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以书的名义去生活

    ■王为松

    上海书展如约而来。

    其实，书展是我们的一个念想。

    如今再也不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买一本《简爱》《飘》或者《乔厂长上任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新华书店门口去排队。现在我们需要一本书的话，隔天快递就会送到家门口；如果你在阅读器上可以直接下载的话，一秒钟后就可以阅读了。那为什么还需要书展呢？

    跟上海电影节、上海电视节、上海音乐节是影视迷、乐迷的节日一样，每年总有这么几天的时间，是属于书和读书人的。每年的八月，第二或第三个星期三，一直到下一个星期二，有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去开讲座或者听讲座，谈论书与人，可以放纵一下自己无节制地买书，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以书的名义去生活。

    我们对书展的期待，源自我们对书与阅读的想象。有一天，我路过淮海路国泰电影院，突然想到马路对面的地铁车站里，原先有过一家季风书园。那时候，有事没事，总愿意进去转转。你去了，总能买到一两本自己愿意看的书，或者也许总能碰到一两个自己愿意见到的人。我在那里，就遇到过王元化、李欧梵、孙甘露。人们并不完全是为了买书才去书店，有时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约会地点。去早了，你可以先看看书，不会等得无聊；去晚了，你也不必太焦虑，等你的人正在独自安静地看书。只是，在今天的城市里，还能在一间书店里邂逅要看的书和要见的人，已经有点奢侈了。

    我有过两次奢侈的书店偶遇，一直记得。

    一次是晚上七八点，那时的淮海路还是可以骑车的。我路过沪港三联书店，必定要下车进店转一圈。我径直走向港台版书架，在我前面是一位花白头发的长者正在书架前格外认真地巡看，他身边跟着一位中年人，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保暖杯。

    老人和夜间来到书店的爱书人一样，沉迷于自己的寻找与发现。他像所有老主顾一样，轻轻拍了拍挡在他前面的年轻人，示意要从他身后狭窄的过道上借过。年轻人回过头来，微微一怔，下意识地低唤了一声“汪市长”。正是老市长汪道涵，挂着经典汪氏笑容，摆摆手，算作回应，然后又各不相干地分头找书。

    按说，一位退休的市长自己逛书店，也不算是太过离奇的事情，而我们却乐于说、愿意说这温馨的一幕。

    还有一次，是大年三十的中午快12点，我也是骑车回家，路过绍兴路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书林俱乐部。照例我下车进店转一圈，我要不进来，店里就只有三个营业员在聊天等下班。

    我前脚进，老市长汪道涵先生就和司机后脚也进来了。显然，他跟几位营业员也很熟悉，进来就打招呼：我刚在市里开好团拜会，回去路过这里，看到你们还没打烊，就进来看看，最近进了啥新书吗？

    老营业员答非所问：吃好中饭就关门了，回去过年了。

    三个营业员继续喝茶嗑瓜子，老市长独自在书架前挨个儿看了一遍。

    我也不会忘记，有一天接到电话，汪老亲自开了一批书目，要我们快点配书。等我们把书送过去两三天后，就传来老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事后问：老先生去世前两三天还在看书？ 回答我的是：他一辈子都在看书。

    很多经常逛书店的老读者，可能都会有过与老市长不期而遇的经历。当年的文汇书展每年三月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我们大抵已经记不得自己买过什么书，但在那拥挤不堪的人群中与汪道涵市长擦肩而过的一瞬，则是不会忘记的。

    当然，后来的上海书展中还有很多同样爱书的形象我也都记得。有一年书展暴雨倾盆，我看到八十高龄的沈昌文先生挽着裤管在拥挤而潮湿的展馆里目中无人地前行。有一年烈日当头，陈子善老师满脸通红、不顾发烧四十度高温匆匆赶往下一场活动。中华书局每年把二十四史的新书发布定在书展的中央大厅，连续多年，成为读者期待的一个仪式。海豚出版社与上海书店，每年都把“两海文库”京沪作者的座谈与聚会当做书展的保留节目。

    书展，大约就是一次书店的放大与狂欢。书店，则是永不落幕的微缩书展。“全民阅读”已经连续十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进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已是全社会的共识。光有书，没有阅读，也不成其为书香社会！ 书展，应该不同于其他商品展销时人来人往的热闹，更在于唤起全社会对书香共同体的认同与打造。

    一位出版界资深的学者型官员，在去了几乎全国各地的书展后说，很多省市的书展，人也不少，但跟上海书展相比，很多地方的读者是尽兴而来、空手而归，而上海的读者几乎都是大包小包，不亦乐乎。

    书展也好，买书也罢，在这一周，以书的名义去生活！ 一年一度，这是我们的念想。

    （作者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