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商务印书馆编辑打交道的日子

    █在学界，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商务印书馆有口皆碑。在我心中，它是具体的，实在的，活生生的。一提起商务，我就会想到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那座办公楼，我就会想到伯幼、老武、老徐、希勇、老关、小文等众多朋友。

    █我以为，学术的传统，包括大师的传统是多元化的。就思想的传承这一点来说，编辑的工作必不可少，功不可没。我把他们也看作是学术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我与商务印书馆结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跟张伯幼老师学习德语开始的。屈指算来，已经四十多年了。前些日子好友苏福忠说，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以后请他和周稚淮在四川饭店吃饭，答谢他们帮助我借书复习准备。小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小周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这事我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说，不好意思啊，那我和商务的渊源还要早上好几年啊！ 小苏说，当然！ 话虽这样说，但是和伯幼老师学德文确实令我难忘：他不仅是我的德语老师，也是把我领进商务的人。从此我开始了和商务几十年的交往，也认识了商务一个又一个编辑，和他们成为朋友。小周在字典组工作，不在译著室，虽是好友，和我在商务却鲜有交集，所以我讲商务的故事不太会谈到他。

    我在许多出版社出过书，我认为和出版社打交道，其实是和编辑打交道。商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编辑们。我对商务的印象主要来自这些编辑，他们帮助我出书，我和他们有许多亲身接触，所以我对商务的印象是具体的，实在的。

    张伯幼老师

    大概是1981年上半年，研究生院（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我们开了第二外语课，请商务印书馆的张伯幼老师来教德语，每周一次。我参加了那个德语班，成为伯幼老师的学生。那是我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家都在写论文，一些同学学德语也心不在焉。我倒是非常认真，记得还借了一台录音机，认真跟着学习发音。也许是学过英语，有一些学习外语的经验，再加上比较认真，可能我学得还不错，引起伯幼老师的注意，课后他愿意和我聊几句，这样我就和他熟悉起来。和伯幼老师学外语的时间不长，不足一个学期，具体事情记不清了，只还有一个印象：他的发音很好，讲课很耐心，面带微笑。

    研究生毕业前，我在哲学所（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借到一本书，是瑞典哲学家伊斯雷尔的《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读后觉得很有意思，就和伯幼老师谈了该书的内容，并提出想翻译它。辩证法是国内热门话题，该书大部分内容又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伯幼老师觉得可行，就同意了，并帮助在商务立了选题。这样我就开始翻译起来：是不是毕业后记不清了，肯定是写完论文以后。商务的门槛很高，我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进入了，这在许多人简直就是梦想。多亏了伯幼老师的帮助。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知道我学英语出身，通过教我学德语，他相信我的英语学得还可以吧。也许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在社会上很受重视，被人们看好，伯幼老师也在为商务寻找合适的译者。总之，诸种因素促成了我早早和商务结缘，为此我一直感谢伯幼老师。

    《辩证法》那本书翻译得很快。译完之后，我又找到伯幼老师，提出要翻译罗斯（Ross）的名著《亚里士多德》。有了第一本译稿，伯幼老师认为很好，立即帮助我通过了第二个选题。这本书的翻译不太容易，慢了许多，但还是很快就译完了。记得我是1981年7月研究生毕业，1983年10月去德国。出国之前这两部译稿都已经交到伯幼老师手里了。

    《辩证法》一书出得很晚，大约到了1990年才出版，其间伯幼老师和我说因为内容涉及“异化”问题，耽误了。《亚里士多德》一书出得更晚，大约拖到1997年。1990年代中期商务召开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梁存秀先生发言说到他翻译的《费希特选集》，他批评商务出书慢，他说他如何催促商务的编辑、如何到印厂督促工作，但是4年多才出版。我发言说，梁先生哪里是在批评商务，完全是在表扬商务啊：我的译稿拖了10年还未出版！ 后来商务老总还专门找我询问。我是小年轻，无法和老先生比，我也不太在意，一句玩笑而已。能够在商务出书，能够和商务的编辑成为朋友，这已是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老武”武维琴

