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中的人名与国号

    ■陈民镇

    最近，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热映。它的故事原型来自宋元以来的武王伐纣故事，如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再如明代小说《列国志传》和《封神演义》。其中《封神演义》的故事最为完整，影响也最大。《封神演义》是一部极富穿越感的小说，如攻城拔寨之前通常先上“大炮”，书中不但有道士，还有“儒生”。小说中不少虚构人物的人名，如邓婵玉、张桂芳、姜桓楚、黄飞虎、苏全忠等，非先秦时期所能有。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在姓名称谓上也存在与历史背景不合的情形，并直接影响到《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等衍生作品。诸如“姬昌”“姬发”“姜子牙”“苏妲己”“殷商”之类的人名和国号，如若回到殷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之中，均不合当时的称谓习惯。我们自然不必苛责小说与电影，这些看起来不合史实的称谓，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的变迁以及后人对商代历史的重构。

    一、“姬昌”还是“周昌”？“妲己”还是“苏妲己”？

    周文王名姬昌、周武王名姬发、吕望又名姜子牙、妲己全称苏妲己，此类称谓已然深入人心。如若深究，这些称谓实为以讹传讹、积非成是的结果。

    这便涉及先秦的姓氏制度。汉代以来，“姓”和“氏”已然是一回事。但在先秦时期，“姓”和“氏”并不相混，它们的使用场景也完全不同。基本的原则是，男子称氏不称姓，女子则称姓。这本是先秦历史文化的常识，不过今人的姓氏观念以及晚出文献容易给一般读者带来误导，有必要加以辨析。

    关于“姓”“氏”的区别，南宋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比较恰当的归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最初的功能是用来区别血缘和婚姻关系，“氏”则是出身、地位的标志。至于卑贱者，甚至都没有“氏”。

    先秦的“姓”，是一种彰显血缘与部族的标记。“姓”多从女旁，数量也很少，主要是姬、姜、嬴、姒、妫、嬭（芈）、好（子）、妀（己）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而有“同姓不婚”的制度。但当时“同姓不婚”的“姓”，显然不同于今天的“姓”。由于“姓”是用来“别婚姻”的，因此通常冠于女子之名。如春秋时期嫁给曾侯宝的楚国公主，在出土曾国铜器铭文中被称为“加嬭”和“嬭加”，分别是“女子私名/字＋姓”和“姓＋女子私名/字”的形式。“嬭”是楚国王室的姓，在传世文献中写作“芈”，“加”是加嬭的私名/字。此外，女子称谓形式还有“母家氏名/国名＋姓”（如褒姒、齐姜、骊姬、晋姬、秦嬴、陈妫等）、“夫家氏名/国名＋女子姓”（如息妫、秦姬、孔姬、芮姜、江芈等）、“丈夫谥号或本人谥号＋女子姓”（如武姜、文姜、昭姬、共姬、敬嬴、怀嬴等）、“姐妹间的排行＋姓”（如伯姬、孟任、孟姜、仲子、叔姬、季芈等）、“姓+‘氏’”（如姬氏、姜氏、嬴氏）等。总之，在正式的场合中，女子称谓均要冠以“姓”。

    先秦时期与今天的“姓”相当的，是“氏”。“氏”通常与国名、祖先的字或谥号、职官、封邑、居地等有关。如郑国与蔡国都是姬姓，宋国是商人后裔，为子姓，《左传》定公四年称郑文公为“郑捷”、蔡庄公为“蔡甲午”、宋成公为“宋王臣”，均是以国为氏，而不能称他们为“姬捷”“姬甲午”“子王臣”。孔子为宋国后裔，为子姓，“孔”氏来自祖先的字。楚国的屈、景、昭三氏，景氏来自楚景平王的谥号，昭氏来自楚昭王的谥号。卜、祝、乐正、司马、司徒、司空等氏，来自职官。屈完、知罃、羊舌赤、解狐的氏，来自封邑。东门襄仲、北郭佐、南宫敬叔、百里孟明视的氏，则来自居地。总之，男子称谓要冠以“氏”，而不会出现“姓”。

