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被折叠成镜面

    《读与被读》所谈论的对象是西方正典中的悲剧故事。共涉及11部悲剧，包括：《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浮士德》《巴黎圣母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尤利西斯》《雪国》以及《洛丽塔》。这是刘文飞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一门名为“外国文学名著导读”课的书单，对这些书的讲析构成了他的文学讲稿。

    将文学讲稿结集成书的例子有很多，譬如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史诗》等。这些书大多会从作品的某个角度去靠近和分析文本，“角度的多样性”几乎是这些书最显著的目标。《读与被读》也和这些大师们的讲稿有相似之处：每个篇目里都在着重讨论文学或文艺学中的某一个问题，如：作者的主观情绪渗透、文学与建筑、细节问题、现代性问题与情色问题等。如同一个多棱镜般在时时刻刻展露着文学的繁复与缤纷。

    刘老师对名著的“赏析”绝不仅仅是为了引导读者的目光应该望向文学名著的何处，又或者为了展示某一个主题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如何绚烂多变。读者应该意识到，在《读与被读》中，文学在逐渐成为某种方法和媒介被用作来破译世界的法则和秘密。这十一篇文学讲稿或多或少地在指向同一主题：对双重性的研究。它的这种整体性和连贯性也是《读与被读》和其他文学讲稿最惹眼的区别。

    对小说人物双重性的研究大多体现在某一个小说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复杂性。精神病大词典对于多重人格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人具有两个相对独特并相互分开的亚人格，是为双重人格，是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然而，在《读与被读》中，对双重性的关注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双重性不仅仅单一地显现在某一个人物身上，而是在多个人物身上：文学被折叠成镜面，矛盾和对立无处不在。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主角哈姆雷特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几乎变成了疯癫的符号。他自身命运悲剧的诞生一直是古往今来研究的主题之一，所以“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穷追深究的，就是他性格的矛盾性，或曰双重性。”他的矛盾性和双重性无疑是造成他自身悲剧的最大因素。刘文飞老师在《〈哈姆雷特〉和双重人》中指出了哈姆雷特自身所承载的复杂性，但是文章并没有详细讨论哈姆雷特作为单一个体的双重性，甚至他的多重性——他疯癫的时间节点和触发他癫狂的因素不是文章的主题——而是将人物放回了戏剧的张力之中，“哈姆雷特自身是一个双重人，但莎士比亚在剧中还设置了若干与他构成比照的形象，他们也可被视为哈姆雷特的双重性的外化”。刘老师将所有人物看成哈姆雷特的镜像的比对：“奥菲利娅是阴性的哈姆雷特”，“雷欧提斯是反面的哈姆雷特”，而“霍拉旭是简单的哈姆雷特”，这些人物“是哈姆雷特性格某一侧面的放大，或者说，他们的性格与哈姆雷特性格的某一侧面构成了呼应或对照”。

    将多重性的范畴放置在多个人物身上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了其他篇目中，如在文章《〈雪国〉的死亡主题》和《〈洛丽塔〉的颜色》里。刘文飞老师将《雪国》里的两个女主人公形容成“一对姐妹，是岛村的两个欲望对象，一个是岛村肉欲之爱的对象，一个是岛村精神之爱的对象。最后，驹子紧紧抱住叶子的身体，象征岛村意识中两个分裂的欲望对象重新合体”。在对《洛丽塔》的解析中，刘文飞老师引用了纳博科夫对主人公亨伯特的描述：“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却努力显得很‘动人’”。除了他自身的复杂与双重性，刘老师接着说到，奎尔蒂作为亨伯特的那个镜像人物：“亨伯特也把作为自己的第二自我的奎尔蒂当作猎捕对象，并最终杀死了他”。

    刘文飞老师将双重性的研究放入两个人物形象中，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形象中，在向我们揭示一种认知，即，两个对立的形象在某种层面上无法互相渗透的本质，他们单一独立的个体形象与行动注定了某种恒定不变的选择和冲突；变化是混沌不清的，甚至是停滞的。两者没有中间地带，他们各自代表着两个密不透风的世界。所以，在《读与被读》中，刘文飞老师所关注的“双重概念”时常是两个极端化的物和象，不是某个中和或过渡的概念，他们囊括了边缘，他们也就是边缘的那丝界限。

    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双重性和复杂性稍有不同，我们理解人物的方式常常是“虽然他是这样的性格，但是他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来解释我们难以参透的行为对象的无常和反复。刘老师将这种自身的复杂性往前又推进了一步，从微观世界推向宏观世界，一部作品就是一个世界成立的方式和孵化过程，其中的无数的人物，不过是对这个“一”的复制和映照，他们显现的方式不同不过是由于制作、环境、气候等因素造成的偏差而出现的“虚拟”的象，撕开表皮的话，每一个形象不过是参照本体而产生的镜像，即使是虚拟的，但它的存在却是难以被毁灭和吞噬的，甚至是重要的，倘若世界想要达到恒常，这个宇宙运行的方式便是需要无数对立的存在。

    如果用刘老师对双重概念的阐释去理解这本书中的其他文章，读者会发现，这种观点几乎贯穿了整本书。刘老师指出，《荷马史诗》“充斥着战争的残忍和杀戮的血腥”，但也时时处处体现着荷马对人类的悲悯，他的悲悯是“一种美学立场”，他的文字时刻表达着“对人类苦难的感同身受，对任何一个具体人的具体不幸的深切同情”，这两部史诗是对人类悲剧历史的哀歌，残暴必须存在，不然悲悯无处安放。而《神曲》里也是如此，但丁“热忱歌颂现实生活的欢乐和美，又把这一切仅视为彼岸世界的准备”。更别说，在《唐吉诃德》中，大喜便是大悲的论述；《巴黎圣母院》中，作者追求美的对称，每个细节和人物都呈现出如建筑般完美的闭合方式与精致的雕琢。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本书的题目，《读与被读》，它自身就隐含着密码——双重性。究竟谁在读，谁在被读，这个咒语般的问询将世界切割成不同的棱面，每一个明暗交接处都清晰、饱满而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