    最初到商务印书馆谈稿子时认识了武维琴先生。他和洪汉鼎是北大同学，我和洪汉鼎是研究生同学，都是商务的译者，我和老武常常谈起他。也许是有共同话题，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老武对我很好，也很信任。他曾建议我以方书春等老译者的译稿为蓝本，编辑、校对、出版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译本，我推辞了。我极少合作翻译，对他人的稿子持慎重态度，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老武还多次让我帮助审读商务的稿子。我看过一次，就不愿意再看了，因为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老武对我在商务出书是开绿灯的，我也不能总拒绝，于是有一次接受了一部比较薄的书稿，帮助校对了一遍，结果许多地方几乎改“花”了。老武很吃惊，对我说那位译者是教授，已有译著出版，他只是不放心，为了保证质量才让我看的。我笑着说，这样的工作真没法做，比我自己翻译一遍还要费力。从那以后，老武再也没有让我帮助看过稿子。

    我和老武交往很多，有两件事我非常感谢他。一件是让我参加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另一件是让我翻译弗雷格。我第一次参加汉译名著选题会是1994年，具体是伯幼老师还是老徐把我列入名单，我也不知道，但老武是译著室主任，他要是不同意，我肯定是去不了的。那次会上我见到了哲学界的许多老先生，我是最年轻的，而且年轻人没有几个。从那以后，我一直参加商务的汉译名著选题会。在商务的会上，从老先生们那里我知道了商务的历史，商务在我国思想启蒙、文化复兴和学术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它在老先生们心中的地位。可以和老先生们请教学习，所以我很愿意参加商务的选题会，很在意和商务的交往和情感。老武对我说过，他们的一项工作是寻找、发现和培养新译者。和商务交往四十年，我如今已成为商务的老译者和老作者，我自身的经历可以证实，老武说的是实话，显示的是诚实的态度。

    二十年前我住在建国门附近，离商务印书馆很近，去得也比较勤。1988年的一天，老武拿出商务的选题计划对我说，你看看有什么可以译的。我看到了弗雷格的翻译选题，表达了翻译愿望，老武立即答应了。于是我停下中世纪逻辑的研究，把研究弗雷格放在首位。那时我对弗雷格已经有了一些阅读、理解和认识，选题和翻译进展得非常顺利。老武特意让刚到商务工作的张岚做编辑。张岚是逻辑研究生毕业，有专业知识，工作热情高，编辑工作也进展顺利。

    1992年10月我要去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逻辑与形而上学系访问研究。我对老武说希望离京前可以看到清样。老武做了工作，结果译著出一校清样的时间特别早，连（张）家龙师都说“想不到”。他是商务的老译者，他常说，商务就是突出一个“慢”字。老武还满足了我的一个请求，给我多出了一份一校清样。这样我就可以带着弗雷格译著的清样出国了。今天人们可能不太理解这对我多么重要。那时没有电脑，译稿是写在500字的稿纸上，若带出国则是厚厚的一大摞，太麻烦了。有了老武给的清样就方便多了。我在德国不讲英语，到英国自然也就不说德语，为的是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说的是英语，读的是英文译本，由于带着中译文稿，如同读到德文一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相当于将中文和德文与英文对照着进行阅读，更加深了对弗雷格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和英国人谈起弗雷格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即使和黑尔（Bob Hale）等少数专家讨论弗雷格的思想也是引经据典，不落下风。更好的是，研讨中我还发现译本中的一些问题，加以修正。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1994年出版，如今已出三版。后来我又翻译了弗雷格的《算术基础》，该书1998年出第一版，以后两次再版，并被列入“汉译名著”系列。我对外国朋友说，中国学者和学生学习和了解弗雷格大多数都是读了我的译本，我为此感到骄傲。应该说，这里也有老武的功劳。

