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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两大翻译者之一，也是厦门大学百年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2019年6月，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全面展示王亚南在传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在经济学和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厦门大学决定编纂、出版《王亚南全集》。
为此，由学校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成立了《王亚南全集》编纂委员会；同时成立《王亚南全集》编辑部，组织一支专业队伍具体负责《王亚南全集》的整理、编校工作，《王亚南全集》的出版任务自然也就落在了厦门大学出版社身上。
接到这项艰巨的出版任务，我们可以说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学校把这项献礼百年校庆的重大出版工程交给我们，无疑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和支持；忐忑的是，王亚南著作等身，贡献卓著，在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名气又这么大，要出版他的全集绝非易事，如此重大的出版工程，厦大社能否圆满完成？
2019年7月1日，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学校召开了《王亚南全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王亚南全集》的编纂工作。厦大出版社也紧急行动起来，一方面派出时任总编辑和资深经管编辑，加盟《王亚南全集》编辑部，和校勘专家们一起，全程参与全集的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另一方面在社内组建了一支由编辑、校对、印务、美编等骨干组成的专业队伍，全方位对接编辑部的工作，并在工作量考核等方面给予倾斜，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完成。
“急难”与“险重”
知道《王亚南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会很难，但究竟有多难我们心里并没有底。等到编纂、出版工作启动后，我们才发现它不仅难，而且堪称“急难”与“险重”。
一是“急”，即任务急。从2019年“七一”到2021年4月厦大百年校庆，满打满算只有一年九个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初见成效”，完成三分之一的出版任务，即出版第1至第7卷，可以说并非易事；而要在四年时间“大见成效”、完成全部20卷的出版任务，更是相当不易。要知道，《李达全集》的编纂出版可是花费了近十年时间才大功告成的。
二是“难”，即整理、编校难。王亚南一生笔耕不辍，有著作、译作数十部，论文数百篇，虽然上世纪80年代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过《王亚南文集》（五卷本），但收录的著作、文章大约只占王亚南一生著述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的著作、文章未能收录，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全部译著和大部分学术著作、论文；此外还有大量的讲稿、报告、随笔、书信、日记等从未整理过。这些作品散见于报纸杂志，其中大量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期刊、丛书，可以想象其搜集、整理的难度之大。而厦大社之前出版的大型文献多为影印版，需要重排的文字数量不大，可王亚南的论著不仅体量大，而且年代久、缺失多，尤其是那些民国时期出版的作品，多数是繁体字且是竖版，既要繁改简，又要竖改横，给排版带来了很大困难。
三是“险”，即风险大。王亚南的著述跨越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运动频繁，作者的不少论述也不能不带有当时历史的痕迹，包括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如何在保持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处理好这些问题，对全集的编纂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四是“重”，即工作艰巨繁重。就拿排校工作来说，虽然有繁简转化软件，但错误率太高，因此不敢使用，排校人员只好逐字手工输入，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工作量；那些年代久远、字迹漫漶不清甚至残缺的繁体字，更是让排版人员叫苦不迭，社里连续找了好几家排版公司，才算把排版的活安排下去。由于排版人员对繁体字不熟悉，排出来的稿子差错率较高，给后续的校对、校勘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担任原文初校的编辑，面对着满是差错的校样和字迹模糊的原文，经常感到十分无奈，不知如何下手。
面对全集编校“急难险重”的状况，出版社领导一方面和编辑部的校勘专家们密切配合，经过半年多的辛勤查询和四处搜集，把王亚南公开发表的一千多万字的著述，包括30多部著作、译作和400多篇文章基本搜集到位，为后续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经过多次反复认真讨论，并吸收其他出版单位编纂全集的经验和做法，制定了详细的《王亚南全集》编纂体例（共14条），以保证整个编校流程的统一性和可靠性，使整个编校、整理和出版工作有章可循、有例可依。另一方面动员社内外各种资源，物色最好的排版公司，使用全社校对水平最高的文字编辑，将书稿交给厦门最有经验的精装书印刷单位，终于赶在厦大百年校庆前完成了《王亚南全集》第1至第7卷（著作卷）的出版任务。
“痛并快乐着”
