轻人在网上悄悄写诗”，还有人说“年轻人中间出现写诗回潮”。人们以何种态度参与这些诗歌事件？ 这番热闹可以推导出“创作繁荣”吗？

    “外卖诗人”作为一种标签

    成名后的王计兵，各类活动已经安排到了10月，生活节奏的巨变却没有影响他的创作。“从2月新书发行开始，刚好算我创作的高峰期，以前每月能保存30首诗，近期每月能写八九十首。”王计兵说。

    在诗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的封面上，不出意外地标注了“外卖诗人”几个字。媒体和出版方的言说方式，折射着大众的眼光——如今，当一个写作者同时戴上“外卖员”和“诗人”两个胸牌，还是可以吸引更多人注意。其实，在成为一名外卖员之前，王计兵曾是热爱写作的建筑工、热爱写作的地摊主、热爱写作的拾荒人……也许对他来说，从事的职业都是短暂的，写作才是长久的。

    在各类报道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人物拼图：王计兵，生于江苏邳州王庄村，初中辍学，19岁到各地打工。年轻时常到旧书摊上租小说，在读了一半的书被人借走时，他开始尝试自己续写，就这样走上了写作道路，并开始零星发表。后来，父亲一把火烧掉了他几十万字的手稿，从1992年开始，他不再投稿，一个人默默地读，偷偷地写，“由于生活的种种不易，我的写作一直让位于生活”。直到2017年，他结识了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受其鼓励开始尝试发表诗歌。

    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王计兵的回答清晰果断：“2009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脑。”他通过互联网阅读诗歌，用电脑进行写作。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王计兵的诗歌之路就不是纸与笔铺就的。

    在王计兵的讲述中，可以想象出几幅独特的创作画面：拾荒时，他扯下纸箱的碎片，也拾捡出心中散落的文字，信手写着，又随手丢弃；他骑行、工作在昆山繁华的街道上，红灯亮起时，一手扶着车把，一手对着手机录音，记录下一些未成形的诗句；有时灵感突降，他会在行进中拿起手机，他也知道这样有些危险；他将语音整理成文字，放在QQ空间这个“网络抽屉”里，每日更新——多么好，这个“抽屉”不再怕火，又容量无限。到今天，他累积创作诗歌达5000多首。

    “从送外卖开始，我99%的作品是念出来的，再把语音转成文字。”送外卖这份工作，对于王计兵来说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种创作状态。他学会从日常细节里提取诗意。“文字是一种砂纸，不断地打磨生活里的钝器，让生命不断有事物在闪光，在尖叫，变得有话要说。”他写下《外卖小哥的鸿鹄之志》：既然不能飞得更高/那就跑得最快/在路上/他耳边穿行的风声/让他感觉到自己仍然在飞。

    “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任何一个诗人的作品，一般是从网络上选一些读。”王计兵的诗歌阅读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最开始在网络论坛上阅读，喜欢张二棍、李不嫁、快快等人的诗，后来有了微信公众号，又喜欢胡弦、刘年、陈先发等人的诗，主要集中在近三十年的当代诗歌，他说，“外国人的名字我很难记得住”。

    王计兵还会在网上同一些诗人交流，他们中很多都曾被称作“打工诗人”“底层写作”。20世纪90年代末，乡土中国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打工诗人”“草根诗人”走进了大众视野。2015年2月2日，19名工人诗人在北京皮村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根据朗诵会创作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还获得了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随后出现的“余秀华现象”，又几乎将关注和争议推向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计兵的走红仍在这条延长线上展开。

    社会的关注给王计兵带来的并不只有名声。他得到了一些共鸣赏识，也遇到了一些批评质疑，质疑声一度让他的妻子非常苦恼。

    今年4月，王计兵坐了8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余秀华家中，进行了一场直播对谈，播放量超过千万。在写诗的共识方面，王计兵说：“我们都认为文学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的使命。甚至诗歌就是我们的一个爱好，一种表达方式。”

    当一首随手写下的诗“发表”在网上

    给视频平台的网友们出一本匿名诗集，这件事成立吗？

    恰好是王计兵准备出版第一部诗集时，湖岸出版的编辑景雁接到了一个来自B站（视频平台）的出版选题，事件起源于包括学者戴建业在内的几位博主在B站上发起的诗歌征集活动，于是，评论区成了一个“大型写诗现场”。全唐诗五万首，B站竟在平台中收集了七八万首。

    “开始两个月都在质疑这个项目。”景雁说，以前没有过为网友匿名出版诗集的事，网上的诗歌是一种芜杂的状态，质量参差不齐。但当编辑们仔细看了一些诗后，却逐渐被打动，甚至“被教育”。“过去做学术书，很多东西都有结论，做纯文学的书要讲文学性，跟这个也不一样，这本书里是真切的人在讲真切的东西。”这种感受，让景雁想到了李沧东的电影《诗》，一个老人参加了写作班，于是，读诗写诗成为她生活中唯一一件具有超越性的事。“我越来越觉得这些诗作为一个出版物是成立的”。

