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比人长寿——《选堂文史论苑》的编辑出版

    ■高克勤

    一

    为纪念某人某事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作为学术界出版界的雅事，似乎已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越来越增多的趋势。我最早读到且印象最深的是《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这本文集是1946年出版的，编者是开明书店的老前辈叶圣陶先生。叶先生在序中说：

    学术界有个好风尚，某一位有道饱学的先生逢到整寿，他的友好就各抒心得，写篇论文，集合拢来，算是给他祝寿。祝寿原是世俗的事情，而且关系只限于致祝与被祝的双方；大家写篇论文可不然了，意思自然在阐明学术，论关系和影响又普及到广大的社会：所以说是好风尚。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取义大致相同。虽说开明是书店不是人，即使把书店看作人，他决不至于狂妄到那样地步，自认为有道饱学；可是开明也不敢妄自菲薄，把人比起来，他愿意做一个有志向学的青年。那么，当他二十岁的生日，他的友好各给他一篇论文，鼓励他努力上进，他正该感激兴奋，受之不辞了。……纵使社会环境恶劣，学术空气稀薄，出版条件不佳，真心研究学术的人是决不肯放弃他们的岗位的，如论文集执笔的诸位先生；有心为文化服务的出版家也决不肯忘了他的使命的，如开明。……集中的文篇限于文史的范围，因为开明出版的书大部分属于文史，彼此可以配合，调和。

    这本文集收录九篇论文：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郭绍虞《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王了一《新训诂学》、游国恩《论“陌上桑”》、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翦伯赞《台湾番族考》，共二十余万字，作者皆为当时一流的文史学者，每篇文章都是精心之作。可以说，这本文集为纪念文集的编辑出版树立了一个标杆。叶先生对每篇论文不仅作内容提要，而且言简意赅地作评价，如介绍《中国诗与中国画》：“本文拈出一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之问题。吾国谈艺者常言‘即诗即画’，‘诗画一律’。作者详征细剖，以明中国诗画品评标准似相同而实相反；并借鉴于西方理论及文评，以观会通。”我读到的这本文集是中华书局1985年的再版重排本，责任编辑也是开明书店的老编辑周振甫写了《再版题记》，《中国诗与中国画》用了作者1984年收入《七缀集》中的改定稿。

    二

    我1986年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三十多年来，看到的纪念文集数以百计，几乎没有再见到如《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这样名家名作如此集中的纪念文集；自己经手编辑出版的也有多种，其中复旦大学中文系编《选堂文史论苑——饶宗颐先生任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差堪近之。

    饶宗颐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是当今少有的集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于一身的大学者、大艺术家，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重要作者，当时已经在我社出版了《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梵学集》等著作。1992年11月，他被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允吉老师编了这本纪念文集。陈老师是我的大学老师，与我联系这本文集的出版事宜，得到了我社的同意，并指定由我所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承担编辑出版工作。责任编辑由达世平兄担任，他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比我早进社工作。当时我担任编辑室副主任，责无旁贷地负责起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这本纪念文集共收入文章30篇和《饶宗颐教授简历与学术专著目录》。由于饶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和陈老师的组稿能力，除了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施岳群《在饶宗颐顾问教授聘书颁发仪式上的讲话》一文外，其他29篇文章的作者都是饶先生各个研究领域内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有姜伯勤、钱仲联、程千帆、王运熙、周勋初、王水照、江巨荣、陈尚君、季羡林、邹逸麟、姚楠、王小盾、王尧、荣新江、胡厚宣、杨向奎、李学勤、缪钺、束景南、周绍良、柳存仁、陈允吉、陈应时、陈长林、吴钊、薛永年、李伟铭、单国霖。其中最年长者为时年九十的史学家缪钺（1904年生），最年轻的当属时年三十有四的敦煌学家荣新江（1960年生）。缪钺的论文《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指出：“有两个问题经常困扰中国古代士人的心灵：一是道与势的矛盾；一是求知之难与感知之切。这两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两个‘情结’”，“困扰中国古代士人，在他们心灵中孕育着许多沈忧积愤，于是发抒于文学作品中”，“所以掌握了这两个情结，就可以深入探寻中国古代士人的心态，也是开启中国古典文学深层的钥匙”。荣新江的论文是《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这本文集中专论饶先生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成就的论文还有姜伯勤《从学术源流论饶宗颐先生的治学风格》、陈应时《饶宗颐教授研究敦煌琵琶谱的新记录》、李伟铭《“学者画”议——饶宗颐绘画述略》、单国霖《文心辟画心——评选堂先生之绘画》等。

    饶先生字固庵，号选堂，这本文集收入钱仲联先生为饶先生文录、诗词集作的两篇序《固庵文录序》《选堂诗词集序》。钱先生将饶先生的文章、诗词与王国维、陈寅恪所作相比较，高度评价了饶先生的创作成就。《固庵文录序》云：“余今读选堂饶先生《固庵文录》，乃喟然叹曰：此并世之容甫与观堂也。……今选堂先生之文，既有观堂、寒柳融贯欧亚之长，而其精通梵文，亲履天竺，以深究佛学，则非二家之所能及。至于文章尔雅，二家更将敛手。”《选堂诗词集序》云：“观堂、春柳，我国近世学人通中西之邮以治学者也，余事为诗，亦非墙外。今选堂先生之学，固已奄有二家之长而更博，至于诗，则非二家所能侔矣。”对饶先生其人其作也作了高度评价。尽管自谦“衰年思涩，不复能精心持论”，他还是奉上了精心之作：“适为先室沈氏涉江词作笺，因取其中咏时事者数篇抄呈先生及文苑诸公，以求印可。此元微之所谓直道当时事者，或亦为先生所许乎！”