    我最初读研究生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毕业以后我计划继续研究，研究完亚里士多德以后研究中世纪逻辑，再以后研究弗雷格，这一计划貌似有理，其实显示出自己对研究的理解十分肤浅。研究怎么可以有“研究完”之说呢？ 今天回想起来，弗雷格著作翻译在老武那里可能只是一个选题，对我却意义不同：它实际上彻底改变了我的研究轨迹和状况。自从翻译和研究弗雷格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头去研究中世纪逻辑，而是一路走下来，直到今天。感谢老武！ 有了他给的选题，才使我提前着手研究弗雷格，才有了我今天对逻辑和哲学的认识。

    “老徐”徐奕春

    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里，和我交往多的还有徐奕春先生。我说“老”指的是年龄比我大。老徐大约长我四五岁，伯幼和老武还要更大一些。最初是如何认识老徐的，如今记不得了，只记得1994年那次商务举办的汉译名著选题会期间我和他已经很熟了，还看过他和林尔蔚、韩文殿一起打牌。1990年代初去商务，办完事情总会到老徐的办公室坐一会，聊一下。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宁波人。他成了我的责编以后，我们来往就更多了。他办公室的桌上地上总是摆满了书稿、清样，打捆叠放，堆满样书，感觉他工作强度很大。他退休前腰出了问题，手术好了以后我还劝他工作不要太拼。他说要好好休息，可还是工作如常。

    老徐待人热心。商务曾给著译者订阅《光明日报》多年，有时年初老徐特意电话问我收到没有，担心因为名单变动而遗漏。每次汉译名著选题会他都会给我打电话，记得有一次去香山饭店，他前一天专门电话来提醒我带上游泳裤，说可以游泳。他的做法好像是出于职责，更像是对朋友。我会觉得他对我关照有加。有一次我去商务谈稿子晚了，老徐还请我到外面吃饭。商务会议餐我受请多次，但是编辑单独请客，这是唯一一次。那次老徐很热情，让我无法推脱。他很坦诚，让我别客气，直言受领导陈小文的委托。在和老徐交往过程中，我觉得他很诚恳，还有些憨厚，处处为我着想。

    我的译著《逻辑大全》（奥卡姆著）是老徐编辑出版的。译稿最初压在商务多年。和老徐成为朋友之后，我托他帮助过问一下。他答应了，很快就出版了。译著《算术基础》也是他编辑出版的。商务编辑水平高，这是公认的。老徐的特点是认真。在编辑过程中，他让我提供了译稿的英文本，后来对译文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曾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像他（商务）这样校对着编辑，一年能完成多少字数。他似乎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只是强调质量。老徐除了做编辑工作，还做了许多翻译。他对罗素情有独钟，和我说过他想出罗素全集，我还向他推荐了厦门大学哲学系郑伟平教授，郑专门研究罗素，他们建立起了联系。商务的许多编辑都做翻译，也都有译著出版，而在成果量方面，老徐应该是名列前茅吧。商务的编辑水准高，按照我的理解，其实也是一种学术含量和水准的体现。

    老徐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出的书不少，唯独老徐做责编的两本书，加印了好几次，每次他都通知我，把样书和稿费单给我寄来。稿费不多，样书也只有两本，但是我会很高兴。我觉得这是对译者负责。他和我说过，他会关注自己责编的书，书库没有了，就会督促加印。我总说，作者译者有著作权益，也签有版权，可以和出版社争取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是与出版社的编辑打交道。和熟悉的编辑争利益，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更何况是朋友。所以我很少“催促”出版社这样那样，觉得让朋友为难了，但是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心里也是不会愉快的。所以我特别感谢老徐，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编辑，不仅对译著本身负责，也对译者本人负责。

    很多年前我曾翻译过达米特的《思想与实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吉人先生联系版权未果，告诉我出不了了。我转请老徐在商务出，他立即上报联系版权，但是没有多久他就生病了。我也一直没有催问，内心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康复。很久以后，他确实无法工作了，才由老关接手此书，重新启动出版程序。该书于2022年出版，我在该书的短序中简要说明出版经过，并写到：“在中国出版界，有一些编辑一直是在踏踏实实从事学术出版工作，他们是令人尊敬的。”这似乎是泛泛而谈，其实是表达我对老徐的敬意。

