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既不愿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也排斥像奈保尔那样心心念念向着“文明的中心”挨近。
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艾略特文集》,由陆建德先生主编并亲自撰文作为导言。陆先生介绍,1922年10月,艾略特非常看重的杂志《标准》创刊。他以主编身份,在首期上刊出《荒原》一诗。这首时人还不大能够接受的长诗大致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死者的葬礼》,开篇的诗行如下: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
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
冬天总使我们感到温暖,把大地覆盖在健忘的雪里…… (汤永宽先生译文)
该诗系艾略特于英格兰肯特郡濒海城镇马盖特修改完成。这位漂洋过海来到英格兰、入籍英国并加入英国国教的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会料到,1968年之夏,一名来自东非的青年也会踏上马盖特海滨,随后定居坎特伯雷。这名青年借文学事业逐渐在异乡安身立命,最终摘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1948—)出生于丁香之国桑给巴尔。十九世纪末,信奉伊斯兰教的桑给巴尔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后于1963年独立。经过一番内乱,桑给巴尔于1964年与坦噶尼喀联合,成立坦桑尼亚共和国。但是,坦桑尼亚政局不稳,暴力事件频频发生;该国仍然维持着与殖民宗主国的关系,未敢脱离英联邦。1960年代古尔纳移民英国,有这特殊的历史背景。
古尔纳迄今发表有十部长篇小说。《朝圣者之路》写于1988年,是其第二部作品。故事主要围绕桑给巴尔青年学生达乌德展开。在经历了1960年代家乡的政治动荡之后,由于其阿拉伯血统及穆斯林身份不容于新政府,达乌德怀揣父母多年积攒下的全部积蓄,只身前往英国避难。这笔积蓄在英国杯水车薪,不久他便辍学,在某家医院当护工勉强度日。他在单位结识了见习护士凯瑟琳——一个白人姑娘,两人发展出一段恋情。其实在凯瑟琳这样的普通英国姑娘身上,并没有所谓的种族歧视。在她的劝导下,达乌德不再隐瞒不堪回首的过去,为她讲述少年时的种种悲痛经历。古尔纳的作品大多具有自传成分,展现了一个个关于身份和移民的故事。不过,对于异乡客达乌德而言,英格兰并非一处“海边”的“天堂”。相反,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无处不在,让他担惊受怕。达乌德手头拮据,捉襟见肘,增加收入的办法就是值一段时间夜班。这是既耗神又无聊的苦差事,但也有好处:他可以得空给形形色色的人“写信”。收信人既有其父母亲友,也有他的偶像、板球明星加利爵士,甚至包括手术室督查所罗门。这些信件基本上可以解读为达乌德的内心独白,因为它们从未送抵邮局;所起的作用,一是纾解他的紧张焦虑,二来使他藉此找到某种精神胜利法,反抗冰冷的外在体制。在向劳埃德交代自己名字的来历时,达乌德曾经解释,Daud一词可追溯至英明的古以色列王大卫(David)——所罗门王之父。但在现实里,所罗门反成了穆斯林版大卫的“领导”。面对从不讲人情、心狠手辣的顶头上司(所罗门自述是退伍的坦克兵,军衔中士),达乌德并不敢违逆冲撞,至多只能“写信”来宣泄一二。
除写信外,达乌德的另一重要精神寄托就是跟踪留意板球赛事。从曼彻斯特的老特拉福德到伦敦的奥弗尔,见诸报端的球赛达乌德几乎一场不落。有意思的是,小说中提及的几场英联邦板球赛,代表昔日宗主国的英格兰队皆告大比分落败,堪称溃不成军,获胜一方则是西印度群岛队(书中出现的双方著名板球手姓名及比分均有案可稽,可见古尔纳做过细致的考据)。按照卡塔的说法,英格兰队简直就是“一群窝囊废”。板球发源于英伦,被誉为高尚的绅士运动,不少英语作品里都有它的身影,而且被赋予了别样的寓意。学会殖民者的体育项目,并在比赛中打败殖民者,这是不少前殖民地引以为傲的事。阿帕杜莱曾精辟地评论道:一方面,作为“英国绅士固有行为的一部分”,在提炼和传达英国精英价值观上,板球比任何形式都更有效。因此,各级殖民官员都不遗余力地推广。他们相信,这项运动不仅能巩固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联系纽带,而且可以改造当地人“无力、懒散、衰弱的习性”。另一方面,为了组织一支能够与英国人抗衡的球队,板球出乎意料地聚合了各个不同的族群,成了国家概念构建进程中的重要因素,由此形成了一对有趣的矛盾和悖论。
