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红色教育更鲜活更生动更有吸引力

    ■本报记者 张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并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1921年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南湖红船上点燃的革命火种照亮旧中国的沉沉黑夜，从此中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纪元。然而，星星之火是如何点燃的，许多历史背景和细节并不为人所知。

    要用好党史这部教科书，就要在严格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善于采用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使读者特别是年轻人能够产生情感共鸣，让红色教育更鲜活更生动更有吸引力。为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神根、副研究员张倔合作编写了《东方破晓——星星之火是如何点燃的？》（下文简称《东方破晓》），近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出版上市后，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是怎样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挖掘和彰显历史细节的，又是依托哪些“小细节”来讲述哪些“大历史”的？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东方破晓》领衔作者张神根。

    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

    中华读书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或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还是辛亥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提出各自的救国方案。那么，到底是谁最先吹响了我们思想启蒙的号角？

    张神根：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腐朽无能的晚清政府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的打击，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把中华民族推入前所未有的黑暗境地。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提出各自的救国方案并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然而，无论是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地主阶级革新派发起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百日维新，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1911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成立了中华民国。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被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所窃取，虽然挂了个民国的招牌，但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人民的苦难有增无减，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袁世凯上台后，伴随着他颠覆共和、强化独裁、复辟帝制等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在袁世凯的倡导下，清朝的遗老、封建文人推波助澜，组织了“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尊孔文社”等各种名目的团体。他们打着“尊孔”旗号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企图使人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

    与此同时，鬼神之类的歪门邪说广为流行，名目繁多的迷信团体纷纷出笼，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泛滥成灾。封建思想和文化像一张巨大的罗网，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中国坠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

    面对这股封建复古的逆流，有人退缩，有人与其同流，有人感到彷徨。最先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被毛泽东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

    为了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从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先后5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研究日本强盛的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并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持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在上海问世，大张旗鼓宣传民主和科学，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如同一盏信仰之灯，照亮了无数热血青年的救亡图存之路,由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中华读书报：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震荡，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谁最先在中国大地上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的？

    张神根：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新青年》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1919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把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尽管这期“专号”收集的文章研究立场各不相同，但“专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在他亲自撰写的两万多字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这篇文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李大钊相继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阶级竞争与互助》等重要文章，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罗章龙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因研究会发起者和会员大多是北大学生及旁听生，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发起组织了一个群众性团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以团结争取同盟者。李大钊还通过大学课堂和公开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讲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活跃的身影。

    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和培育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缪伯英等一些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大地上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以及先进分子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毛泽东的苦苦探求和艰难抉择

    中华读书报：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苏区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坦承：1918年左右，“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这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在最终选择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也经历过一个苦苦探求和艰难抉择的过程。请您谈谈这个过程的相关细节。

    张神根：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上下求索，一度受到五四前后风行于中国的新村主义影响，试图用“温和”的社会改良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1918年6月下旬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邀请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成立了“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幻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然而，这一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是难以实现的，很快因他们忙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中断。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蔡和森等积极响应蔡元培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求中国的出路，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此后到1919年3月，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组织下，一大批湖南青年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

    在这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人当属李大钊。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工作，他们朝夕相处。李大钊此时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阅读了当时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著名演讲《庶民的胜利》，并阅读了李大钊的另一篇著名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毛泽东这时候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了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在湖南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各阶层人民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成为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时候，毛泽东和当时的许多先进分子一样，选择的仍是温和革命和改良道路，而不主张进行暴力革命。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出版，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9月，毛泽东又接办《新湖南》杂志。他发扬《湘江评论》的风格，宣传革命思想，对张敬尧反动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控诉张敬尧祸湘的罪行，要求撤职惩办张敬尧。毛泽东还组织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不断地向全国各大报纸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由于湖南民众和毛泽东等人坚持不懈的斗争，加上军阀内部的矛盾，1920年6月，张敬尧仓皇逃离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介绍苏俄情况

    的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还多次拜访李大钊，加入了李大钊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还一起讨论了赴俄留学等问题。毛泽东的思想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他一生中发生的重要转折之一。

    1920年7月初，毛泽东回到长沙。驱张以后，他和彭璜等人发起组织湖南自治运动，希望通过人民制宪，实行湖南人民自决自治。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雨上街游行，彭璜等代表向省政府、省议会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湖南人民自治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有些示威者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遭警察制止时发生了争执。事后省议会诬控毛泽东是扯旗事件的策划者，并企图加害于毛泽东。这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自治运动在封建军阀的打压下最终失败了。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心力交瘁，“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他这时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中国，采用温和的“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方式，走政治改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萧子升的回信中坦言，“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而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主张的“温和的革命”，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表示深切的赞同”。

