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程千帆全集》的来龙去脉

    ■莫砺锋

    1997年年底，程千帆先生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商妥出版《程千帆全集》事宜。当时程先生年事已高，精力欠佳，又适逢病目不能看细字，就命我编定全书。河北教育出版社且让我为《全集》写一篇总序。次年四月，我拟就“总序”，经程先生审定后交出版社付梓。由于卷帙浩繁，编纂校对与排版印刷均费时日，《全集》直到2000年12月方得问世，此时程先生已于半年前遽归道山。斗转星移，二十多年转瞬即逝。《程千帆全集》早已绝版，求购甚难，读者要求重版之呼声越来越高。今年适值程先生诞辰110周年，凤凰出版社决定重版《全集》，增收程先生的书简、日记等文字，形成一部名符其实的新版《程千帆全集》。凤凰出版社与程先生之哲嗣丽则师姐均提议仍由我承担编纂之责，我屡辞不成，乃勉强承乏。为了集思广益，特地成立《程千帆全集》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蒋寅、张伯伟、张宏生、曹虹、程章灿、严杰、李立朴、张辉、景凯旋、巩本栋、陈书录、曾广开、姚继舜。又成立《程千帆全集》编纂委员会，成员有：程丽则、莫砺锋、姜小青、倪培翔、史梅、徐兴无、刘重喜、董晓、倪蛟、徐雁平、童岭。在上述人员以及凤凰出版社的责编林日波、郭馨馨等人的鼎力合作下，新版《全集》业已编成付梓，出版社请我作文向读者进行介绍。我在曾呈程先生过目且刊于旧版《全集》卷首的“总序”中说：“我立雪程门已一十九年，当然很乐意有此机会以服弟子之劳，于是当仁不让地承担了核对材料、订正文字等工作。至于作序，则自惭鲁钝，未能传先生之芬芳。为人作序本易得佛头著粪之讥，况且程先生的学术墙高数仞，我怎有能力说清其中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呢？ 思之再三，只好勉为其难，先把全集中各类著作的写作经过及主要内容作些介绍，再简单地谈谈自己的体会，但愿对读者稍有裨益。”岁月荏苒，我的上述想法并无改变。由于新版《全集》中增收程先生遗著数种，新版分册与旧版分卷之标准也有差异，故本文不避重复，对新版《文集》各册所收著作之写作经过及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第二两册所收的是校雠学著作，即第一册之《校雠广义·版本编》《校雠广义·校勘编》与第二册之《校雠广义·目录编》《校雠广义·典藏编》。校雠学本是一切学术的门径和基础，程先生在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对这门学科有强烈的兴趣，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主讲这门课程，并开始写一部全面地论述校雠学各个分支内容的书。可惜这件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迫中断。到了1979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学重新开始指导研究生，把校雠学定为硕士生的主要课程，亲自站在讲台上为我们讲授。我们三个同学则边听课边记录，整理成《校雠学略说》，曾以油印稿的形式在几所大学流传。程先生发现徐有富对这门课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几年后便让有富代他讲授这门课，而且师生合作，对《校雠学略说》进行大幅度的扩充、改写。经历十个寒暑，终于完成皇皇四大册的《校雠广义》。全书问世后，好评如潮，获奖无数。著名学者陶敏评为“体大思精”，洵为公论。《校雠广义》的成书，有富兄做出的贡献极其重要。程先生在给舒芜的信中自述著书过程说“弟撰《校雠广义》，合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而一之，发意在四十年代，中更世变，未成其书。已成部分，又为狂童毁其卡片。到南京后，弟子徐君不敏而好学，有‘参也鲁’之风。邀之合作，迄今又十年，居然卷帙可观。”但是此书的首创之功，当然属于程先生。自清代以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代有其人，有关校雠学的著作也不断出现。然而，对校雠学的四个重要部分即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且将论述重点由历史源流转向实际应用，则《校雠广义》堪称开创之作。读者不仅能从本书中了解这门传统学问的历史形态，而且能获得如何运用它进行文史研究的实际指导，后者也许是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