    各位论文作者都为纪念文集奉上了力作，以示对饶先生的尊重。如李学勤的论文《〈商誓〉篇研究》开篇所言：

    选堂先生治史多年，其识见之卓，著述之丰，久为海内外学界所共仰。今受复旦大学之聘，担任顾问教授，嘉惠学子，确实是值得大家纪念的。蒙复旦中文系诸先生嘱作小文，窃以为选堂先生重视研究上古三代历史，以考古文物与文献记载相印证，沈埋几千年的史实，经选堂先生抉微发覆，得以重白于天下，特就《逸周书》中很少人注意的《商誓》篇略加探讨，以博选堂先生与各位方家一哂。

    季羡林的论文是《唐代的甘蔗种植与制糖术》。其案语云：

    这是我写的《糖史》中的第一编第五章。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我亦不是科学技术史专家；虽有此兴趣，但愧无此能力。我的重点始终是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糖是一种极为重要但又微末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部人类文化交流史，具体而生动，形浅而义深。

    老友饶选堂先生学富五车，兼通中西，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应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计划出版纪念论文集，诚艺坛之盛事，学林之佳话。征稿于予，遂不揣谫陋，以此章应命。其中亦颇涉及中印文化交流。此种研究，中外学者从事者颇不乏人。但多偏重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方面。至于科学史方面，选堂先生曾有论文数篇，极富启发意义，此外则不多见。我之所以从事于此项研究者，亦稍有补苴罅漏之意。

    周绍良的论文《〈洞庭灵姻传〉笺证》篇末识曰：“岁癸酉，欣逢选堂先生喜寿，又适荣任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之聘，谨以此文为贺。”其他如胡厚宣的论文《记故宫博物院新收的两篇甲骨卜辞》、柳存仁的论文《徐神翁与林灵素》、王水照的论文《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论秦观〈千秋岁〉及其和韵词》、陈允吉的论文《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等等，也都是精心之作。

    各位论文作者不仅奉上力作，对出版社的工作也很支持。校样排出来后，陈允吉老师给了我论文作者的联系地址，于是我一一寄上校样请作者审读。有的作者不仅认真审读并及时寄回校样，还给我回信。季羡林先生回信道：“校样有的地方墨色太淡，用放大镜才勉强能辨认，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应通知出版社排字车间一声。”胡厚宣回信说：“寄来《选堂文史论苑》拙文校样，非常感谢！只因日前出差，误了时间，敬请原谅为感！”王尧回信说：“去台访问，讲学三个月，昨日方才返京。清理来信来稿，才读到您寄来的拙稿校样。漏夜审读，纠正了几处误植。兹随函附去。迟了几天，请勿见怪。”邹逸麟回信说：“校样奉上。个别处是这次新加的文字，不影响版面，请与工人打招呼务必补上。校出繁体字歧异处，请对红时注意。谢谢。”季先生、胡先生当时都已八十多岁了。看到作者的回信和审阅的校样，深为他们对学术的认真态度和对出版社工作的支持所感动。

    三

    《选堂文史论苑》的作者中，除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和程千帆、周勋初等几位先生外，大半我都没有见过，如果能有机会见到景仰的学者尤其是饶宗颐先生可以算是一件幸事。

    十多年后，机会来了。2006年12月，我应邀参加香港、潮州两地召开的“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的研讨会由香港大学等九所高校联合主办，参加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0余位学者。在香港中央图书馆还举办了盛大的《走近饶宗颐——饶宗颐教授学艺兼修展览》。潮州市政府还举行了盛大的饶宗颐学术馆新馆落成典礼。饶先生参加了两地的会议和活动，我连续几天瞻仰了饶先生的风采，同时得以结识《选堂文史论苑》中的不少作者，如王尧、邹逸麟、陈应时等先生，并与陈应时先生结伴返沪，得知他从事的是敦煌古谱的研究，堪称绝学。

    《选堂文史论苑》出版后，我与这本文集中的不少作者还保持着联系，请他们继续为我所在的出版社赐稿。2009年年末，我调入上海远东出版社主持工作。在该社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策划出版了“远东精选”等丛书，除了收入远东出版社曾经出版的名家名著外，我还约请了一些当代名家的已刊著作列入其中，其中就有邹逸麟先生1990年在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千古黄河》一书。邹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名家，他用十几万字的篇幅，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地写出二千年来黄河历史，探求河患的根源，并总结古今治河经验。由于该书是在香港印行的繁体字本，大陆读者大多没有见过。我向邹先生提出印行简体字本的建议，他欣然同意，并且又花了几天时间，重新通读一遍，除了改正几个错字和今地的建置外,还补充了一些文字，可以说是原书的修订版了。邹先生为人的谦和与治学的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距这本纪念文集问世已近三十年了，饶先生与文集中一半的论文作者都已离开了我们，责任编辑达世平兄年初也归道山，谨以此文作为对他们的纪念。还是一句老话：书比人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