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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改革开放出版家，既不可将其“神化”，也不该将其“常人化”。他们是常人，但他们是在历史机遇的片刻，以其特有的个性和禀赋，为改革开放出版业做出了常人难及的贡献，进而坚实推进了社会进步的常人。
中国改革开放出版史的主潮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旗帜，波涛汹涌、气象万千。其“改革篇”以“长沙会议”启卷，“开放篇”以“湖南”章启卷，以“四川”章相继，唯有“漓江”章才圆满践行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全程。改革开放出版史如果没有“漓江现象”，那么与“改革篇”相映成趣的“开放篇”就没有“漓江”章，就没有“走向世界”的出版重镇。
刘硕良先生被誉为“原漓江出版社创业人”。广西籍翻译家冯植生先生说：“据我的点滴回忆，漓江出版社的整个创建过程，以及后续的发展、壮大，是跟刘硕良先生及其团队的努力分不开的。”刘杲先生肯定“刘硕良好像特别喜欢创办、创业、创新。他有个性”。硕良先生这样自述其“创业”“创始”：
1980年11月27日，漓江出版社以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身份在邕江之畔的南宁市河堤经14号挂牌。其业务则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室和相关的领导与部门主持。漓江社新兴之时以外国文学先行，负责这方面编辑工作的只我一人，后来陆续有所增加，直至1985年5月漓江社成为实体，到桂林建社，我前后为漓江社工作13年，包括在南宁5年，在桂林8年。
事过境迁之后，创业的艰辛都化作了云烟，刘硕良只是在偶尔被勾起往事时简要道及：“‘漓江’的第一批书是我编的，‘漓江’给新华书店的第一封信是我写的，我以‘漓江’名义祝贺新华书店成立五十周年，是全国出版社独家发布这类致意广告的第一例。我代表‘漓江’邀请全国几十家新华书店代表来桂林商讨漓版书发行，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也起了带头作用。”改革开放出版史，尤其是漓江出版社社史该感谢刘硕良见证了漓江出版社的如许“第一”，尽管热衷宏大叙事者未必体认这样微小叙事的价值。
在“追寻80年代”时，《新京报》记者发现“一个闪亮的名字联系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刘硕良：把诺贝尔（文学奖）介绍给中国”。五个关键词合成的多角关系隐现了历史的深邃驳杂，更提示后人珍视一个事实：刘硕良主编“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他为改革开放出版史做出的杰出贡献。
刘硕良主编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但他不是丛书创意的首创者。首创者乃郑克鲁、金子信。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但它不是首创者的首选出版社——偏居西南边陲、初涉外国文学出版的漓江社只能“拾遗捡漏”。刘硕良也并非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主编该丛书之初也未必是诺贝尔文学奖研究专家，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组织实施了这一改革开放出版史上屈指可数、思想文化品格独特的出版工程。改革开放出版史的“吊诡”就是这样具体而鲜活。
郑克鲁、金子信联合建议于1982年冬，“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前四种于1983年6月出版。在印刷工业落后、图书出版周期颇长的1980年代前期，这仅仅半年的时差足显其出版行为的果断。从快决断的胆识创造了难得的首印记录和市场效益。法国莫里亚克著、桂裕芳译的《爱的荒漠》首印9.1万册，法国杜伽尔著、郑克鲁译的《蒂博一家》（四册）首印8.41万册，德国保尔·海泽著、杨武能译的《特雷庇姑娘》首印8.6万册，印度泰戈尔著、倪培耕等译的《饥饿的石头》首印8.45万册。刘硕良首选这四种其实颇费思量：
为了确保这套书能够顺利诞生，我把一些争议不大的作品如泰戈尔的《饥饿的石头》、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杜伽尔的《蒂博一家》、保尔·海泽的《特雷庇姑娘》等首批推出，然后扩大到其他异质色彩较浓的作品。社会对新事物的接受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我们不要无所作为，也不宜莽撞行事。（刘硕良著：《三栖路上云和月》）
这就是刘硕良，敏锐而又细心处置、耐心等待的刘硕良。出版的功能重在以出版活动及其结果出版物推动社会观念更新，而观念不是正方形，一个出版家的处事圆融可见一斑。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以漓江出版社从速决断上马，社外观望担忧、好心劝阻启程，其出版过程和影响必然是连续展开的多幕剧。正如马悦然借访问中国之机辗转约刘硕良到上海晤谈，埃斯普马克夫妇以旅游漓江的名义探访漓江出版社，这也是丛书出版的意外效果和景观，实证了在漓江之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文化软实力，丰富了“漓江现象”中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交汇的开放魅力。出版影响有长时段和短时段，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这四种类型，要说它的无穷魅力，当属于长时段中意料之外的影响。中国编辑学会创始会长刘杲提出，“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在于出版传世之作”。传世之作、长时段中意料之外的出版影响，就在于以其力透纸背的思想和文化记忆抵抗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