    第三册所收的是文史研究著作，即《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三种。程先生所写的纯史学著作有《史通笺记》一种。《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很受史学界重视。可是此书虽经卢文弨、浦起龙等学者之整理、注释，而难解、误解之处仍然很多。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下苦功钻研《史通》，并曾在大学开设《史通》课程。他广搜善本，博采各家校记及有关论著，以“笺记”的形式对前人研究《史通》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此书实为近代《史通》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程先生因此被史学名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刘知幾）之功臣”。《文论十笺》是文学批评史著作。程先生对古代文论有深入的研究，此书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选出十篇文章，先作详赡的笺注，然后结以案语。从表面上看，此书仅是一部简要的文论读本，但它的实际意义远远溢出于此。本书所选的文章计有陆机一篇、刘知几两篇、章学诚五篇、章炳麟一篇、刘师培一篇，选目独具手眼。其编排不按时代而依内容，也具有现代意识。十篇文章分别副以“论文学之界义”“论文学与时代”等标题，事实上构成了具体而微的理论体系。文末的案语也多有精到的见解，颇能帮助读者领会文章的现代意义。正因如此，此书很受读者欢迎，自1942年以《文学发凡》的书名刊布以来，屡经修订，多次重版。《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文学史专题研究。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钦佩，在学术研究中深受陈氏的影响，本书就是借鉴陈氏倡导的诗史互证之法所取得的硕果。早在1936年，程先生把陈寅恪的著名论文《韩愈与唐代小说》由英文译成中文，从此对陈文中涉及的“行卷”这种历史现象进行了长期的钻研，终于写成这本专题论著。本书对行卷这种伴随着唐代科举考试的文化现象作了全面的考察，并对行卷与文学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样，文学史界长期聚讼纷纭而不得确解的一个问题，即唐代科举对文学到底有何影响，就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本书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论点新警，切切实实地解决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本册所收三种著作的性质不完全一致，但都属于广义的史学研究。程先生一向喜爱史学，即便在农村牧牛饲鸡时，仍分秒必争地通读了从晋到隋的多部史书，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在处理古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如鱼得水，也使他在论述古代文学专题时总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而体现出重视“长时段”的史家眼光。

    第四、第五册所收的是文学史著作，因篇幅关系，第四册收《两宋文学史》一种，第五册收《元代文学史》和《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种。《两宋文学史》是程先生与吴新雷教授合著的，两位作者都对宋代文学史下过很深的功夫，但相对而言，程先生对宋代的诗词古文理解得更深一些，而吴教授则对小说戏曲研究得更多一些，所以他们的合作获得了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效果。《两宋文学史》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论述了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内容，如宋代四六等；二是对于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有更细致深辟的阐述，如吴文英词。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它非常注重揭示史的线索，在突出大作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对形成文学潮流的中小作家群予以充分的关注。此外，它非常注意一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在清晰地勾画各种文体内部的发展脉络的同时，也对不同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进行了论述，如宋四六对小说戏曲的影响等。虽说最后一点由于缺乏学术积累的前资而展现得不够充分，但这毕竟体现出力求创新的探索精神，格外引人注目。《元代文学史》是程先生与弟子吴志达教授合著的，此书从属稿到出版，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此书原名《元代文学史讲义》，是程先生在武汉大学时编写的讲义。1957年春季，程先生开始讲授元代文学史。课程尚未结束，他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随即失去讲课的资格。在前途未卜，不知此生能否重上讲坛的情况下，程先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坚毅顽强的意志续写讲义，计划写完后即付印。可惜形势急转直下，程先生很快开始“侧身刍牧间十八年”的苦难生涯，一切写作都不再可能，付印的计划更成泡影。此时全书尚未完稿，但部分手稿幸得保存。二十多年后，程先生与当年曾听他授课的弟子吴志达谈起修订《元代文学史讲义》之事，意在嘱托弟子续完全书，然未及深谈，程先生遽归道山。三年以后，志达学长主动请缨续修此书，陶芸师母遂将遗稿交付之。志达学长本着光大师门学术的强烈意愿，仔细体会原稿的学术观念，努力回忆当年亲聆音旨所得的印象，对原稿进行修订、增补，尽经十年辛苦，终于完成全书，篇幅则从原稿的十余万字扩展到二十余万。出于谦抑，也出于对程先生的敬仰之情，志达学长将此书署作“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考虑到志达学长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及实际贡献，也考虑到收入全集的另外两种文学史著作的署名通则，现将《元代文学史》改署为师生合著。

