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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诗在盛唐成为一个专门的题材，这是唐代特有的现象。边塞诗包括边塞战争与边塞风光，都与“拓边”有关。
唐以后，如宋代，也有边塞题材的诗文，但抒情点更多落笔于守边、卫边、哭边，也就是悲悼失地，期望收复失地，守住一份家业就算是大幸了，不再有拓边的豪迈。
盛唐是中国有实力的时代。
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唐朝成为一个国境辽阔的国家。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大明宫屋顶上浮现的已是“盛唐气象”：有世界领先的政治框架，如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度；漕运畅通，经济发达；有一定的阶层流动通道，民心向上；军事强大，威震四海，无须修“碉堡”，边将即长城，外族不敢犯，各国皆上供。
国力的强盛大多会培养拓边的冲动，这种的时代，会诞生英雄，也会诞生战士。
遥想当年唐代军人的自尊和威风，以及整个社会，特别是文人、外交官分享大唐荣光的昂扬心态，有些故事可以说是只有唐代才能产生的传奇。
外交官力战不按常理出牌的中天竺
中印两国之间横亘着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中间是强大的吐蕃领地，中印两国很难来往。后来，唐王朝在西域的影响逐步扩大，丝绸之路重新开通，诸多小国前来大唐朝拜，诗人王维曾经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描写过这种万邦来朝的宏大场面：“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当时的印度分为许多王国，这些王国各自为政，其中不少王国与唐朝有过经贸来往和外交往来。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以职业外交官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率领一行护卫三十人出使天竺（今印度）。访问十分成功，会谈十分友好，咖喱饭与葡萄酒共进，瑜伽师与歌舞伎互动，天竺各国派出使者带着财物来，准备与王玄策一起到唐朝朝贡兼讨赏。
中天竺有个小邦国，这时候国王正好去世，国中大乱，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搞了个军事政变，借机篡位。
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军政府头脑，竟派遣军队伏击王玄策等人。跟随王玄策的三十个卫护与敌人交战，寡不敌众，或死或被俘，中天竺军队还把各个国家准备贡献给唐王朝的财物全部抢走。
王玄策乱中逃离，心中愤愤不平。待回国搬救兵，路途长，时间久，还给祖国添麻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近解决，先斩后奏。由此可以想象大唐外交使者的自信和才略。
于是，王玄策和蒋师仁就来到吐蕃借兵，在此之前，已经有文成公主在吐蕃担任和亲大使，举止亲民，赢得了人民的爱戴、赞普的欢心。于是，吐蕃就借给王玄策一千二百吐蕃精兵。
王玄策掂量了一下，担心兵力还不够，又跑到泥婆罗（今天的尼泊尔）借得七千骑兵。有了这八千兵马，王玄策与蒋师仁率军直奔中天竺，与对方军队作战三天，攻破城池，斩首三千余级，敌人惊慌奔逃，落水溺死的超过战死的。
阿罗那顺乘乱逃走，收拢散兵再次交战。这一次，蒋师仁率队斩敌数以千计，并擒获阿罗那顺。当时的唐王朝实力强大，《新唐书》只用四个字来记录这次战争：“击之，大溃。”
但中天竺内阁也有一批犟头杠精女魔头，阿罗那顺的妻子又招集余部负隅抵抗，蒋师仁再次率军击败他们，一举俘获王子、嫔妃及各色人等一万二千人，还收获牲畜三万头。
这一下闹大了，中天竺各地闻风丧胆，五百八十座城邑闻风而降。边上的东天竺闻讯非常惊恐，担心神明威武的唐朝使者又顺路灭了东天竺，于是主动送来牛马三万头，还送来了弓、刀、璎珞等宝贝。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王玄策把俘获的阿罗那顺等一众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头送到长安。
如此虽远必诛的现实版故事，在如日中天的大唐却没有被排进年度英雄榜，因为与其他唐朝将领指挥的战争大捷相比，王玄策取得的胜利并不出众。当然，唐太宗还是肯定了这两个外交官为国扬威的尚武精神，封王玄策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
这么一种盛况，可以想见盛唐时代青年人对立功边塞的向往。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
高适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有内在拓边冲动的时代，他自己有文才，也有英雄气概，所以成了边塞诗的代表作家。
高适本是官家子弟，无奈父亲早逝，也没有留下什么积蓄，高适自幼便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高适年轻的时候做过长安漂，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做唐代的流行歌词大王。但后来发现，这条路不太靠谱，靠写流行歌词来养家糊口，唐宋两代，可能也就北宋柳三变（柳永）一人。
想通了这一点，高适就毅然决然放下春风词笔，要走仕途。天宝八年（749年），高适四十五岁进士及第，还不算太晚，但所授官职却不怎么样——封丘县尉，掌治安捕盗之事，还要负责“割断追催，收率课调”。都是与刺儿头打交道的事，特别是催租收债这样的活儿，见过长安顶级歌姬的文人每天绑人催租，感觉很不好，他实在干不下去就辞了。