    今年1月，《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在B站写诗》（以下简称B站诗集）出版，收录网友诗歌132首，至今销量超2万。3月，短视频平台快手也策划出版了一本网友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以下简称快手诗集），据了解，销量也达2万。在“诗集销量3000册就算畅销”的当下，这确乎成为一种景观。

    康桥上的云彩，闪着星子的四月天，春暖花开的大海。不知从何时开始，在许多人眼中，诗只同远方联系在一起。但在筛选这些诗歌时，B站诗集的编辑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共通性：诗的作者大多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多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迁徙者；诗中频繁出现日常事物，比如“地铁”“上下班”等。

    天光变暗之后/依靠自身发光的事物开始增多/地铁摇晃的声音/接近夜行海滩的风浪（《下班》）

    这首诗，是网友董小有“下班路上随手写的”。90后的她上学时是个“文艺青年”，曾在媒体工作，现在仍容身于文化行业。“我以前很喜欢现代诗，买过很多诗集，包括朦胧诗等各个诗派，但工作后我已经跟诗歌绝缘了，现在不会回过头去看以前喜欢的一些诗，因为会觉得跟我今天的生活和处境有一些脱节。反而是参与了网络上这些诗歌活动，让我重新理解和认识诗歌，可能这些诗歌不会进入文学史，但是看到飘在网络世界的一些小诗，一些句子、对话，我觉得有些也可以叫做诗。”

    “文艺青年”似乎天然就是诗歌的重要读者，然而董小有们的诗歌书架却有些闲置。董小有认为，以现在的生活工作节奏，对于“打工人”来说进行有体系的阅读、有文学史视野的阅读太奢侈了。然而，看到一些网友的诗很多都是对于自我处境和感受的敏锐捕捉，这让她很受触动，也激起了写诗的热情。通过这次体验，“我会更愿意把心中一些阳春白雪的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会愿意随手就写，写诗变成了一件很即兴的事，变成一种‘玩’，一种友谊，这对我来说更切近，更有生命力”。“这就是一个成长，是成长的小诗。”

    诗人蓝蓝参与了快手诗集的遴选，“整个阅读过程可以说十分惊喜，不断会读到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简单地说，一是很多作品非常接地气，是作者日常生活的直接呈现，因此它们也是普通人对现实的一份见证，少了很多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浮夸和无病呻吟；二是来稿中不乏别出心裁、理性又敏感的诗作，甚至比诗坛上某些名气很大的诗人写得要好；三是这些诗歌形式多样，有一些诗作的表达甚至非常前卫，超出我的意料，此为最让人充满期待的事情。这样的诗集可以给基层的无名诗人提供更多的展示和发表机会”。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孩子让我们成为三角形”/是一个月前，阳阳这样说道/翻开那天的备忘录，有这么一句：/生了一个孩子/两根筷子夹起一张纸（《三角铁》）

    诗集中，蓝蓝很关注可乐的诗。他是一名28岁的电台主持人。这首《三角铁》为一个家庭塑形，用“两根筷子夹起一张纸”般谨慎又微小的力量，便轻易地提起了家庭关系中深厚的爱意与温情。

    翻看快手诗集，会发现作者来自各行各业，农民、打工人、家庭主妇、退伍军人等等，年龄也跨越了老中青。不可否认，网络诗集的出版有平台的营销需求，如B站诗集刚刚获得了上海国际广告节的营销传播奖。但参与者们都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景雁同每一位入选作者签署了版权合同，诗歌稿酬650元/首，稿酬总额超过8万，“所以说在财务角度不是很赚钱”；快手诗集策划团队也在后记中，表达了一种鲜明的主张：“这一切不应该被简单、草率地归类为底层文学、草根文学，更不该把原本就是从日常生活中长出来的诗变成一种少数人闭门造车的精英表达。”

    标签画下的界线，被尝试着轻轻地擦除。

    想象“诗人”与“诗歌”的更多可能性

    “来了个年轻人，我说你做什么呢，他说我是诗人，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这是近两年广为流传的一个脱口秀段子。

    脱口秀演员用现代诗较为边缘的处境换来了观众的笑声，笑声背后是一份当下的尴尬：诗意与诗人身份好像成了现实社会之外的一块飞地，在许多人眼中，身边出现诗人宛若奇观。某种程度上，贴在王计兵身上的“外卖诗人”，是一个双重标签。

    “纵观新世纪以来10多年的诗歌，人们难免会获得如此印象：一面是诗歌遭到了冷落或嘲弄，一面是种种诗歌事件、活动激起了喝彩或口水，正是纷纭的事件、频繁的活动掩盖了真正的诗学探索。”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桃洲曾撰文指出，如果要谈论近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状况，就有必要提及发生在20世纪末的“盘峰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场论争构成了新世纪十多年诗歌的起点，对这些年的诗歌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近年来诗歌的观感及反思》）

    1999年发生的“盘峰论争”分歧聚焦在“口语写作”“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关于这段“历史”，著名学者谢冕曾在书中写道：“民间”的写作者何尝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何尝真的脱离了民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又都未脱离民间，这不是分歧的根本。