    程先生与志达学长泉下有知，当获俞允。《元代文学史》付梓后颇获学界好评，志达学长的高足陈文新教授之评语最称妥当：“这部由特殊的作者在特殊时代写成的特殊的文学史，在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必将以其特殊的价值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是程先生与弟子程章灿教授合著的，因师生二人都姓程，故书名冠以“程氏”二字。中国古代的史家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最高目标，所以最能体现中国史学精神的史学著作应是贯通古今且具有鲜明史观的通史。程先生治学文史兼擅，他的文学史研究也贯彻了上述史学精神。他认为研究文学史不应局限于某一段时期，只有贯通古今才能准确把握整个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并深入理解其内在精神。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曾应历史系主任吴于廑先生之请，为历史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学通史。那门课由他独自承担，从上古一直讲到近代，从而留下一部通贯整个文学史的讲义，《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即根据该讲义为基础进行充实、提高而成。本书的论述重点不再是某些作家作品，而是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诸如文学观念的传承演变，各种文体的兴盛衰落，文学技巧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演变过程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与以往的文学史著作相比，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它不再满足于提供文学史的许多断片或轨迹点，而是力图描绘出一条完整的线索来。以五十多万字的篇幅涵盖从上古迄现代的全部中国文学史，本书可称开创之作。

    第六册所收的是关于古典诗歌的论著，即《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杜诗镜铨批抄》《读宋诗随笔》四种，前二种是论文集，后二种是批点与品评。程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相当广阔，然而他用力最勤、创获最巨的则是古典诗歌的研究。也许可以说，关于古典诗歌的论文标志着程先生学术造诣的最高峰。《古诗考索》共收论文39篇，所涉内容上起汉末古诗，下迄今人所作旧体诗，而以唐诗为主。所论题旨小至一字一句意义的辨析，如《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大至整个古典诗歌的内在规律的探讨，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这些论文中最受学界称道的是从研究具体作品入手而终于导出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也即人们通常称为“小中见大”者，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显然，它们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了某些具体的问题，而在于为学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被开拓的诗世界》则是一部关于杜诗的论文集，其中部分论文是程先生指导学生莫砺锋、张宏生分别写成的，故师生三人共同署名。程先生对杜甫深为敬仰，对杜诗研究下过很深的功夫，曾在好几所大学里开设过杜诗课程。他晚年在南京大学重开此课，除了讲授杜诗学知识外，更着重启发学生进行专题研究，本书实即程先生的杜诗研究与杜诗教学的双重成果的结晶。有关杜诗的研究论著早已汗牛充栋，本书的特点是始终把杜诗置于古典诗歌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从而为杜诗学提供了崭新的切入点和宏阔的视野。《杜诗镜铨批钞》是以传统方式对杜诗所作的批语，因所论杜诗之编次皆从《杜诗镜铨》，故有此称。原来附于《被开拓的诗世界》之后，现抽出自成一编。《读宋诗随笔》原名《宋诗精选》，因其中部分选目与《古诗今选》重复，编入全集时乃删去注释而保留解说，并改称今名。此书以“随笔”的形式来评析作品，行文有较大的自由度，故修短合度，笔随兴至，既有点到为止的三言两语，也有淋漓酣畅的大段议论。书中有许多关于宋诗的真知灼见，又出之以平易晓畅的文字，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也更鲜明地呈现出程先生的学术个性。