对改革开放出版家成就的估量，后人只有在记住他是在什么样的荒野上栽植树木时，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和把握。刘硕良如此，他的同代出版家亦然。刘硕良一则从“天时”，二则以自己的认知回应社会开放对外国文学的需求，进而以自己的思想个性、行为方式在漓江出版社开发外国文学出版，在成就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品牌的同时成就自我。
后人推断刘硕良的编辑成就或许将历久弥新，那是因为认同刘硕良借助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劲风成功地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且他编辑的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为代表的外国文学作品，将完全不同于大量的短命出版物，那些出版物的绝大部分注定要湮灭无闻，而他编辑的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将在若干世代中可以得到承认。它们再出版再传播的主人是否漓江出版社则另当别论。
深谙出版的文学评论家白烨在某次集会上提出了“刘硕良现象”。“刘硕良现象”诚然是内涵丰富也颇具专业思想张力的改革开放出版史论概念，尽管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挖掘、现象阐释还需要一番清理，但提出这一概念本身就隐含了改革开放出版史的背景、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和改革开放出版家个体品格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本身就在一定意义上标示着认识刘硕良的基本路径。
有专家基于刘硕良现象而提出问题：“为什么刘硕良每临大事都取得成功，他的那些不能不在出版史上留下某种印记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是怎样取得的呢？”应该肯定这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出版专业性的好问题。其专业性表现在出版史及“印记”的视角，“阶段性、标志性成果”的定性；其思想深度表现在面对刘硕良现象的探究与追问。有待完善的是问题所自的事实基础“每临大事”，误认刘硕良与“大事”的事实关系是既存的，而历史的实际情形是刘硕良与“大事”之间的事实关系是创造性建构的，不是“每临大事”，而是本无“大事”，刘硕良敏锐面对“大势”，真抓实干、克服困难，做成“大事”。联系社会变迁解读刘硕良现象中的某些从无到有（而不是从有到多、从有到好），有助于透析、至少逼近“刘硕良现象”。
改革开放出版史由至少三代出版家承继开拓：奠基型、中坚型和新生代。奠基型出版家以陈翰伯、陈原、韦君宜、胡真、罗竹风、高斯、梅朵、林元等为代表，1950年代走向领导岗位，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革命资历和党内理论家的雄风奠定改革开放出版事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中坚型出版家以宋木文、刘杲、巢峰、沈昌文、董秀玉、刘硕良、李景端、朱正、钟叔河、王信、郑元绪等为代表，他们1950年代开始其个人职业生涯，与年青的共和国同成长共悲欢，终于1980年代、1990年代重铸出版成就。新生代出版家以陈昕、汪家明、谢寿光、夏剑钦、耿相新、王亚民、俞晓群、彭长城、张耀铭、仲伟民、朱剑、刘泽生等为代表，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其出版职业生涯，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创造了出版史的辉煌。以改革开放为主潮的必然性的社会演进，个人价值追求的社会随机性呈现，这两个维度同向求解，方可审视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基础性的社会逻辑——既坚持他们的成长成就是一个随机性的社会过程，又在社会与出版、个体与组织、思想理念与出版行为的多维交织框架中求解、锁定其成长成就的确定性乃至规律性。
敬重改革开放出版家，既不可将其“神化”（如单维归因于某种机遇机缘），也不该将其“常人化”。他们是常人，但他们是在历史机遇的片刻，以其特有的个性和禀赋，为改革开放出版业做出了常人难及的贡献，进而坚实推进了社会进步的常人。而敬重他们的有效方式，就是在社会与出版的多维交织框架中，求解其思想和行为的专业意涵、行为实施后的社会影响。
（本文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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