板球如此,语言亦然。虽然作品夹杂着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等词汇,但古尔纳主要的写作语言仍是英语。在遭到市民们的羞辱和光头党的驱赶时,达乌德回击的利器之一是英语中的“精华所在”,而非与生俱来的乡音。比古尔纳年长十岁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出于反殖民书写的考虑,晚期作品常用基库尤语这一部落语言写成。在本书中,古尔纳通过卡塔的英国文学老师评价恩古吉是“激进分子”,而“那个奈保尔脑子有毛病”。可以说,古尔纳既不愿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也排斥像奈保尔那样心心念念向着“文明的中心”挨近。
达乌德向凯瑟琳坦承,自己其实是非法移民,走的是伪造护照和行贿的路子。但也有人拿着公帑堂而皇之来来去去,眼里只有一己私欲,毫不顾及公利,其代表人物就是卡塔。跟达乌德不同,卡塔来自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家境殷实;此行来英国攻读硕士,研究“基督教对非洲社会的影响”,期限一年,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出资。原本他理应好好珍惜机会做些学问,可卡塔一到英国就心猿意马,根本没那个心思。在他看来,政府派他留学,无非“学一门狗屁课程,让几个英国讲师有口饭吃”。他打发时光的方式,不是病态地在乎穿着打扮,就是和一众异性厮混。第一次登门,卡塔就勾搭上了达乌德的德国女友玛丽。其后又将荷兰美女罗莎揽入怀中,引以为向“哥们儿”炫耀的资本。回国在即,学位考试吃紧,卡塔别出心裁,通过做爱的方式把导师海伦搞定。他一边不知廉耻地向达乌德吹嘘自己行人事的功夫,一边反咬一口,将海伦等英国女性贬为饥渴难耐的梦淫女妖。和出手大方的卡塔相比,有时达乌德三餐都难以为继。劳埃德适时出现,拿来一袋袋食品。对于这番略带施舍意味的接济,达乌德总心存芥蒂。对此,卡塔倒看得相当通透。既然来了,吃喝就得英国佬买单:“吸他们的血,要他们为罪恶历史付出代价”,不必觉得不好意思。一年转眼即逝;归国之际,卡塔向达乌德透露已在教育部门谋得职位。虽比不上油水更多的商贸部,但也“分了套房,拿了笔车贷,领取高额薪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卡塔这样的留学生,即便学成回国,也很难“大有补于全国同胞”(林觉民语)。在为《非洲文学批评史稿》所写序言中,陆建德先生提醒我们,奈保尔曾在《河湾》《非洲的假面剧》等著作里讽刺过一些非洲裔留洋学生。他们或高谈阔论,或汲汲于功名利禄,无法真正造福非洲。“总是以受害者自居,就难以直面自身的痼疾”。
本书书名原文Pilgrims Way,容易让人联想到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在《朝圣者之路》中,Pilgrims Way是一处路名,道路尽头坐落着坎特伯雷大教堂——英国国教的圣地。可能出于宗教原因,达乌德之前从未涉足大教堂。在小说末尾,他终于接受凯瑟琳建议,入内游览参观。优雅庄严的大教堂令达乌德顿悟,实现了精神洗礼:尽管他是个地位卑微的护工,但并非无足轻重。磨难与艰辛赋予了移民族群勇敢生活下去的力量。同时他意识到,自己无法重回过去;历历往事正变得扭曲畸形,成了他的心理负累。而要改变作为异乡客的命运,就必须突破自身局限,不断探寻未知世界——正是同样的渴望把全体朝圣者联结在了一起。
附记:2023年春夏之际,笔者途经上海——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之一。在搜索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时,发现附近几条道路均以花卉命名:迎春、含笑、合欢、丁香,不觉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