    第七册所收的是古典诗歌作品选，即《古诗今选》一种。此书的属稿始于1956年，是程先生与沈祖棻先生合作进行的，后因沈先生不幸去世，乃由程先生独立完成。此书的内容包括八代诗、唐诗和宋诗三个部分，涵盖了五七言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几个时期。选本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程先生对此深有会心，所以此书从选目、注释到讲解、评析，都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选家的诗学观点。在《古诗今选》之前，具有通代性质的古诗选本主要有三部：一是宋末元初方回所选的《瀛奎律髓》，它是一部唐、宋两代的律诗选本。二是清代王士禛所选的《古诗选》，它专选历代的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五古部分上起汉代，下迄唐代；七古部分则上起汉代，下迄元代。三是清代曾国藩所选的《十八家诗钞》，它上起汉末的曹植，下迄金代的元好问。这三部古诗选本都是《古诗今选》参考的范本。然而《古诗今选》毕竟有很强的独创性，它所体现的选家眼光已经超越前人。在诗体上，《瀛奎律髓》专选五七言律诗而不选古体诗和绝句，《古诗选》则专选古体诗而不及律诗和绝句，《十八家诗钞》虽然不限诗体，但它于王维、孟浩然只选五律，于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则不取五古，仍然多有局限。《古诗今选》则各体皆收，而且在五七言诸体之外选入少量优秀的六言诗、杂言诗以示在五七言诗成为诗体主流后仍有其他诗体的存在。这样就能让读者对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有比较完整的把握。《古诗今选》的选目也有非同寻常的特点和价值。在八代诗人中，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依次是：陶渊明12首，鲍照8首，曹植7首，庾信6首，阮籍、左思、谢灵运、谢朓皆为4首。如果说陶渊明高踞八代诗史的首席是从苏轼以来的传统看法，那么将鲍照列于第二位，以及将庾信列于大谢之上，显然是独到的选家眼光。在唐代诗人中，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依次是：杜甫33首，李白27首，王维16首，白居易15首，韩愈11首，刘禹锡、李商隐皆为10首，李颀、王昌龄、元稹、杜牧皆为7首，孟浩然、岑参、柳宗元、李贺、温庭筠皆为6首，陈子昂、张九龄、高适、李益、韩偓皆为5首。在这份名单中，韩愈、刘禹锡、李颀、柳宗元、韩偓的地位都比一般的唐诗选本有所提升，而入选杜诗超过王维诗的一倍，尤见手眼。在宋代诗人中，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依次是：苏轼22首，王安石17首，黄庭坚、陆游皆为15首，陈师道、陈与义皆为10首，欧阳修、范成大皆为7首，杨万里、林景熙皆为6首，梅尧臣、刘克庄、谢翱皆为5首。其中王安石之位居第二，黄庭坚之与陆游平起平坐，二陈之超过欧公与范成大，都是不同寻常的选法。如果从通代的角度来看，《古诗今选》中入选作品较多的大诗人名单中前五位分别是：杜甫、李白、苏轼、王安石、王维，而白居易、黄庭坚、陆游三人则并列第六。显然，这不但对那种崇唐黜宋的传统诗学观念有着摧陷廓清之功，而且体现出宏通的视野和深远的眼光。从入选作品的诗体来看，《古诗今选》也有鲜明的特点。此书对各种诗体无所轩轾，但对于各家的诗体倾向则非常关注，比如王昌龄的7首诗全是七绝，充分显示出这位“七绝圣手”的特长。又如韩愈的11首诗全是古体，充分显示出其雄奇古奥的风格。此外如李商隐的10首中选律诗8首、绝句2首，陆游的15首中选五言诗1首、七言诗14首，都充分体现出各家在诗体上的特点和优点。凡此种种，皆说明《古诗今选》是一部眼光深邃、个性鲜明的通代诗选，它体现出程先生对整个诗歌史的独特观照，也体现出复归诗歌审美本质的独特旨趣。

    第八册所收的是诗文作品，即《闲堂诗文合抄》《闲堂文薮》和《桑榆忆往》三种。《闲堂诗文合抄》是程先生各体文学作品的汇总。程先生生于诗人之家，自幼即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那些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中，也始终不废吟事。可惜他中年因非罪获谴，旧稿毁于一旦，所以平生的五七言诗作只残存二百余首。这些诗中不乏清丽芊绵之作，也有廉悍奥峭之篇，但其主导风格，则正如钱仲联先生在《序闲堂诗存》中所云，“于蒹葭楼主人为近”，也即近于黄节先生的诗风。黄节诗风本以陈后山为宗，故程先生的诗风也以平淡质朴为基本特征。然而它们在平淡的语言外表下蕴藏着抑塞历落、豪荡感激之情，它们通过对自身遭遇的悲欢离合的诉说而表达了儒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淑世情怀。程先生平生不甚作词，所存词作仅有《闲堂词存》中的十余首，但其中不乏情文并茂之佳作，例如哀悼沈祖棻先生的两首《鹧鸪天》与哀悼王瑶先生的两首《浣溪沙》，都是感人至深的传世名篇。程先生晚年颇喜用文言撰文，这些文字短小精悍，文采斐然，已臻老成之境，具有美文性质，故单独编为一辑，题作《闲堂文存》。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言文逐渐退出文坛。其实文言、白话各有优点，不宜偏废。《闲堂文存》所收作品，大多属于序跋及墓铭、墓表之类，当然与此类文体之历史渊源有关。但其中也有怀人、忆旧的短文，如追怀唐圭璋先生的《圭翁杂忆》，内容与收进《桑榆忆往·音旨偶闻》的《忆刘永济先生》《黄季刚老师逸事》诸篇相近。前者用文言而后者用白话，但都将前辈学人的嘉言懿行写得栩栩如生，形神兼备。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这正体现出程先生在文体论上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通达意识。程先生虽然以研究古代文学而知名，但他决不是埋首于故纸堆而不问窗外事的学究。他对现实非常关心，对当代文学也十分注意。他在青年时代曾热心于新诗创作，与好友孙望先生等组织了“土星笔会”，并创办新诗刊物《诗帆》。虽说他后来因专注于古代文学研究而不写新诗，但留存下来的新诗作品却是现代诗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个记录。现经整理删选，把这些作品编成《新诗少作》，附于《闲堂诗文合抄》之末。