    到1920年冬，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

    中华读书报：上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也是各种新思潮的发源地。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寓所，原本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宅，后来是怎样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之地的？

    张神根：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地点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住宅，原为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宅，人称“柏公馆”。柏文蔚与陈独秀早年都参加过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清王朝被推翻后，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遂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并视为心腹。1920年2月，陈独秀逃离北洋政府控制由北京潜返上海，居无定所，急寻住处。此时柏文蔚恰好另有新居搬离上海，便将这栋宅邸交由陈独秀居住。4月间，陈独秀接受了柏的邀请住进此楼，楼上作为陈独秀夫妇生活起居，楼下作为《新青年》编辑部及会客开会处。

    1920年6月，陈独秀在此寓所里，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早期地下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等人一开始把党称为“社会共产党”，表明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还有争议，陈独秀也犹豫不定。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征求对于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采纳了李大钊的意见，此后不再使用“社会党”的提法了。

    1920年7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陈独秀、李汉俊等坚决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8月的一天，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17人：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南方重镇。上海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是各种新思潮的发源地。上海特有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为革命力量提供了生存缝隙。到五四运动前后，上海培育了一支信仰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队伍，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宣言》未解之谜

    中华读书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由于种种原因，该宣言的中文原件已散失。大家都知道该宣言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但对于执笔人则没有明确。党史界对于谁是执笔人尚有许多争议，有人认为是陈独秀，也有人说是维经斯基，甚至也有人说是李大钊，但都缺乏原始资料佐证，作为党史研究专家，您是怎么认为的？

    张神根：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文原件已散失。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献，是从1956年12月苏共中央移交过来的一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发现的，是一份署名为“Chang”（张）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21年12月10日由英文稿翻译为中文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虽然指出该宣言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但对于执笔人则没有明确。党史界对于谁是执笔人尚有许多争议，有人认为是陈独秀，也有人说是维经斯基，甚至也有人说是李大钊，由于缺乏原始资料佐证，至今没有定论。《中国共产党宣言》原文显然是中文，那么是由谁译成英文呢？是什么时候由谁带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呢？ 由于党的早期资料严重缺失，加上年代久远，已很难查考，这些疑问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作为全书的首篇，编者在译者“Chang”之下加上如下的注：“据初步考证，这个译本可能是参加远东民族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翻译的，而代表团主要成员中姓张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张国焘，一是张太雷，但写这个说明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张太雷，因他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在这个时期他翻译了不少东西。”由此可知，编者倾向于译者是张太雷。

    远东民族会议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为了抵制和对抗九国华盛顿会议瓜分远东而组织召开的大会，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先后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及其他远东国家的代表148人。中国代表有44人，其中中共党员14人、青年团员11人，还有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的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主席团成员。从时间角度来看，张太雷在远东民族会议召开前后这个时间段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而不在苏俄，更不可能参加远东民族会议。因此，这个“Chang”不太可能是张太雷。

    根据译者说明，译者将宣言由英文稿翻译出来后，还提交给出席远东民族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员讨论。那么，译者应该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国焘。据当年的代表调查表记载，张国焘是1921年11月13日到达伊尔库茨克的。后根据莫斯科指示，远东民族会议由伊尔库茨克改在莫斯科举行。据张国焘回忆，他是在1922年初到达莫斯科的。这样可以推测张国焘是在伊尔库茨克期间于1921年12月10日前后翻译这个宣言的。此后，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标明译者是张国焘。

    对于“Chang”到底是张太雷还是张国焘，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党史界仍然有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的《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兼考证〈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一文中，经过详细考证后，认定“把这份宣言英文稿译回中文的不是张国焘，而是张太雷”。

    由于《中国共产党宣言》原件至今没有发现，其作者和译者至今没有明确的定论，这些未解之谜给该宣言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中华读书报：《东方破晓》这本书展现了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风云激荡、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艰难与辉煌的场景，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您对本书的出版上市有着怎样的期待？

    张神根：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诞生，是党百年奋斗征程的起点。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被带回到百年前那个伟大的起点，通过书中的细节去感知和品味过去的历史，感受先驱们忠诚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情怀，感悟中国共产党砥砺奋斗的初心使命，追寻先驱们筚路蓝缕、艰辛求索的奋斗足迹，探寻百年大党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拯救民族于危难的精神密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