    上述情况，主要体现于两周时期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商代的情况，与两周不尽相同。商代的君主，死后往往称“日名”，如纣王死后称“帝辛”，“辛”取自十天干。商代的女子称名，多是“妇某某”的形式，如著名的“妇好”。不少学者相信，“好”就是商人的“子”姓，商代女子亦称姓。而妇好是武丁之妇，如若“好”即“子”姓，则妇好与武丁同姓，说明当时尚不存在“同姓不婚”的制度。商代铜器铭文还有“妇姒”等记录，也可以作为商代女子称姓的例证。

    在清楚了先秦男子与女子的称谓原则之后，我们再来看殷周之际的历史人物。

    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姬姓，但男子不称姓，因此在先秦时期不会存在“姬昌”“姬发”这样的称谓。李硕先生在《翦商》一书中将文王和武王分别称作“周昌”和“周发”，是“氏名/国名＋姓”的形式，无疑更为严谨。不过“周昌”和“周发”的称谓虽然不误，却也不大符合先秦文献的称谓习惯，在先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周文王多称“文王”“西伯”或“西伯昌”（《封神演义》在“西伯”之后赘加“侯”，亦不确），周武王多称“武王”“发”或“太子发”。至于武王之弟周公，可称“周公旦”或“周公叔旦”，而不应称“姬旦”。

    吕望为姜姓，吕氏，西周建立之后被封于齐，因此在田氏代齐之前，齐国为姜姓之国；田（铜器铭文作“陈”）氏出自陈国，为妫姓，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是妫姓之国。因吕望曾担任“师”之官职，故被称作“师尚父”；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文王认为吕望是自己祖先太公（古公亶父）所企盼的兴周之材，“吾太公望子久矣”，因此称其为“太公望”；因吕望为吕氏，故可称“吕望”“吕尚父”；因被封于齐，故又称“齐太公”，发现于山东省高青陈庄遗址的青铜簋有“祖甲齐公”的铭文，学者相信“祖甲齐公”便是齐太公。此外，传世本以及银雀山汉简本《孙子兵法》还有“吕牙”的称呼。一般认为“尚”是吕望之名，不过“尚”应是“尚（上）父（甫）”的省称，很难说是名。《史记》对“太公望”一名来源的解释，亦不可尽信，“太公”更可能是齐国人对始封之君的尊称，而不是来自古公亶父。崔述、梁玉绳、俞樾等人认为，“望”是吕望之名，当可成立。可见，吕望姜姓，吕氏，名望，曾担任“师”的官职，被尊称为“尚父”“太公”或“齐公”。至于“姜尚”“姜望”或“姜太公”的称谓，并不合乎先秦的称谓原则。吕望“字子牙”的说法更是晚出，“姜子牙”的称谓亦不成立。《武王伐纣平话》又称《吕望兴周》，“吕望”的称谓比较准确；不过在正文中，作者又指出“姓姜名尚，字子牙，号为飞熊”，更多的管吕望叫“姜尚”，则未得其实了。此外，《列国志传》和《封神演义》均称吕望作“姜尚”或“姜子牙”。

    类似的情况还有：禹为姒姓，可称其“夏禹”，而不能称其为“姒禹”，同理，夏桀也不能称“姒桀”；孔子为子姓，但人们通常称其为“孔丘”，而不称其为“子丘”；楚国国君为嬭（芈）姓，熊氏，故只称“熊某某”，而不称“嬭某某”，只有楚国公主之名才冠以“嬭”；屈原嬭姓，屈氏，但不会有人称其为“嬭原”；秦始皇为嬴姓，但他为赵氏，因此《史记》《淮南子》等传世古书以及北大汉简《赵正书》称其为“赵政”，而非“嬴政”。《史记·秦始皇本纪》称“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认为赵氏与秦始皇的出生地有关，《史记索隐》则记载了另一种说法：“一曰秦与赵同祖，以赵城为荣，故姓赵氏。”