    王计兵说，他不是很在意被称作“外卖诗人”，他和一些诗友谈论过这个问题，大家的态度呈分化状态。“我认为，标签化是商业运作的需要，早期的标签化是网友表达的一种善意，同样一首作品，是我写的或者是一个专业诗人、学者写的，大众肯定会看高我而看低后者，我理解为大家对我的善意。我无法左右别人，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跟妻子说，有一滴墨水要滴下来，哪怕是一滴彩虹色的墨水，如果我们是一盆水，毫无疑问它会改变我的颜色。我要做的是成为一条河流，去淡化它。”王计兵觉得有一份职业和做一个诗人是绝对不冲突的。反而是工作的状态，可以产生与生活的对话。前段时间，他到外地参加文学活动，晚上回到昆山，竟又临时起意出门送外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与诗歌创作的联系。

    这让人想起了电影《帕特森》，改编自20世纪诗坛巨匠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同名长诗，主角是小镇里的巴士司机，他每天开着车重复相同的路线和波澜不惊的人生。他喜欢写诗，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笔记本，在开车之前，在等红灯时刻，他把脑海中跃动的诗句记录在本子上。其实，诗人威廉斯也不是所谓的职业诗人。他在一座小城行医四十余年直到退休，被称为“自契诃夫以来最重要的文人医生”。他喜欢当医生，一直以这份职业作为支撑诗歌创作的谋生手段，他的很多诗就写在处方单的空白处。威廉斯仿佛过着两种人生：他从第一种当中学习，然后通过第二种理解。王计兵不记得自己读过威廉斯的诗，但是那种写作状态“跟我很像”。

    “身份根本不是问题。”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说，其实，谁都有抒情和表达思想的权力。博士、高级职员不一定会写诗，而从事种地、放牛、挖煤、运砖、喷漆、卖菜、送快递等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成为诗人。诗歌一旦职业化就有可能会走向程式与僵化，与诗歌毫不相干的职业人介入诗歌，则会给诗歌带来某些新质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一种诗歌未来可能性的发现，更值得期许，更会带来希望。

    关于打工诗人、网络诗歌的讨论持续了近二十年，一部分注意力已转移到诗艺上来。

    比如，矿工诗人老井有一首《地心的蛙鸣》，颇受好评。“（谁敢说哪一块煤中/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深绿的鸣叫/几个小时过后，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枝条。”诗歌轻易地冲出了现代社会对人的框定，仅凭一根柔软的枝条，就把人引向远古，引回到自然之中。它超越职业身份，让我们体会到了源自诗歌内部的共同情感。

    在成都的一场活动中，有人找出了几段网友“差评”念给王计兵听：诗集评分在下降，写作过于口语化，缺乏诗艺的锻造。“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对于批评，王计兵表现得心平气和。他对自己的诗歌有着一番认识：“我一直在用我的情感驱动我的文字发生，我的特长是对生活的敏感和情感的把控。文字刚好是我的软肋，我欠缺文学的修行，语言是我需要跨越的一关——这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罗振亚说，确实有些来自“草根”“底层”的诗人一出手就气象非凡，其冲击力和艺术水准甚至令一些专业性诗人汗颜，他们的诗发生机制值得信任，是从日常生活乃至灵魂深处直接生长出来的，常情真意切，元气淋漓；但是大部分“草根”“底层”诗人面临着需要警惕的隐蔽陷阱，如误把真情实感流露当作最高旨归、将诗降格为无难度写作的倾向非常严重，很多诗人手法单调滞后，泥实有余，灵动不足，不但满足不了当下繁复、微妙灵魂世界传达的需要，也耐不住咀嚼，滋味寡淡，所以艺术水准还亟需提升。

    至于视频平台上的写诗热潮能不能得出“年轻人中间出现诗歌回潮”这个观点，罗振亚的回答是：诗歌回潮不好说，哪个年代年轻人都和诗歌离得很近，但也没让诗歌真的回潮，热闹不一定是繁荣。真正的诗歌回潮，必须得有相对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作为支撑。

    早在2004年，学者吴思敬就基于论坛诗歌和手机短信诗歌分析了新媒体诗歌创作的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来还会有更新的媒体出现，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媒体，媒介只是媒介，诗则永远是诗。”——从“榕树下”论坛到短视频平台，二十年前的判断一语成谶。罗振亚认为，在新媒体支撑的微时代，全国近三分之一的文学用户“换笔”，不啻一场写作生成工具及生产力的革命，“换笔”是21世纪不可遏制的趋势，新媒体写作也确实带来了诗坛的活力，但并未造成诗坛生态的完全理想化。

    再过两年王计兵就要“退休”了，因为平台规定超过57岁就不能做外卖员了。他终将卸去“外卖员”的头衔，更为赤诚地面对“诗人”。而被“外卖诗人”吸引来的人们，我们的言说方式、我们的观看之道是否也会改变？ 也许这些都是不急需附议和否决的问题，那段著名的诗句更适合为这一组议论收尾：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本文作者为光明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