    希勇和老关

    商务以前译著出得多，专著出得少。后来成立了著作室，开始重视起国人著作的出版工作。我在商务出的第一本专著是《逻辑的观念》（2000年）。这本书在逻辑界影响很大。它的责编是王希勇先生。希勇寡言少语，办事牢靠。该书出版工作前期顺利，在最后清样审读中出了点麻烦：领导对其中一个地方提出修改意见。我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意见，也不同意那种提出意见的方式，甚至有了撤稿的念头。希勇温和而平淡地提了一个折中方案，既满足领导的意图，又不改变书中的观点和内容。我觉得非常好，就采纳了，也对希勇刮目相看。我到清华以后，去商务不太方便了。关群德先生家住清华，我在商务出书的事情改由他来负责。老关很像老徐，对作者热心、周到、负责任。选题、合同、交接书稿、清样等事宜，都是他帮助办的。老关帮助我出了几本书，特别是《逻辑的起源》，从申报选题到编辑出版，都是他一手办的。他的编辑非常细致，提高了该书的水准。我夸他是“高水平”的编辑。每次商务开选题会，老关都会提前通知我，还提出来“接我”。盛情难却，有一次他还真说服了我，他说已经叫好车去接陈启伟老师，“顺路”把我捎上。这也是唯一一次我到了陈老师家门口，还和陈老师在车上聊了一路。我在清华校园里常常遇到老关，他常在清华图书馆里读书，也在商务在清华设的图书网店看书，我们还在那里喝咖啡聊天。老关稳重，心细，勤勉，很符合人们对他的称呼。我从第一次见面就叫他“老关”，这也是大家对他的亲切称呼。

    总编辑陈小文

    希勇和老关都是比我年轻的编辑，我到商务总会到他们的办公室里坐一坐，聊一聊，要几本书。我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老徐的差不多，都是那种书籍清样“铺天盖地”的样子，这也许就是商务编辑的风格。小文的就不同了，他的办公室整齐宽敞许多，也许是当领导的缘故。小文从商务的普通编辑做到总编辑，我们也交往了30多年，我就多说几句吧。

    今天的商务印书馆是彻底装修过的。我还记得它当初的样子。那时老武的办公室在五楼进口第一间。我到商务总是先到老武的办公室里坐一坐，然后再往里走找别人。第一次见到小文就在那里。那是1990年代初，他刚工作不久，他和老武的办公桌分靠南北墙，二人背对而坐。一开始也就是打个招呼，他话不多，给我的印象是有些腼腆。成为朋友以后，我发现他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当了商务的总编辑以后，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小文勤奋好学，做编辑，也做学术研究。他从北大外哲所毕业，还在职读了法学博士。他知识面很宽，对现象学则关注更多一些。商务的编辑除了做编辑工作，都要做一些研究和翻译工作，小文也不例外。他经常参加学术活动，还做过现象学学会的秘书长，后来因为做商务的纪委书记被要求辞去学会职务。近年来韩水法发起了汉语哲学的讨论，他参加多次。可能是对他的第一印象太深了，我一直觉得他很小：个子小，年龄也小。时间久了我才发现他其实不是那样“小”。他和王博是大学同学，王博高高大大，当了北大校领导。我们在一起时小文会开他玩笑说，来，给老师们倒茶。同学就是同学！

    小文做总编辑以后，显示出领导才能。他的办公室我去过多次，交流很多。老徐去世时，小文知道我和老徐来往最多，让我写一篇纪念老徐的文章。我在文中提到小文让老徐请我吃饭一事。我是实话实说。稿子交给小文以后，他认真修改了几处，这个故事保留下来，他把自己名字删掉了。朋友之间请个客不算什么，我特意提及此事，觉得这一次除了情谊，还显示出周到。疫情期间，我住雅宝路陪老娘，有一天傍晚散步到商务门口，鬼使神差打电话进去，只有小文在。他很高兴，让我到他办公室。很久不见，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给我讲了疫情以来出版业和商务的近况，他是老总，也要视频推书，很是辛苦。我们还聊到一些专业书籍和翻译的事情，涉及一些个人的事情，他是知无不言，但留有分寸，不像我信口开河。