    《闲堂文薮》也是程先生的论文集，所论内容较杂，有别于《古诗考索》之专论诗歌，故另编此集。程先生认为全书内容“繁如薮泽”，乃沿用唐人皮日休《文薮》之题。本书共分三辑：第一辑8篇，其中《韩愈与唐代小说》一篇，是陈寅恪先生于1936年以英文发表的论文，收入本辑的是作者的译文。其他7篇涉及散文、辞赋、词曲、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第二辑是汉魏六朝文学散论3篇，原是作者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学史的讲义，今天看来，仍有可参考之处。第三辑8篇，皆有关校雠目录学。写作时间约在1935年至1942年，是为在金陵大学和武汉大学讲课之用。后来此类课程久不设置，直至1980年后程先生为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的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时，始由同学录音整理成为《校雠学略说》，是为日后《校雠广义》的蓝本。这8篇文章是程先生校雠学思想的滥觞之源，自然具有独立的学术史意义。《桑榆忆往》是程先生的回忆录，乃张伯伟教授所编。此书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劳生志略》，是程先生的口述自传，由张伯伟记录成文。第二部分是《音旨偶闻》，共收4篇文章，内容是程先生对刘永济、黄季刚与汪辟疆三位老师的回忆。第三部分是《书绅杂录》，共收8篇文章，内容都是程先生讲学的记录稿，记录者既有及门弟子，也有程先生的外孙女张春晓，当然，后者也是程先生的再传弟子。第四部分是《友朋评议》，共收8篇评议程先生学术的书评，撰者既有程先生的学界友人，也有其弟子或后辈。《桑榆忆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程先生的一生经历曲折，数次遭遇沧桑世变，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年轻时及见许多学术宗师，如黄季刚、胡小石、刘衡如、胡翔冬、吴瞿安、汪辟疆等，都是他亲承音旨的前辈。又如陈寅恪、朱光潜、朱自清、庞石帚等，都是他有所请益的学者。他的夫人沈祖棻教授是当代杰出的女词人，患难夫妻，文章知己，学术上多收切磋之益。凡此种种，都成追忆。程先生诲人不倦，他常为弟子或其他后学释疑解惑，留下许多言简意赅的学术观点。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深受学界重视，友朋及弟子对其学术成就的评论皆从某个侧面体现其人其学的特点。总体看来，这部回忆录不仅是程先生个人生平事迹的记录，而且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几代学人的嘉言懿行和歌哭悲欢，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第九册所收的是书简，即《闲堂书简》一种。初版《程千帆全集》于2000年问世以后，师母陶芸先生认为程先生写给亲朋友好的书信中有许多商讨学术的内容，可以作为其著作的补充，应予整理成书。在程先生的后人和学生的帮助下，经过征集、誊录、编次等步骤，陶先生终于将近千封书简整理成书，并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年以后，此书漏收的书简陆续出现，所收书简的系年等方面也发现了一些错误，在程门弟子及程丽则师姐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于2013年出版了增订本。其后我们又收集到遗简三百余通，于是重加增订，收入全集。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好学深思，终生不倦，他的书信中最常见的内容便是商讨学问。由于是书信，不可能发表长篇大论，但是那些简约的三言两语往往闪耀着真知灼见。试举一例：《致张三夕》之二七中纠正学界关于陈寅恪的一种误解：“陈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竟然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程先生还常常在书信中为学生或其他年青学人答疑解难，或指示治学门径。也举一例：《致余恕诚》之四曰：“承问课题，我觉得唐代文学是一座很大的富矿，到现在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发，特别是文学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陈寅恪虽提出唐代内乱与外患的连环性，这个题目在文学上的表现就很少人涉及过，如果先生有兴趣，是否将这个问题作一个比较彻底的清理。这可能在文学上表现的不多，但间接上可以开发的不少。”书信是最纯粹的“个人化写作”，它最能体现作者的真性情。程先生的书信大多直抒胸臆，在毫无修饰的文字中洋溢着真情实感，例如《致万业馨》之二三云：“千帆自到南大后，得可传业者数人，著述得诸友生之助，亦大体完成。残年八十有六，耳聋目盲，自然之数，故终日枯坐，亦无可埋怨处。惟偶然细数平生，虽经忧患似若无可悲者，然为国为民，亲情友谊，则愧负实多。朱古微晚年词云：‘忠孝何曾尽一分’，‘可哀惟有人间世’，每一念及，辄忉怛不能去怀。出版社多劝录音，说平日可念之事。但每一念及，则泪如泉涌，岂尚有心及于文字？”此种文字，真乃尼采所谓“以血书者”的天地间至文。程先生的书信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走过的人生道路及其心路历程，也记录了大量关于文坛和学林的珍闻、掌故，活跃着许多著名人物的身影，全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第十、第十一册所收的是日记，即《闲堂日记》一种。日记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体，原属史官之职责，如汉人刘向《新序》云：“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其后文人逐日记事之文亦称“日记”，宋人陆游谓“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老学庵笔记》）。及至晚清，遂出现以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为代表的“四大日记”，成为影响颇巨的特殊著作。一般来说，日记的主要优点是逐日记事与始终不辍，从而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程先生的日记，始于少时在家塾有恒斋中读书之时。他进入金陵大学后，还曾将日记中有关《礼记》的部分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可惜程先生后来屡遭动荡，已无法每日作记，即使作记也难以妥善保存。所以现存的程先生日记，竟是始于1979年3月15日，其时他年近七旬，已臻暮年。虽然如此，这部日记仍然多达13册，前12册主要由程先生手记，少数地方由陶芸先生代记。最后1册则全由陶芸先生代记。日记记录了程先生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举凡教学、著述、出差开会、亲友交往等，应有尽有，细大不捐。虽然残缺不全，仍如吉光片羽，价值非凡。试看徐有富教授所编《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全书篇幅为900页，自1909年至1978年仅有283页，而从1979年迄2000年则多达617页，主要得益于日记之功。程先生晚年目昏手抖，日记之字迹相当潦草，难以辨认，整理者程丽则师姐与程门再传弟子许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厥功甚伟。

