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探索民俗学中国化道路的钟敬文

    2023年是钟敬文先生120周年诞辰。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人民的学者”“中国民俗学之父”。

    钟敬文的学术道路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由古典诗词入手，在中西激荡中逐步深入到民歌民谣，进而再到民族的整体文化。这条由古而今、打通雅俗的道路赋予了他的理论以宏大的文明视角、实证的研究方法与脚踏实地的本土性立场。

    中国的现代学科是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中产生的，一百余年来，在众多学界前辈的努力下，诸多海外舶来的学科经历了本土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学林中的璀璨明珠。其中，钟敬文在探索民俗学的中国化道路上，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在中西交汇中成长的学者

    1903年3月20日，钟敬文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1920年，钟敬文进入陆安师范学校，开始致力新文艺的创作，并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我们怎样思考》等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在其时西方先进理念的引导下，他逐渐由一名“乡夫子”转变为一个兼具国学修养和现代立场的新知识分子。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钟敬文一边在家乡当小学老师，一边坚持文学创作，同时在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他对歌谣的关注，既受到传统国学的影响，在阅读古代诗文集的时候，他就接触到很多乐府歌谣与民间谣谚，并被其天籁般的文辞所吸引，而“五四”关注底层，眼光向下的平民视角，进一步激发了他对于民间歌谣的兴趣。此时的钟敬文开始以民间文艺参与到五四运动中，他给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投寄了大量稿件，既有采录的粤东歌谣，也有《谈谈故乡医事用的歌谣》等研究性的文章，在时代的风潮激荡中奏响了民间文艺之歌。2000年，年近百龄的钟敬文接受访谈，有这样的追忆：

    我原来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代诗歌。原来也做旧诗，到五四时期就不敢做了，要做新诗。即使做新诗，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还是拉拉扯扯的……由于我对古典文学、对诗歌的爱好，因此对于当时北大的歌谣运动我就非常感兴趣。由于受北大的影响，全国的地方刊物（省里的、县里的）都登载歌谣，我当时在广东，先是从地方刊物上受到影响，后来我就直接和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常惠先生取得联系，以后又和顾颉刚先生联系。当顾先生进行孟姜女研究时，我和他通过五六次信，我也在北大的《歌谣》周刊上发表文章，慢慢地引上了“贼船”。（叶涛：《钟敬文教授访谈录》）

    1926年，早已不满于故乡沉闷气氛的钟敬文来到了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工作，并与顾颉刚、杨成志等学者有了深层次的交往。在开放的环境中，他的学术眼光得到进一步的开阔，对于当时欧美和日本的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学术研究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撰写了《中国印欧民间的故事之相似》《呆女婿故事探讨》《〈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等文，在学界崭露头角。此后，他又在杭州等地教学，并在1934年初到日本深造，在日本人类学家西村真次门下学习欧洲与日本的民俗学与文化学理论，尤其是充分吸收了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相关理论。

    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钟敬文的知识储备日渐丰富。钟敬文后来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说，东京之行使他在民俗学、民族学、原始社会史和文化史几个领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些成为他后来学术思想中最为坚实的组成。在中西文化对比下，他也日益意识到中国民俗学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单纯沿袭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是不能完全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的，如何根据中国自身的特点建立起更本土化的理论框架，成为他始终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他撰写的论文如《盘瓠神话的考察》《老獭稚传说之起源地》等，均是立足中国本土材料，又充分吸收海外理论的精到之作。其中，《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已经逐渐对他早期信奉的英国人类学派的“遗留物学说”（即把民间文学视为原始文化的遗存）有所反思与补充，提出要关注民间文艺与当下民众生活的紧密关系，将民间文艺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提出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学科方法论。这一理念体现了他立足中国现实，推动民俗学朝着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发展的追求。

    二、在实践中形成的学问

    20世纪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往往将“学”与“用”结合起来，在学术研究中探求救国救民之道。钟敬文也不例外，1936年回国后，他在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并在国立西湖艺术院任文艺导师，继续他的民俗学研究事业，他将研究的对象，从民间文艺扩展到岁时习俗、人生礼仪、民间游艺等各个方面，并提倡从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角度对其展开研究，当时的他还在浙江民众教育馆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并撰写了相关文章，宣扬搜集、研究民众艺术的必要性。

