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研究的难点突破

    ■吴正岚

    刘跃进先生《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问世，在学界产生了热烈反响，时贤已充分肯定了该著为文学文献学的学科树立典范、吸收三十年来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给中古文学研究方法带来启示等重要意义。本文拟结合自身的研究体会，分析该著围绕中古文学研究的难点而展开的文献梳理和方法论探索，以期彰显该著对中古文学研究的难点突破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这部65.9万字的皇皇巨著，在对中古文献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收集和判断方面达到了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在这部厚重的著作面前，甚至连“竭泽而渔”这个评价都显得有些轻飘了。《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既有广博的学识，又具深厚的功力，因而不仅把中古文学的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一网打尽，而且将史料的价值和研究成果的得失推勘到底。作者在中编第三章阐述“如何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水经注》”这一问题时，再一次强调开阔视野与深度研究之间的关系：“对这样一部流传千古而又讹误百出的历史地理学巨著，如果不在版本校勘、历史地理等方面有所涉猎……如果不具备其他相关文化知识，要想对它作出有深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文学研究者需要关注考据学派和地理学派的研究成果，用以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第431页）可见，作者始终自觉地追求中古文学文献学的深度和广度的结合。

    从《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对中古文学研究难点的持续追踪和深入思考，可以看出该著在史料和视角方面的高瞻远瞩，这是建立在作者自身对中古文学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的。中古文学研究的难点可以永明声律论、北方文学这两个层面为代表，作者对这两个难点都有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的相关思考尤其具有前瞻性。

    以永明声律论为例，早在1986年，作者已发表《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中州学刊》1986年第4期）一文，其后又陆续撰写《八病四问》（《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等一系列力作，其中，后一篇条分缕析地介绍了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以降的相关研究，尤其是香港、日本和美国学者在声律论研究方面的新动态，为学界指出向上一路。正因作者对永明声律论方面的重要问题都有专精的研究，对相关的史料和研究进展了如指掌，《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在第170-173页“中古佛教传记”、第226页“曹植”、第320-331页“《文镜秘府论》”“声病说与永明体”、第332-345页“沈约”“陆厥与虞羲”、第416页论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以及第500-506页“推动唐诗发展的声韵之学”等处都精当地评析了永明声律论研究的得失。

    作者对永明声律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兼容并包，多闻阙疑，为今后的中古文学研究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指南。永明声律论涉及汉传佛教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中土音乐和音韵学与诗歌的互动等复杂问题，史料极为有限导致实证研究面临着较多的空白，因而这一课题既提供了从多种途径切入和驰骋学术想象力的可能性，也暗含着过度推导的风险。作者对永明声律论研究的判断尤见功力：一方面，对于观点相左、路径不同但立论有据的成果都加以介绍。比如，在概述陈寅恪的四声肇端于佛经转读这一重要观点之后，作者公允而冷静地介绍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对陈寅恪之说的反驳（第326页），足见其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作者还肯定了“诵诗”之风、江南民歌等因素对四声发现的影响（第326页）。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说，“诵诗”之风、江南民歌等说法主要建立在史书记载和逻辑推演之上，而佛教影响说有《诗律考辨》、谢灵运《十四音训叙》等中外文献的支撑，相对而言说服力较强，《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对上述说法都加以吸收，这就极大地激励了后来者继续探索的勇气。拙作《论周颙、沈约与诵经僧尼的交往及其对四声论的推动》（《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二辑上卷，2019年）尝试从诵经角度对四声论的理论动力加以补充，因而笔者非常钦佩《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鼓励多元归因的做法。

    另一方面，《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的作者通过对自己的研究结论的反思，倡导多闻阙疑（第552页）的学术态度。比如，作者对其《八病四问》一文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反思，指出“如果没有较有力的根据，在引用《切韵》系统的韵书来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用韵情况，其立论的根据是颇可怀疑的”，这一反思实质上提示了根据韵书来对特定时间和地域的用韵情况加以历史还原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绍永明声律论的研究进展时，作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学风尤其令人钦佩。

    中古文学研究的另一难点是北方文学研究，《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的作者在这一领域也深耕多年。中编第三章《十六国北魏至隋诗文研究文献》长达127页的篇幅，以及第三章第二节《文学史研究的艰辛拓展》这一标题，都折射了作者对北方文学研究格外关注，视之为中古文学研究的难点之一。北方文学研究的魅力何在？《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指出：“北方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多民族的融合性”（第400页），正因如此，丰富而多样的史料推动了北方文学的互动研究，催生出富有新意的问题意识。首先，北方文学文献的丰富多样性在汉字文学和非汉字文学中都有充分表现。《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如是阐述北方文学文献的多姿多彩：“除汉字文学外，还有粟特文书、摩尼教忏悔词、突厥碑铭文、胡僧的译经文学、西域的佛教戏剧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内容”（第400页），此说着重申论非汉字文学的多样性。

    其次，北方文学文献的多样性使得中古文学研究的视角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全球汉学对话、中印文化互动、南北文化交流等互动研究成为可能。其一，以日本汉籍空海《文镜秘府论》、安然《悉昙藏》和《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梵文文献》等文献为依据，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中国大陆学者就反切、佛经转读、四声八病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第322-331页），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对话将永明声律论的研究推向深入，更为中古文学研究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宏阔视野。其二，学界在中印文化交流的视角下，引入印度早期梵语戏剧理论著作《舞论》和婆罗门教系统《诗律考辨》之后，有关声律论与“首卢”的关系、《舞论》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可谓别开生面。其三，南北文化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互动，一直是中古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有关河西走廊等特定地域和僧侣等特定人群的研究中，南北文化交流的精彩程度和丰硕成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比如，僧人鸠摩罗什辗转于凉州、长安等地，其贡献不仅在于翻译了《维摩诘经》《金刚经》《大智度论》等佛教经论，更体现为其弟子与南朝文士密切交流，从而推动了佛教、印度文化在南北朝文学界的传播，其中谢灵运与鸠摩罗什的弟子慧叡论字音而著《十四音训叙》（第416页）、钟嵘《诗品》对罗什的再传弟子释道猷的关注等，都提示了南北文化互动与中印文化交流、玄释思想会通等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古文化的多姿多彩。

    与关注中古文学研究的难点突破密切相关，《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对于佛教文献的收集也是不遗余力，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第176页载录“释宝唱《经律异相》”。就中古文学的综合研究而言，最值得注意的佛学群体有二：一为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一为释僧祐及其弟子刘勰、释宝唱等人。关于释僧祐《出三藏记集》与《文心雕龙》在语汇、思想上的相通之处，前贤已有深入考察（第176页），释僧祐《弘明集》在研究南朝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也得到了学界的较多关注（第174-175页）。相形之下，对于释宝唱《比丘尼传》和《经律异相》的研究和利用还不太充分，其中佛教类书《经律异相》更是中古文学研究中有待深挖的富矿。

    综上所述，《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为中古文学研究的难点突破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和方法。该著全方位地收集中古文学史料和研究成果，其兼容并包、多闻阙疑的学术精神有利于文学研究的多元归因；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墓志、域外汉籍、非汉字文学等史料，将多重证据法的运用带入新的境界；尤其具有启发性的是，该著从全球汉学对话、中印文化互动和南北文化交流研究等层面开拓了视野和方法，使得作为方法的中古文学文献学成为可能。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