    我们再来看“苏妲己”。《国语·晋语一》云：“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先秦古书仅称“妲己”，“有苏”或“苏”为妲己的母家氏名/国名，有苏为己姓之国。《史记·殷本纪·索隐》云：“妲字，己姓也。”据此，妲己为己姓（在铜器铭文中写作“妃”或“妀”），“妲”为其字。“妲己”是典型的“女子私名/字＋姓”称谓形式，类似于前文提到的“加嬭”。如果要加上“苏”，应是“母家氏名/国名＋姓”的称谓形式，作“苏己”，其结构类似于“褒姒”。“苏妲己”则是“母家氏名/国名＋女子私名/字＋姓”的形式，与先秦的女子称谓形式不合。《列国志传》《封神演义》之所以称其为“苏妲己”，恐怕是由于将“妲己”整体视作名字，而不知“己”为妲己之姓。

    郑樵《通志·氏族略》指出：“秦灭六国，子孙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秦灭六国之后，“姓”“氏”合流，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姓氏概念。因此，汉代以来的文献，有时也会出现误用先秦“姓”“氏”概念的做法。如“姬昌”的称谓，较早见于《尚书中候》《雒书灵准听》等汉代纬书，《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封神演义》均作“姬昌”。“姬发”的称谓，较早见于唐代的《隋书·高祖纪》，《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封神演义》均作“姬发”。再如将吕望叫作“姜尚”，较早见于东汉王符的《潜夫论》的《赞学》篇：“文、武师姜尚。”以及《潜叹》篇：“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滨。”除此之外，“姜尚”的称谓便主要见于《封神演义》此类小说了。“姜望”的称谓罕见，见于《隋书·经籍志》。秦始皇被称作“嬴政”，已见于西汉扬雄的《法言》，此后的文献偶尔也会出现。可见，“姬昌”“姬发”“姜尚”“嬴政”之类的称谓虽然也出现于汉代以来的文献，但并不多见。至于“苏妲己”，更是主要见于《列国志传》《封神演义》。汉代以来之所以会发生误用用先秦“姓”“氏”的情形，显然与“姓”“氏”合流的趋势有关。今人的积非成是，《封神演义》等小说及相关影视作品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殷商”与“殷寿”

    《史记》中记录商代历史的篇章叫《殷本纪》，位于河南安阳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被称为“殷墟”，那么“商”和“殷”是何关系？《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的台词“殷商勇士，踏平冀州”，又是否合理呢？

    冯时先生最近在《信史与伪史之间——周人改篡殷号考》（《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从殷墟所出甲骨卜辞看，商人仅以“商”自称其王朝国号，或谓之“商”，或谓之“中商”，或将国号缀以王邑而谓之“大邑商”，却绝不见有称“殷”之例；卜辞及金文中的“衣”原为地名，是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地区，其地建有宣政之宫殿及宗庙，在传世文献中被改写为“殷”，但在武王灭商之前，“衣”始终都没有作为商代国号的情况；商人自称其国号为“商”，并不称“殷”，而“殷”作为周人重新赋予商王朝的国号，其用字实乃出于周人的改篡；这种对商王朝国号的改篡最迟形成于西周的康王时代，原来作为商朝国号的“商”突然被“殷”字所取代，“商”的国号再也没有出现于两周金文史料；“殷”字的本义指人的病势沉重，而周人以人之病重比附商之国势，不仅表明病入膏肓的商王朝必然灭亡的结果，同时更强调了周人代商而终获天命的合法性。周人这种对商王朝国号的改篡，无疑会使他们对商代历史及商王事迹同样进行合乎周人需要的改造。