    第十二册所收的是附录四种，其中《治学小言》一书曾于198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前有王仲荦先生之序，后有陶芸先生之后记，正文则为短文19篇，内容以治学方法为主，兼及大学文科与中学语文等问题。依照程先生本人的意见，初版《全集》未收此书。如今在程先生身后重编《全集》，理应补收，因其篇幅短小，内容又不易归类，故附于本册。《古诗讲录》一书原题《程千帆古诗讲录》，张伯伟教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程先生晚年移砚南京大学后，曾先后为1976级本科生讲授“历代诗选”，历时一年；为1977级本科生讲授“古代诗选”，历时一学期；为1979级硕士生讲授“杜诗研究”，历时一学期。当时没有留下音像资料，令没有机会“亲承音旨”的后学倾想不已。幸亏三门课程分别留存徐有富、张伯伟、曹虹三位弟子的记录，第一门课程的上半部分则有进修生陈治群的记录，张伯伟据之整理编纂，遂成此书。张伯伟在编后记中说：“三门课程，‘历代诗选’以时间为序，讲解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诗歌；‘古代诗选’则以专题为单元，范围也还是八代唐宋诗歌；‘杜诗研究’属于专家诗，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虽然三门课程各有重心，但都是围绕具体的诗歌作品。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但核心是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的理论和历史；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学的历史与理论就只能停留在表象的描绘和空泛的议论。这是千帆师的一向主张，不仅体现在研究工作中，也贯彻在教学实践上。”评价此书的价值，言简而意赅。《逸稿》专收程先生的遗稿。程先生曾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字甚多，年代久远，或存或佚。今将近年来发现之逸稿汇成一编，附录于此。《学术年表》乃专为此次重版“全集”而编，由徐有富教授率徐雁平、丁思露、杨柯等人合作而成。有富兄曾撰《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掌握谱主资料极为丰赡，由他亲率弟子编制此表，删繁就简，驾轻就熟，必有可观，遂附于此，以为《全集》之压卷。