初战告捷，厦大社再接再厉，和编辑部的专家们一起，用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出版任务。到2022年12月，《王亚南全集》第8至第15卷（译作卷）和第16至第19卷（文章卷）顺利出版。最后，集中半年时间，完成了《王亚南全集》最后一卷——第二十卷（综合卷）的艰巨出版任务，为这套20卷本的全集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回想《王亚南全集》编纂、出版的1400多个日夜，参与其中的同事们和编辑部的校勘专家们一样，时时都有“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在收集、整理之初，大家根据前人的数据，得知王亚南一生发表了340多篇文章；后来大家又从各个渠道找到了100多篇已发表的王亚南原作品目录中没有的文章，包括王亚南在大学时代发表的10篇习作，其中还有他一生中发表的唯一一篇短篇小说。
编校之初，大家都缺乏经验。社里的文编们抱着《现代汉语词典》《通用规范汉字字典》，翻阅着“异体字表”，一个字一个字地“硬啃”。编校中虽然有“编纂体例”可以遵循，但仍有许多例外情况需要不断切磋商讨。有时为了商讨出一个较合理的方案或解决办法，或为了勘正原文中的某一处差错，或为了使编者说明和题注更言简意赅，大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在达成一致意见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后，大家也就平心静气、如释重负。
王亚南在不同年代写的书信和访缅期间写的日记均为手写稿，因为字迹潦草，校勘、排版的困难更大，往往校一个字得掂量半天，甚至需要几个人一起讨论才能向前推进。尽管辨识、校勘的过程很辛苦，但每当一个模糊不清、潦草难辨的文字被个人或集体“破译”时，大家又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并给予对方以鼓励和赞扬。
王亚南1946年于《每日论坛》发表的《留给中大经济学系同学一封公开的信》，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不仅记载着中山大学的抗战历史，饱含着中大师生的深厚情谊，而且阐述了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自学精神和自学方法。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对这封信的准确出处并不清楚，以致“以讹传讹”。为了找寻其准确出处，编辑部同仁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广东坪石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到广东省档案馆，乃至全国各地图书馆。然而，一封封咨询邮件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就在大家“踏破铁鞋无觅处”之际，中山大学出版社同仁来厦大社交流百年校庆图书出版经验，来访的人员中有位图书馆的老师，于是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在中大馆藏缩微胶卷中查到了这封信的出处。
虽然较早就开始征集照片，但因这部分内容安排在第二十卷（最后一卷），直到看终校样时才发现王亚南与学生的合影都是经济系的学生，作为综合性大学的校长没有和理工科学生的合影似乎不够“综合”。可此时书稿即将付印，如果再向全校征集，怕时间不允许。厦大社原总编建议从化学化工学院在厦大社出版的院史里查。作为厦门大学的重点学科，王校长应该会有和化学系学生的合影。果然，在化学化工学院90年院庆纪念册中找到了一张王亚南、卢嘉锡（时任校长助理）与化学系研究生的毕业合影。这张照片除了弥补空白还有特别意义，几位毕业生中的张乾二同学后来也成为中科院院士，从校长到校长助理再到学生，厦大的优良学风在代际间得到了完美的传承。
喜悦与欣慰
编纂、出版《王亚南全集》，无论是对厦门大学还是厦大出版社，乃至中国经济学界，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对厦门大学而言，它既是厦大献礼百年校庆的重大工程，也是厦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建设发展的重大项目。编纂、出版《王亚南全集》，对于发掘、研究王亚南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弘扬王亚南的科学精神，对于厦门大学文科在新时代组织大项目、开展大协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厦大出版社来说，它是厦大社建社以来出版的体量最大的一套全集，也是耗时最长的一项出版工程。出版《王亚南全集》，不仅使参与编纂、出版工作的编辑、校对、印务人员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提高了大家的业务水平，培养了一支“敢打、能打硬仗”的队伍，而且使大家对王亚南的学术成就和他对厦门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所做的贡献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和爱生如子的教育家情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升了大家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和专业素养。
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王亚南全集》的出版同样意义非凡。20卷本《王亚南全集》分量非同一般，其编纂、出版对于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2019年7月到2023年6月，在经历了整整四年的不懈努力之后，在奋战了一千四百多个日夜夜之后，在克服了疫情期间的种种困难之后，当我们看着眼前排列整齐、油墨飘香的20卷本《王亚南全集》，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
作为厦大出版人，我们为能参与这样一项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社会效益的出版工程而感到无比喜悦和欣慰。
（本文作者宋文艳、郑文礼分别系厦门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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