唐玄宗时期改“府兵制”为“募兵制”，也给很多文人提供了另一条出路，文人掀起了从军热。走这条路的时候，高适已经不年轻了（大约五十岁），好在他遇到了命中的贵人，千里迢迢跑到凉州，他加入了名将哥舒翰的幕府。哥舒翰和高适有着相似的人生境遇，对高适的雄心抱负也十分赏识，得到重用的高适终于找到人生方向：现在，他可以在边塞城楼喝一杯了：“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
高适在从军以前已经非常关心边塞战事，也曾经亲自到边塞游历，了解边地生活，他看到了军伍中的黑暗，知道当官的贪，也懂得当兵的痛。他的边塞诗，很正能量，也很务实，歌颂了为国守边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批判了军中的腐败现象，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高适的《燕歌行》这首诗既有赞颂，也有讽喻，看似有很多话要说。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采用的是乐府旧题，但写的是现实生活、当下光景，这已经开了中唐流行的新乐府的先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燕歌行》还有对时政的批判意识，这对于新乐府批判时事的精神也有前导作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自唐开元十八年（730年）至二十二年（734年）十二月，契丹多次侵犯唐朝边境。幽州军政一把手——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
但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守珪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出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可见，安禄山开始时也就是行伍中的一个混混。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张守珪属下将领又是轻敌冒进，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高适从密友处得知内幕消息后，对张守珪这种谎报军情、作弊邀功的行径很愤怒，因此作诗讽刺。
《燕歌行》可分四段。开头八句为第一段，写雄师出征，第二段八句写边塞血战，第三段八句写大战带给战士及家属（少妇）的身心创伤，末段四句歌颂英雄主义并对战士以身殉国的精神表达了最高的赞美。全诗笔力矫健，气氛悲壮淋漓。
这首诗思想深刻，既有赞颂，也有讽喻，作者有很多话要说。这首诗最鲜明的主题是对戍边战士为国献身的颂扬，自始至终充满了对前线军人的同情与礼赞。特别是全诗的结尾部分，沉重而悲壮，激昂又苍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士兵们与敌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战争残酷而胶着，战士视死如归，这是何等勇敢，又是何等正气昂扬，岂是为了个人的功勋而战！
他们是守护边境的勇士，是为国而战的英雄，是那个时代最牛的军人。军人的热血成就了边境的完整与安宁：“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那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边塞，留下了让人永远憧憬的英雄主义群像。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这一段，一句征夫，一句思妇，错综相对，写相望难相见的生死之悲、离别之苦，悲情逐步加深。城南少妇，日夜悲啼，肝肠欲断。战士殒身战场，一了百了，但留给少妇的将是无尽的创伤，无尽的流泪的夜晚。
战士“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思妇“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种对比带来的彻骨悲伤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除了歌颂与同情，这首诗还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批判的重点是那些只图军功、罔顾年轻生命的将军们，批判了他们轻启边衅，轻敌冒进，醉生梦死，草菅兵命的恶行。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也是口诛笔伐之句，深刻批判军中腐败，缺乏良将。汉朝威镇北疆的飞将军李广，处处爱护士卒，使得士卒“咸乐为之死”，与当下那些骄横的将军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我认为目前的研究和赏析文章，还缺少了一个重要方面的深层分析，这首诗的字里行间，还对汉家天子（其实是当朝皇帝唐玄宗）进行了含蓄的批判。
这首诗既有对久戍士卒的浓厚同情，又流露了对朝廷不能选贤任能的不满，同时又以大局为重，认识到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因而呼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发出了“死节从来岂顾勋”这样的正能量军中口号，洋溢着爱国激情。
高适具有的这种政治眼光、军事见解，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安史之乱中，他能一路升迁到节度使的高位。
（本文摘自《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史双元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第一版，定价：49.9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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