    从以上的粗略介绍可以看出，程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宏阔，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部六百多万字的全集，就是他一生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他六十年心血的结晶。那么，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呢？ 我以为是有的，那就是沈祖棻先生在《古典诗歌论丛》的后记中所揭橥的，“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考证与批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前代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精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绝少往来。甚者至于互相轻视，唯我独尊。精于考证的学者常常觉得专事批评的人流于空疏，而长于批评的学者则往往认为专攻考证的人陷于烦琐。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当是当代第一人。

    一般说来，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文献学的研究，即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校勘、辑佚、整理，力求提供确实可靠的文本。二是历史学的研究，即对千头万绪的文学史实进行考订、甄别、梳理，力求掌握文学史长河中每个环节的真实面目及其来龙去脉。三是美学的研究，即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自身价值进行解读、阐释、评析，力求最充分地实现现代人对古代作品的审美接受。四是哲学的研究，即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对古代文学进行宏观的把握，力求揭示其根本规律及其在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普遍意义。从程先生的著述及日常言论来看，他所说“考证”包含着前两项内容，而“批评”则包含着后两项内容。由此可见，程先生所倡导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古代文学作全面的、多层次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学术门径。应该指出，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学者把精力集中于某一个层次的研究是完全合理的。程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他对同辈乃至后辈学人专攻某一层次的研究而得到的成就都深表赞许。但是，就整个学术界而言，必需有部分学者兼通考证与批评，而专攻其一的学者也不能与另类研究隔膜、疏离，这才能够融会贯通，真正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程先生的研究工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部文集正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范例。

    程先生重视文献整理，他亲自主编《全清词》和《中华大典·文学典》，而且下大功夫钻研校雠学。他重视史实考订，为了弄清唐代行卷之风的真相，曾在史料中钩沉索隐达数十年。他具有卓异的审美能力，在艺术体会和风格辨析方面尤见功力。他也善于从纷繁杂乱的现象中抽象出理论来，曾对古典诗歌的一些普遍规律有所揭示。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并不把考证和批评视为各自独立、畛域分明的两类工作，而把它们看作互相依存、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他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专题论著固然是兼有考证与批评的综合研究，他的许多单篇论文也同样是融考证与批评于一体的范文，例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与八个醉的》等文，都是从对史实的精密考证和对作品的细致分析入手，双管齐下，然后推导出重要的结论。程先生在古代诗歌的研究中所以能触手生春，独得圣解，除了天性颖悟和思力强劲等因素，正确的方法论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读者很容易注意到以下事实：这部全集的总字数不是很多，而且有好几种著作是程先生与他人合作的，这是特殊的时代所造成的结果。1957年，像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正当盛年的程先生因直言而获罪，从此被剥夺了近二十年的工作时间。等到阴霾散尽，大地春回，程先生重返课堂和书斋时，他已年过花甲。妄加的罪名可以平反，贬损的待遇可以恢复，但是被耽误的时间却是无法挽回的。从45岁到65岁的二十年光阴，正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一生中的黄金阶段。尽管复出后的程先生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尽管他的才思依然十分敏锐，但要想亲手完成计划中的全部学术课题，毕竟力不从心。况且重执教鞭的程先生视教学为第一要务，为培养后辈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于是程先生的好几种著作采取了与人合作的方式，合作者中有他的同事，更多的则是他亲自指导的学生。应该说，这些合作实际上也是程先生培养后辈的一种方式，合作者通过实际操作而获得了方法训练，也通过讨论质疑而锻炼提高了思辨能力，所以它们具有薪尽火传的特殊意义。然而毋庸讳言，如果程先生没有丧失二十年时间，如果他一生的学术活动没有中断，那么他完全可以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从容不迫地独自完成这些著作，并使它们的学术水准更上一层楼，他也一定能够写出更加卓越的其他著作。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于是这部全集只能以目前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读者看到这部全集时，千万不要忘记它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历经坎坷的学者的学术记录，是一部忧患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