    在抗战的淬炼中，钟敬文的治学境界得到进一步开拓。1941年，钟敬文再度到迁至大后方的中山大学任教。他开设了民间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课堂为他施展知行合一的理想、推行社会调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特地组织学生在桂林展开文化考察，同时还编辑了《民俗》《文艺集刊》等刊物。长期的文艺创作、民俗学的广阔视角与抗战以来的社会实践使他的课程和著述既包含了深刻的学理，又具备了敏锐的现实针对性，深受学生的爱戴。

    在和进步力量的接触中，他进一步吸收了马列主义的精华。他当时的著述大量吸收延安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实践与知识，他撰写的《谈〈王贵与李香香〉——从民谣角度的考察》等文章，已经对延安作家提升民间文艺使之为新文艺服务的实践有了深入的研究，涉及民谣与文人创作、文艺大众化、如何吸收民间创作的技巧等一系列学理问题。此外，钟敬文为学生系统讲授了民间文学的课程，从当时留下的课程讲义来看，他对民间文学的思考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成熟的学科体系，其中既包括多学科的思考，如从社会学视角思考民间文学的起源，从美学、文化史、文艺学看民间文学的价值，又包括对神话、传说、故事等多种体裁的分析与介绍，还包括对民间文学与通俗文艺、文人创作关系的理论思考，以及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方法。总体而言，这一体系既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论为指导，又有着实证主义讲求科学与证据的追求，又表现出吸收民间资源推动新文化建设的文艺自觉，从而在当时的民间文学学科体系中独树一帜。而这一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他多年以来知行合一、脚踏实地的学风。

    三、保持学科的中国特色

    1949年5月，全国沐浴在即将胜利的喜悦中，钟敬文结束在香港达德学院的教学，坐苏联轮船回到内地。抵达北京后不久，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他于1949年秋季开始讲授民间文学、现代新诗等课，同时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兼授民间文学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专职教授，并担任副教务长、科学研究部主任、中文系主任与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新社会将民俗学视为资产阶级学科，但高度重视民间文学。1950年政务院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已经把“民间文艺”设为中国语文系的选修课，同时为民间文学制定了“用新观点、新方法，整理研究民间流传的各种文艺（包括口头的和文字的）以辅助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新文艺的创造”的学科规划，显然继承了延安文艺的传统，将民间文艺视为是新文艺创作的基石。后来，民间文艺研究界积极学习苏联的“人民口头创作”理论，这套理论将民间文学视为文学的有机组成，认为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其包含了鲜明的“人民性”，可以被进步作家和民众用于进一步创造，催生出先进的创作，显然与延安民间文艺的实践是大致契合的。

    敏感的钟敬文认识到这一概念适合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文艺的时代背景，开始积极使用它，于1950年选编了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的《民间文艺新论集》。全书选录的22篇文章皆由进步学者撰写，绝大多数是苏联与延安民间文学学者与作家，如高尔基、林山、周立波等。在收入该书的《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中，他大胆提出了“口头文学，主要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大众的文学”的概念界定，显然已经借鉴了“人民口头创作”的话语表述。在同年撰写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中，他正式使用了“人民的口头创作”的称谓。1952年，钟敬文在北师大成立“人民口头创作学习会”，组织几位爱好民间文学的毕业生参加，工作核心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同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设立“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设置研究生班，正式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名义下展开研究与教学活动。

    在积极向“人民口头创作”靠拢的过程中，钟敬文在知识上的优势得以体现，他积累的很多专业知识和经验，是刚进城的延安文艺工作者所不具备的，故在他的带领下，北师大成为民间文学与“人民口头创作”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桥头堡，他本人也成为学界的领军人物。

    但钟敬文并不满足于跟在“人民口头创作”后亦步亦趋，他也认识到其局限性，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悄然的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国的现实。这种努力，从他保留下来的“人民口头创作讲义”中，能窥得一二。“人民口头创作”的授课重点是史论，在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勾勒从民间文学到作家创作的文学发展过程。钟敬文认识到，这一学科成立的前提是预设了口头文学是先于书面文学且统摄书面文学的，但在中国悠久和复杂的历史中，书面文学与口头传统历来有着频繁的互动，很难用口头到书面的单向影响概括。诸如经典民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在话本和文人拟作中反复出现，很难说清是究竟先有民歌抑或先有文人诗。因此，他反对苏联的教条化预设，有意将授课重点由“史论”转移到“概论”上，将重点放在将对平实、客观的中国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讲授上，如果对比当时的“人民口头创作讲义”和他在达德学院的“民间文学讲义”，会发现在知识框架上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从中不难发现他基于中国现实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