    小文没有做过我的责编，但和我业务往来很多，特别是他当领导之后。他有些像老武，对我的书非常宽容。他对我说过，你的书拿来吧，商务给你出。我翻译的邓·司各特的《第一原理》就是这样转给商务的。我的《逻辑的观念》一书是2000年出版的。大约10年以后，一家出版社提出想出版此书。我找小文商量。他说，不要拿走，还是在商务继续出吧。于是我谢绝了那家出版社。没有想到这本书在商务一拖再拖，到2016年才出版。这期间小文多次对我说过，你又不等着评职称，晚几天没有关系吧。这是玩笑，有些调侃的意味，因为是朋友，因为太熟了，因为情谊在。小文曾告诉我，当时他们在策划几套丛书，涉及选题规划、体例内容等事宜，需要一个整体考虑，所以拖了一些，希望我耐心等待。我了解商务的情况。既然我把商务的编辑当朋友，就只能按照朋友的方式做。在商务出书总是要慢一些的。后来书出了，小文问我满意不满意。我说，书不错，可是6年啊，在一些出版社，一个版权期都过了啊。小文说，你又不缺这俩钱儿。还是玩笑话，还是朋友的方式，还是透着朋友的情谊。

    前两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和几个朋友聊天，他们对我近年来写的一些随笔津津乐道，说可以结集出版。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以“回忆、怀念与思考”为题，整理了一份文字发给小文并附言：“在外边，草拟一个目录，前面只是按记忆列出，都是有文章的。应该好玩，不会言之无物。”小文回复说：“很不错的文集！”“书名能不能改为：大师的传统？把读书与思考放在第一部分，回忆放在第二部分。仅供参考。”学术传统是我近年来常常考虑的东西，也是编书的主旨。小文一下子就抓住要点，也说明对我的了解。这两个建议绝对是专家水准，题目更是画龙点睛。于是就有了《大师的传统》这本书：题目是小文起的，框架是按照他的建议安排的。后来他告诉我，商务的选题当年已经排不上了，建议我把书拿到商务印书馆上海分公司，这样不会耽误出版。他又介绍我和上海的鲍静静总编辑认识，使这本书在2022年上海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出版了。这一次没有玩笑话，走正规程序，但我还是感觉到朋友的方式和情谊。

    我和商务交往几十年，和商务许多编辑成为好友。他们有比我年长的，有比我年轻的，对我多有帮助。《大师的传统》是一本文集，写的是我读书的感想，是我与学界前辈和同学朋友的交往，但是我把纪念徐奕春的一篇也收入其中。我以为，学术的传统，包括大师的传统是多元化的。就思想的传承这一点来说，编辑的工作必不可少，功不可没。我把他们也看作是学术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最初参加商务召开的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的时候，我是小年轻，老徐还在做会务工作。如今开会，我已是老同志了，老关和希勇也都不做会务工作了。去年老关对我说，他马上就退休了，希勇竟然说他也快退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老关告诉我，他把手头与我相关的工作都转给赵星宇，一一做了安排。小赵刚从北大毕业，工作不久，朝气蓬勃。《思想与实在》的样书就是她交到我手上的。年轻一代是新鲜血液，代表着商务的未来，世界的未来。

    在学界，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商务印书馆有口皆碑。在我心中，它是具体的，实在的，活生生的。一提起商务，我就会想到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那座办公楼，我就会想到伯幼、老武、老徐、希勇、老关、小文等众多朋友：他们和我聊天，帮助我出书，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帮助，记录我的进步，给我的生活带来快乐。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