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投影里的“元典”

    ■张宝明

    冯天瑜先生倡导的历史文化语义学以关键词、外来语为支点，以西方思想史发展为参照，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若干思想史关键词的考证研究，而且他以寻流探源的元典研究为“支援意识”，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维度推进了“语义学”核心命题的思考与辩证。

    20世纪以来，语言在人文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兴起。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受欧洲学术风气的影响，也开始将语义学方法引入思想史研究，对中国思想史中的关键性语词概念进行“知识考古”，试图钩沉语词演变过程中的历史文化语境，探寻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的幽微曲折。此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冯天瑜先生。冯先生新世纪以来一直躬耕于语义学研究领域，从《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对近代新名词生成的历史考证，到《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重要概念“封建”做个案式的知识考古，再到《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对中国近代语词概念群的系统考释，他会通中西日学术，深入挖掘古今中外交互影响下近代汉语的语词生成过程，创设“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学科概念，不但做出了诸多原创性的语义学研究成果，也让冯先生所在的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语义学研究重镇。

    现代与传统的不可分割性或“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文化如何创新，它都生长于过去的根脉之中，汲取着传统之根的滋养，绽放着现代之花的魅力。然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声名日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启蒙者甚至将传统与愚昧、无知、落后等同起来，准备以决绝的心态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一再宣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典型的“不破不立”逻辑，一面是传统的“声名日下”，另一面则是启蒙的如日中天。“五四”先贤从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理性、科学等关键词中找到依据，意欲在新与旧之间划上一道绝对的鸿沟，更在两者之间以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进步与落后）予以断案。但是必须看到，传统作为新信仰和行为范型的出发点和组成要素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百年，我们需要认真反省过去曾经坚持的仇视传统的观念，挖掘曾经被新文化运动误伤的中国文化内核。事实上，冯天瑜先生主导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之所以能在学术界别有洞天，无疑与其对传统文化的盘点梳理及其对元典精神的挖潜提炼息息相关。冯先生的语义学研究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延续、文本及其意义的生成，对现代汉语这种辩证延续与移动转向更是有着系统的梳理。

    冯先生早在1994年便撰写了《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他以文化史学的方法，系统地考察了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典籍，第一次提出了“中华元典”的概念。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元者，气之始也。”“典，五帝之书也。”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由其本义生发推衍，“元典”具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等意蕴。《尚书》有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鉴于夏殷两代“郁郁乎文”的周朝，正值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语，指的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历史上天才扎堆出现：在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在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以色列，有犹太先知；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按照冯先生的阐释，元典便孕育于轴心时代。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或曰历史的形态；它是具有元精神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洞察与思考。轴心时代诞生的东西文化元典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原创性理念与范畴，构筑诸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思想底座和精神家园。冯先生长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尝试回到中华文化的原初状态，从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典籍中寻找有益于现代的原创性的思想和精神，他提出的“中华元典精神”已为学术界广为肯认与采用。以中华文化元典研究作为基础，冯先生以广博视野和勤奋写作阐释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寻阐释中国近代语词概念的生成与变迁。近代以降，中国的语词概念既承续着中华元典精神，又接受着西方与东洋的文化洗礼，是在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变局中转化生成的。可以说，冯先生对文化元典的研究为其后来语义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支援意识”（波兰尼语），拓展了中国语义学研究的历史纵深与文化广延。由此，冯先生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成为具有开创意味的学术实践，成为历史与文化投影里的这一个“元典”。

    依据哲学家波兰尼的研究：影响一个人研究与创造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他的表面上可以明说的“集中意识”，而是他的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的“支援意识”。在冯天瑜先生身上，文化元典研究提供的这种“支援意识”是隐含的，无法加以明确描述的，但它在潜移默化中奠定了语义学研究的深厚思想基础。文字语词是文化生成历史的密码，自从发明了文字语词，人类方可记录自己的见闻、行迹与思考，才能生成贯注着先民经验的文化元典，铸就凝聚着先民智慧的元典精神。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后人思想运行的基轴和腾跃的起跳板，文化元典具有辐射万代、历久弥新的价值。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而中国后世的思想文本也无不肇源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论语》《老子》等中华文化元典，从元典中生发出的精神密码经百世而犹贯穿于后世思想家的语词概念之中。在古今转换、中西碰撞相交织的语言大变局中，中国近代思想史关键词处于意义网络中心或节点的位置，既有源于中西不同话语系统的语词支撑，同时也连接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诸多语词/概念、关键词/观念词；既保留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也内蕴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系统的语词密码。人文的历史沉淀于思想史的关键词语之中，语词不仅体现为静态的语言结构，还包含了动态的语用实践。历史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与语词动态实践中的意涵变化相联系的。当语词在具体情境中被使用，与之对应的语义或所指是单一的。但随着时代的历史更迭与文化的区隔跨越，有着固定语义与所指的语词被用于不同的时代语境与文化情境，其语义指向随之变得模糊，在原有基础上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语义内涵。这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如何捕捉动态丰富的语义内涵，只有回溯历史、辨析文化才能寻流探源，才能从人类原创性理念与范畴中查摆文化的“来龙”与“去脉”、语义的“本源”与“流变”。冯先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关键词研究，意在以语义学之“术”观近代思想史关键词之“澜”，以溯中国历史文化之“源”。

    历史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是冯天瑜先生语义观念中的主调。就此而言，冯先生的观点与意大利学者维柯的历史发展之“循环”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新科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朱光潜译），只不过维柯言必称罗马，冯先生情系中华“元典”。这在其《中华元典精神》之充分到位的阐释中不难窥见。后来的关键词、外来语研究与梳理为其思想史研究的支点，并由此形成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基本预设。他既能体悟中国的文化传统，又广泛阅读西方的文化元典，既吸收西方的历史语义学资源，又特别重视中国古代训诂学的传承，这种学术视野与知识素养让他的语义学研究左右逢源、根深叶茂。从中华文化元典到历史文化语义学，先生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闻名于世，其文字充满着思想的张力。他既反对学者的“虚骄”（维柯语），也力避学者的“虚无”。在盲目的乐观与轻率的悲观之间，他选择了一条求实、冷静、客观的理性态度。“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王国维先生的人文研究三原则正可谓冯先生的学术态度的真实写照。静读冯先生的文字，我们感觉到那是一张张历史与文化编织出的思想画布。

    在这个画布系列上，倾注着学术的心血，凸显着思想的张力。从先生引用鲁迅的“也要国粹能保护我们”以及陈寅恪的“同情之理解”来看，他的学术研究在情感上回归传统或说很中国，但在理智上却是从世界现代化视野寻找回家的路。在某种意义上，《学衡》的“不偏不党，不激不随”是先生的学术个性。冯天瑜先生倡导的历史文化语义学以关键词、外来语为支点，以西方思想史发展为参照，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若干思想史关键词的考证研究，而且他以寻流探源的元典研究为“支援意识”，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维度推进了“语义学”核心命题的思考与辩证。这为我们继续讨论“人文语义学”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容忽略的思想文本。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打造的人文语义学以关键词为依托，以观念词为寻绎对象，探寻从概念到观念之起源、演绎、演变的历史，与冯先生的研究旨趣异曲同工。2022年11月27日，我们邀请冯天瑜先生在线莅临“人文语义学交叉学科建设暨《语境和语义》出版研讨会”，也聆听到了冯先生的教益。正是在冯先生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路径中，我们的人文语义学才显示出回归的力量。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在文章标题的历史文化之间加一个“与”字，目的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