    钟敬文认识到“人民口头创作”理论是学科借以发展的契机，他积极响应，顺势而为；而在实际的理论建构和教学实践中，他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学科的独立属性，对“人民口头创作”进行了改造，从而塑造出了一门更具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学科。

    四、未竟的事业：从“民俗文化学”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民间文艺逐渐与原有意识形态松绑。在开放的空气中，晚年的钟敬文重新接通了中断的学脉，开始反思和扬弃此前的遗产。与此同时，民俗学得到恢复，进一步推动学界从整体性的视野关注民间文艺，也让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审视过往。钟敬文认识到包括“人民口头创作”在内的海外理论既有其历史价值，也需要学界对其不足有所反省与超越。

    晚年的钟敬文延续了他在文化史研究上的理论优势，撰写了《刘三姐传说试论》《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等文，从文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种角度对民间文艺进行探讨，揭示了它们产生、流传的状况和作品的文化、社会价值。同时，他把工作侧重从研究转向学科规划与人才培养。他在北师大积极推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创建了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主编了一系列重要的教材。1981年，钟敬文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之一，此后他指导和培养了大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高层次学术人才。

    晚年的钟敬文对民俗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思考，试图构建一门扎根中国文化传统、具备民族文化的整体视野的学科。基于他贯通雅俗、融汇中西的知识结构，以及参与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大讨论的经验，他将视野放得更广，提出要将“民俗学”扩展为“民俗文化学”，为此撰写了《民俗文化学发凡》等著述。他认为要在中华文化的整体视野中看待民间文化，提出了将中国文化分为上层的贵族文化、中层的市民文化、底层的民间文化的“三条干流论”，这一理论将民间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根基，俗文化则是精英与民间文化之间的桥梁，有力纠正了“五四”以来将官方与民间视为二元对立的激进观点。他提倡要将民俗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民族文化的整体视野中开展“民俗文化学”的研究。他在北师大成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也体现了从大文化观和生活文化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新思考。同时，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民俗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民俗学要改变“向后看”的传统，主动投身当下文化建设，学者需要朝向当下的社会干预意识，积极发展应用民俗学，介入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中。因此，他积极参与到了如何以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讨论中，就移风易俗等议题建言献策。

    在民俗学的理论建设上，晚年的钟敬文是充满焦虑的。他焦虑于中国学人如何在海外理论的冲击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俗学要摆脱“画描红格子”的阶段，不要做海外理论的“派出所”。正是基于这样的焦虑，他于1998年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设想，提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为此，他不顾高龄，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多篇论文中为民俗学描绘了一幅宏观的学术蓝图，在当时的民俗学学界，能够指出这种必要且有能力与声望倡导体系建构的只有这位执学术之牛耳的总设计师。

    2002年1月10日，钟敬文带着对民俗学的不舍情感辞世，“中国民俗学派”也成为了他未竟的事业。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这一构想，体现了钟敬文在新时代的文化自觉和理论焦虑，它无比真诚，体现了一个世纪老人对学科的殷切希望，但如所有具有开拓性的学科设想一样，又不乏思考短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派的形成往往是理论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构想更多地是基于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缺乏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利于理论建设的深化和精致化。

    但另一方面，这一号召以强烈的理论自觉，激励着后来者。进入21世纪后，民俗学者从不同的学术理念展开研究，分门别派已成大势所趋。全球化的时代里，弟子与后学者继承、反思并发展了钟敬文的理想，近年来，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聚焦于对悠久的中国文明和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的阐释与解读，力图从“风俗”“采风”礼俗等概念中提炼出本土化的核心概念和范畴。从本土立场出发，提炼与阐释这些本土性概念和范畴，系统梳理其意义和内涵，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民俗学的中国学派建设。在激活传统资源的同时，学者进一步明确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在民间文学、民俗学、艺术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少数民族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对话协作与理论互鉴中，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理论阐释能力的概念，如“全观诗学”“家乡民俗学”“礼俗互动”“实践民俗学”“神话主义”“传说动力学”等，在开放、对话的环境中铺设着建设“中国学派”的道路。

    钟敬文的学术道路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由古典诗词入手，在中西激荡中逐步深入到民歌民谣，进而再到民族的整体文化，这条由古而今、打通雅俗的道路赋予了他的理论以宏大的文明视角、实证的研究方法与脚踏实地的本土性立场。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并修正前贤的论述，继续推进这种宏大而开放的学术气派，推动民俗学为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同时产生出更多原创性理论，则是当下民俗学者需要进一步继承与发扬的。

    （祝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副研究员，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