    从目前的材料看，商人确实只以“商”为国号，而不自称为“殷”。就此而言，“殷商勇士”的说法，以及影片开头写有“殷”字的大旗，都不会在商代出现。影片中“幸哉大商”的说法，则更为合理。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将纣王称作“殷寿”。《史记·殷本纪》载：“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史记集解》引《谥法》：“残义损善曰纣。”据此，“纣”作为纣王的名号，具有贬义。在一些先秦文献中，“纣”写作“受”，二者音近相通。“帝辛”“帝乙”均为日名，相当于庙号，系死后所有，因此并非其生称。电影中纣王叫“殷寿”，不见于古书，但我们不难推知“寿”来自“受”，那么“受”又是如何演变为“寿”的呢？

    《武王伐纣平话》称商汤“顺天革命，改正朔天下，号曰商”，以“商”为国号，这是符合实际的，但同时又出现“殷汤王”“殷纣王”的说法；又称“今殷纣王是帝乙之子，治天下，名曰辛，一名受”，将“辛”和“受”都视作纣王之名，似乎不清楚“辛”是死后的日名；书中还出现了“纣辛闻之”的说法，将“纣辛”整体视作人名，则显然有误了。

    《列国志传》同样指出商朝“国号商”，并称“话说纣王名受辛者，帝乙之幼子，汤王之二十八代孙也”，“帝乙有三子，长曰微子启，次曰微仲衍，皆是庶出，三曰受辛，乃正宫所生”，以“受辛”为纣王之名，同样有误。

    到了《封神演义》，则出现了“纣王，乃帝乙之三子也。帝乙生三子：长曰微子启，次曰微子衍，三曰寿王”的说法，此处“寿王”当即电影中“殷寿”一名的来源了。

    无论是《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殷寿”，还是《封神演义》的“殷郊”（人名出自虚构，《武王伐纣平话》作“殷交”），都是默认商朝的统治者以“殷”为姓。之所以作此处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殷”是后世常见的姓氏。而商朝统治者真正的“姓”应是“子（好）”，相当于周人的“姬”姓。“姬”在汉代以来也是常见的姓氏，因此人们顺理成章地称周文王为“姬昌”，称周武王为“姬发”。而商人子姓，却不见有人称纣王为“子纣”或“子受”，恐怕是由于“子”在后世并非常见的姓氏。因此，后人对先秦“姓”“氏”的混用，标准也并不统一，并非一概在男子之名上冠以先秦之“姓”。

    《史记·殷本纪》将商人的始祖契称为“殷契”，后人推出“殷寿”“殷郊”的称谓，似乎也顺理成章。如果商人以“殷”为国号，按照以国为氏的原则，纣王自可如夏禹、夏桀、周昌那样被称作“殷纣”或“殷受”。但商人实际上以“商”为国号，而不自称“殷”，因此“殷纣”或“殷受”的叫法也便难以成立。诸如“商汤”“商纣”“商受”之类的称谓，则更为合理。

    三、结语

    了解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幕后故事的观众，无疑都会感受到剧组的用心和诚意。剧组的很多举动看似“无用”，如演员甚至要学习甲骨文，这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不由令人心生敬意。《封神演义》本身是一部极富穿越感的小说，融合了各时期人物和历史背景，因此剧组不得不借鉴元明道教水陆画去塑造各路神仙，又吸收商周出土文物的元素去塑造商代社会的服饰和器具。尽管剧组参考了商代的玉人、青铜头盔、青铜礼器等文物，翻阅了大量考古报告，但毕竟商代流传至今的人物形象极少，完全还原商代的服饰和器具显然并不现实。

    至于电影对周文王、周武王、吕望、妲己、纣王等历史人物的称呼，严格来说不尽合理，编剧按理来说也完全可以避免此类问题。不过，电影中的人名实际上因袭自《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等“原著”，若作改动，反而会影响人物设定。

    “姬昌”“姬发”“姜子牙”“苏妲己”“殷寿”之类的人名虽然不符合殷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但以它们为窗口，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的嬗变轨迹。而“殷”“商”之别，已然涉及后人对商代历史的重构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